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讨这个恶名昭彰的议题,我们首先必须允许自己承认偷情可以是多么诱人又令人兴奋的事情,特别是在经历了几年的婚姻生活以及生养了一、两个孩子之后。在我们将偷情贴上“错误”的标签之前,必须先承认这种行为也经常能够为人带来极度的兴奋--至少短时间内是如此。

且让我们再来想像另一个情境。吉姆在办公室里面试一件美术设计工作的外包人员。他已经面试了几个小时,见过了一连串蓄着山羊胡的年轻人。这时候,终于剩下最后一人。最后的这位应征者名叫瑞秋,二十五岁(吉姆已年近四十,对于人生有时而尽已开始有强烈的感受),穿着牛仔裤、运动鞋和一件深绿色的 V 领毛衣,没有多余的饰品,令人忍不住注意她那显得相当中性的上半身。他们谈论了印刷费用、页边留白、纸张重量与字体--不过,吉姆的心思早已飘到了别的地方去。任何一个男人看见这个充满青春、健康与活力的身影,若是不为所动,其心智状态就不免令人担忧了。

美丽的超级名模总是态度阴沉,有些胸怀抱负而且头脑聪明的年轻女子则是对自己的美貌感到厌恶,只要发现别人感兴趣的对象是她们的身材而不是才智,就不禁有受到冒犯的感觉。不过,瑞秋完全没有这些毛病。她散发出一股天真无邪的热情,彷佛抚养她长大的是一对慈爱年老的父母,住在偏远的农场上,从来没有看过电视,也不曾上过中学。

若把吉姆想要的东西称为“上床”,对于他内心那种兴奋情绪的源头未免描述得太过简略。在这个情况下,古英语的“know”一词实是异常贴切,(译注:“know”除了有认识、了解、体验等意思之外,在古英语中也可用来指称与人发生性关系。)因为瑞秋确实引发了吉姆“了解”她的渴望--不但想要亲近她的大腿、脚踝与颈项,也想知道她喜欢穿哪些衣服、书架上摆了些什么书、她的头发在冲澡过后会散发出什么样的气味、她小时候的个性,以及她与朋友私下交换的祕密。

尽管吉姆的人生向来平淡无奇,这次命运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转折。在瑞秋完成了那件案子的几个月后,吉姆奉派前往布里斯托出差两天一夜,到 M4 高速公路旁的一家假日饭店参加公司客户的颁奖典礼--结果在抵达饭店那座莱姆绿色调的门厅之际,发现瑞秋刚好也在那里。她早已忘了他,但经过他的提醒之后,她随即展现了一贯的热情,也随即接受他的提议,同意在典礼结束后和他在酒吧见面。如同初次杀人的罪犯,凭着直觉就懂得如何在尸袋里安置石头,吉姆也立刻寄了一封电子邮件给黛西,向她和他们的两名子女道晚安,同时预告他晚上恐怕没有机会像以往出差一样打电话回家,因为今晚的典礼看来似乎没完没了。

午夜时分,他们在几乎空无一人的酒吧里共同喝了一杯酒。吉姆的调情精确又有效。中年已婚男人一旦想要引诱其他女人,总是显得极为大胆。不过,这种大胆的表现绝不应与自信混为一谈:这是一种对死亡的恐惧,从而认知到自己可能不会再有多少机会享受这样的时刻。正是这样的认知为吉姆带来了一股动力,推着他做出自己以前从来不敢做的行为--在他还年轻单身的时候,人生犹如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宽广道路,所以当时的他还有害羞矜持的本钱。

他们在通往电梯的走廊上初次接吻。他把她压在墙上,旁边悬挂着一张广告海报,宣传着家庭住宿优惠方案,儿童在星期日上午可享有免费早午餐。她的舌头热切地回应着他,身体也不断推向他。这一刻随即跻身为吉姆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刻之一。

他从布里斯托返家之后,生活仍然一如往常。他和黛西将孩子送上床,出外吃晚餐,讨论该不该买新的烤箱,不时拌拌嘴,也一样极少行房。

当然,吉姆以谎言掩盖了自己的艳遇。我们生活在一个注重道德的时代。这个时代对我们在婚前的所作所为相当宽容,但在婚后就严格禁止我们逾越规矩。新闻经常报导足球明星与政治人物不检点的性生活,而读者针对这些报导提出的评论,也反映了别人会怎么看待吉姆的行为。他会被指责为骗子、人渣、猪狗不如的鼠辈。

吉姆对这些标签感到惊恐不已;但另一方面,他也不禁纳闷自己为何应该屈服于这种廉价的道德规范。我们也许可以探讨一下这种怀疑心态。暂且让我们采取这种观点:吉姆与瑞秋之间发生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不对的地方。既然这么说了,姑且再更进一步,推翻一般人对于偷情行为的判决,而指出真正的错误也许在于这种行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在于缺乏偏离正轨的渴望。这种现象不仅怪异,更是彻底错误,因为这种情形不仅不理性,也违背自然。完全拒绝思考偷情的可能性,显然代表了想像力的彻底失败,有如铁石心肠般地无视于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命只有如此短暂,同时也鲁莽漠视了我们身体的肉欲现实,更否定了那股我们应当有权任由其凌驾于理性之上的力量:这股力量可能由各式各样的情欲触媒所激发,包括在会议桌下互相缠绕手指以及在餐厅用餐时偷偷将膝盖靠在一起的举动,或是高跟鞋与洁净的蓝色衬衫、灰色棉质内衣与莱卡短裤、光滑的大腿与肌肉健壮的小腿--每一项都是感官的最高享受,与阿兰布拉宫(Alhambra)的拼贴磁砖或巴哈的 B 小调弥撒一样值得崇敬。排拒这些诱惑的行为本身难道不算是一种背叛?我们有可能信任一个对于不忠从来不曾有过任何兴趣的人吗?

