一片“男海”的蔡英文新内阁名单：消失的女性是偶然？还是必然？

蔡英文总统在她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说道：“国家的光荣感，生死与共的共同体，这一段记忆，将会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团结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现场，有许多各国使节代表，而且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许多国家，也都在关心台湾。”

她所指的，虽是防疫，但也是任何一项台湾人共创的难忘经验，包含我们在追求性别平等道路上的一次次突破。

我不禁回想起一段与办公室同事的对话。那是在今年初，总统、副总统暨立法委员改选后没多久，全世界真的都在关心台湾——看我们再度选出一位女性总统，以及超过四成的女性立委。那时候的我，也曾体会“国家的光荣感”。

同事问我：“可以帮我查一下立委改选后的性别比例吗？女性立委比例应该比上一届高吧？”我点点头，连忙在网路上搜寻数字。“顺便也给我一份内阁性别比例好了！”他又说。我抬头望着他，小小声地说：“应该很低”，便又回去找数据。我把两份数据给了他，他看了一下，收起立委那份，把内阁那份还给我，说了声“谢谢”。

几个月后，那份被退回的数据终于有机会被全面翻新。结果出炉，却是一份男女比例更为悬殊的“男海”名单——女性阁员比例仅有 4.76%。这份名单立即受到妇权团体的挞伐，却也引起网路上许多人以“用人唯才，无关性别”为由，大力声援。

面对这份吵得沸沸扬扬的内阁名单，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内阁性别比例悬殊与性别平等到底何干？或许可以顺着以下脉络来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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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唯才”是社会共识，但“才能”往往沦为合理化性别失衡的说词

首先，或许可以先谈谈大家的共识。

支持新内阁名单者，无非是肯定这些人的能力，强调的是“用人唯才，无关性别，这份名单只是恰好几乎都是男性”，他们看的，是名单上的人；而不支持者，也完全不否认能力的必要性，他们只是认为，这份名单可以更具性别意识，更反映社会组成，更正视政府作为人民表率的职责，他们看的，更是名单以外的人。尽管聚焦的方向不同，“用人唯才”其实是双方的交集。

也就是说，对名单提出质疑与抗议者，无意否定名单上某个人的才能，而是对整体呈现的性别悬殊比例感到不满。他们在意的，是这份名单呈现的情况——当前政府的金字塔顶端仍由男性占多数，而这些人并非经由人民直选，是执政高层筛选后的结果，是人为的。他们拒绝的，是用一句简单的“用人唯才”，否定女性的才能、忽视女性面临的困境。

我们无从得知女性在名单中消失，是一开始便不在，还是在遴选过程中遭剔除，但能力绝非女性所缺乏的，否则公务人员的性别比不会是近乎 1:1，女性立委的比例不会超过四成、女性直辖市及县市长，以及女性市议员的比例不会都超过三成。否则，连任的蔡总统，不会得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票。

如同妇女新知基金会指出：“拔擢人才时，‘性别’与‘能力’的论战，往往是用来合理化性别失衡时的遮羞布。”有才与否，不该是争论的主轴，一味强调名单上由男性霸占只是“恰好”，更是严重忽略了能力以外的事，包含机会、经验与社会期待。

悬殊的性别参政比例背后，是女性就业的艰辛

如果能力并非症结，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女性在名单上消失？或许，我们可以透过几个数字来思考。

首先，是劳动参与率。2018 年，未婚男性的劳参率为 68.51%，略高于女性的 63.56%。然而，在有配偶或同居者的劳参率中，男性为 68.28%，女性则为 49.27%，两者差距高达 19.01%。

其次，是结婚离职率。2016 年，15 至 64 岁的女性结婚离职率为 29.92%，其中仅有约半数女性复职，且平均复职间隔为 6 年 1 个月。

第三，是生育离职率。2016 年，曾因生育第一胎而离职的者有 79.4 万人，离职率为 24.99%；曾因生育而离职者有 90.9 万人，复职率仅为 55.57%，且平均复职间隔为 5 年 5 个月。

第四，是就职意愿。2016 年 5 月，在 15 至 64 岁的女性中，除了未婚者外，“做家事”是她们无就业意愿的主因，包含 52.96% 的有配偶或同居者、 30.16% 的离婚或分居者及 41.32% 的丧偶者。此外，有配偶或同居者，且有未满 6 岁子女的女性中，有 85.25% 的人表示因为“需照顾子女”而无就业意愿；但对有配偶或同居者的男性而言，因同样理由而无就业意愿者仅 0.29%。

第五，是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的申请比例。自 2009 年实施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至 2018 年底，女性申请者占总数的 83.34%，男性则只占 16.66%。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婚育是影响女性就业的原因之一，而其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当女性在升迁名单上消失，有可能是因为她真的在职场上消失了；当女性被认为经验不足，有可能是因为她有 5 至 6 年的经验，是填在履历表的“照顾孩子”那栏；当女性被以“她说过没意愿”而遭删除于重要职位上，有可能是因为另一伴的就业意愿，比她的更重要。

内阁性别比例的数字只是表象，更重要的，是数字背后的失衡原因，我们看见了没？

520 行政院长苏贞昌主持行政院院会。图片｜行政院

迈向更好的国家，政府应该扛起形塑性平风气的责任

这份性别失衡的阁员名单，是一个社会现象的缩影，也是一个社会现实的扭曲——它呈现的，是男性占多数的领导阶层；它扭曲的，是社会中真正的男女比例。当政府作为人民的表率，作为社会改革的推手，内阁成员便具有示范性的作用。他们是典范，是楷模，无论作为个体或集体，他们是担负教育意义、形塑社会风气的少数。

所以，政府应该更为严谨地看待内阁组成所释放的性别资讯，以及对性别意识能产生的后续影响。

比方说，以家庭为由请辞的文化部长郑丽君，她所释放的讯息可以被解读为个人的选择，也可以是“女性担任家庭照顾者”的结构性处境。与其让结构性歧视的问题被放大，若是政府愿意，也敢于提供更好的支持网络，让一个有能力的女性，也可以找到方法去支持家庭，是不是能传递更为正面的讯息？

同理，当内阁进行全面改组，政府可以做的，是透过提高女性阁员的比例，带头营造一个性别平等的风气，让女性参政“不再难得”，女性阁员并非“万中选一”，去破除“女性－家庭”的歧视性性别连结，传达政府积极确保女性能放心上班的讯息。女性的能力，无庸置疑，而我们谈到的机会、经验与意愿，更是需要女性进入决策高层，去扭转社会的观念、改变不友善的制度、实现女性的期盼。

蔡总统说：“一个更好的国家，政府必须要担起更多的责任”，而一份看得到推动性别平等决心与诚意的名单，便是这样的责任。唯有如此，郑部长的离开，才可以真的是一个自主的选择，不会觉得是女性的可惜，并且，对男性阁员来说，也很自然、平常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