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四岁的我的母亲，那样需要丈夫的姓氏做为标记；三十二岁的我的学生，保全的不只是姓氏，更是一个完整的自己。
文｜张曼娟
女人的姓氏
发现母亲忘记自己名字怎么写的那一天，我真的陷入前所未有的惊惶里。然而，没有可以求援的对象，也没有软弱时的倚靠，也就迅速坚强起来，开始思考能够做些什么。
首先，找到一枝好写的笔，接着就去买小学生用的生字练习簿，让母亲每天练习写字。刚开始，她连拿笔都那么吃力，前一年发生的小中风压迫到视神经，损害了视力，加上无法控制的手抖，她好几次想要放弃。我就像哄小孩那样的哄着母亲，称赞她的字写得好整齐，鼓励她写完一行再多写一行，先从简单的字开始，像是“山水日月”、“生日快乐”、“春夏秋冬”⋯⋯我先把字写在每一行的最上面一格，再让母亲一笔一画照着写，彷佛她是我初初学写字的孩子。
有时候，她写着写着就写成了隔壁一行的字，有时候会突然创造出新的字，我总是对她说：“没关系喔，你已经写得很好了，今天比昨天更好，真是太棒了。”我是个永远不会发火、永远不失去耐心的“家长”。
这样的书写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便写下她的名字，让她练习。那一天，我下班回家，印籍看护阿妮告诉我：“奶奶说她不要写这个名字，这不是她的名字。”母亲闹闹小别扭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我拿着生字簿到她面前问她：“怎么不练习自己的名字？是不是太难写啦？”母亲的名字是“郑凤莲”，这三个字确实不太好写。母亲看着生字簿又看着我，她说：“我叫张郑凤莲。”
我笑起来，对她说：“我们只要写三个字，不是很好吗？”
“不好。大家都知道我是张郑凤莲，没人知道郑凤莲是谁。”
就在那一刻，我恍然明白了，母亲冠夫姓已有六十年，她只认识冠夫姓的自己；去掉丈夫的姓氏，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默默走回桌边，拿起笔重新写下“张郑凤莲”四个字，对母亲来说，这才是完整的她。哪怕八十四岁的她已经罹患失智症，常常陷在时间与空间的迷障中，也渐渐无法知晓自己吃过饭了没有，却还那么清楚的记得她是妻子，与丈夫是密不可分的。记得，并且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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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几年前，好友结婚之后搬到了东部居住，在没有手机与网路的年代，我们依旧用通信的方式保持联络。当她在陌生的城镇安顿下来，便写了信给我报平安，我也写信给她，并在信封上写下了她的夫姓。她回信告诉我新的生活，说后院的芒果树结了许多果实，最后的P.S.写道：“我比较喜欢自己的姓，别再帮我冠夫姓喽。”我忍不住笑了，
意识到时代已经不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为任何一位已婚女性朋友冠夫姓了。我知道，她们觉得自己已经完整，不需要因为婚姻或丈夫，而添加新的姓氏。
一九九七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初来乍到，有很多的不适应和焦虑，因为诸多待办手续，我常常得和行政人员交涉，有位年龄与我相仿的祕书，给了我很多表格，我几乎每天都在和那些英文表格奋战。而更加困扰的却是祕书对我的态度，虽然每次见面我总是用生硬的广东话跟她问好，每天“唔该”（不好意思）、“唔该”的，她还是没给我好脸色。
有一次，研究助理陪我去办事，走出来的时候她说：“唉呀，老师啊，怪不得她都跟人家说你不尊重她，你怎么叫她吴小姐？应该叫她陈太啊！”
香港职业妇女依然冠夫姓，并以夫姓为荣。这件事让我感到惊奇，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如此失礼。从那以后，我每次见她都热烈招呼：“陈太你好。”她终于展露灿烂的笑颜。
前些年我在大学教书时，遇见一对班对，他们相恋十几年，历经许多考验，终于举办了浪漫美丽的婚礼。我很荣幸的担任证婚人，眼看着他们的成长，分享着他们的人生故事，感觉就像是家人一般亲近。参加婚礼不久我出了新书，新娘照例会买书，表示支持；我也总会签名赠书，表达我们的情感深厚。要题名的时候，我稍稍想了一下，以往都是签给新娘一个人的，可是他们现在是夫妻，如果不题上新郎的名字，就好像是两人迎面而来，我只跟一个人打招呼，却忽略另一个，很怕自己又失礼了，于是，我题上了他们俩的名字。
新娘看见题辞，微微蹙了蹙眉，欲言又止，沉吟了半天才说：“老师，以后可以签我一个人的名字吗？我想拥有自己的藏书，像以前一样。”说真的，这样的要求有什么不应该吗？为什么结了婚之后，就要与丈夫分享自己的一切？我的心中是理解的，也是赞许的，却还是留意了站在一旁的新郎的表情。如果在过去，丈夫听到妻子说这样的话，绝大部分都会很不开心吧？
而这个丈夫只是像平常那样的微笑着。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成为夫妻──妻子想要保持自身的完整，而丈夫愿意帮助妻子成为她自己，做为一种爱的宣示。
八十四岁的我的母亲，那样需要丈夫的姓氏做为标记；三十二岁的我的学生，保全的不只是姓氏，更是一个完整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