因为伴侣的背叛行为而生气的人,其实是回避了一项可悲的基本真理:没有人能够是另一个人的一切。

 

 

 

 

 

偷情的过去与现在



“遭背叛”的伴侣不肯以保有尊严的方式,优雅而哀伤地接受这个令人害怕的想法,而是经常在社会的鼓励下指控“背叛人”的伴侣对自己有所不满是道德上的错误行为。不过,真正的问题其实出在现代婚姻制度的精神上,因为现代婚姻观念所怀有的期望完全不合理,坚持认定一个人可以在情感与性方面满足另一人的所有需求,而且是永久如此。

若是后退一步来看,即可发现现代婚姻制度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项基本信条:现代婚姻制度认为我们在爱情、性与家庭方面的一切欲望,都必须由同一个人满足。

从来没有其他社会对于婚姻制度采取如此严厉的态度,或是抱持如此高的希望;因此,也从来没有其他社会对婚姻制度失望如此之深。

过去的社会较为明智,将爱情、性与家庭这三种非常不同的需求划分开来,并且各自独立。举例而言,十二世纪的普罗旺斯吟游诗人是浪漫爱情的专家。他们深知看见一个优美的身影所可能引起的痛苦,也知道与心仪的对象会面之前那种辗转反侧的焦虑感受,更懂得短短几句话或是一个注目的眼神可能让人多么心花怒放。不过,他们完全无意将这些备受珍视的深刻情感和其他平行的实用意图连结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们丝毫不考虑和自己如此热烈爱慕的对象共组家庭,或甚至共享鱼水之欢。

十八世纪初的巴黎浪荡主义者也同样投入,但他们投入的对象是性,而不是浪漫的爱情:他们崇尚初次为爱人解开钮扣所感到的欣喜、在烛光下探索彼此身体的兴奋感受,以及在弥撒上暗中引诱别人的刺激感。不过,这些情欲探险家也懂得:这种快感与爱情或是养育一群子女没有什么关系。

早自人类在东非开始直立行走以来,我们对建立家庭的冲动就极为熟悉。不过,直到极为晚近(就演化进程而言)之前,却几乎没有人想过,建立家庭的做法可能需要与父母之间持续不断的性欲,以及互相怀有爱情的渴望融合在一起。

我们的爱情、性欲及家庭这三个面向的互相独立,甚至是互不相容,在过去向来被视为人生中一种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欧洲富裕国家的一个社会阶层才开始出现一种新式的理想。这种理想指出,从今以后,夫妻不该只是为了子女而容忍对方,而是应当互相深爱及欲求对方。他们的关系必须结合吟游诗人的浪漫活力与浪荡主义者的性激情。于是,他们向世人提出了这项非常吸引人的概念:只要找到一个人,我们最迫切的需求就可能全部获得解决。

这种婚姻的新式理想,几乎完全是由中产阶级这个经济阶层所创造出来并且加以支持,这点绝非巧合,因为他们在自由与约束之间维系的平衡也奇特地反映在此一婚姻理想当中。在一个由于科技与商业发展而快速扩张的经济当中,这个胆气壮大的阶级不再需要接受低下阶层那种备受限制的人生展望。中产阶级的律师与商人有了一点额外的钱可以娱乐放松,因此也就能够提高期望,希冀自己找到的伴侣不只是一个协助他们安然度过冬季的帮手。然而,他们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他们不像吟游诗人拥有无穷无尽的空闲时间,因为吟游诗人继承了庞大财富,可以花上三个星期写信赞颂爱人的眉毛,但中产阶级却必须经营企业、管理仓库。他们也不能像浪荡主义者那样傲慢自负,因为身为贵族的浪荡主义者拥有权势与地位,不但因此培养出自我中心的心态,毫不在乎伤害别人的心或是破坏自己的家庭,也有足够的财力解决自己的荒唐行径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因此,中产阶级的生活不至于艰苦得毫无享受浪漫爱情的余裕,但也没有无忧无虑到能够不受限制地追求情欲和情感纠葛。藉着全心全意投注在一个永久的合法伴侣身上以达到满足,其实是种颇为贫弱的答案,纯粹是考量到他们的情感需求与实际限制而得出的结果。

许多在过去根本不至于引人侧目--至少绝对不会被视为足以终结婚姻或破坏家庭--的缺陷与行为,在这种中产阶级的理想当中都一律被打成禁忌。夫妻之间原本淡漠的友谊,还有偷情与不举--这一切都从此被赋予了沉重的新意义。在中产阶级眼中,缺乏爱情与关怀的婚姻生活乃是一种诅咒,就像浪荡主义者无法享有婚外情一样痛苦。

中产阶级对于爱情所怀抱的远大期望,可清楚见于小说作品当中。珍·奥斯汀的小说至今仍然显得颇为现代,原因是她为笔下人物所赋予的期望,不但反映也协助创造了我们自己怀有的期望。如同《傲慢与偏见》里的伊莉莎白·班奈特以及《曼斯菲尔庄园》里的芬妮·普莱斯,我们也渴望自己能够一方面建立稳定的家庭,同时又对自己的伴侣怀有真诚的情感。不过,小说的历史也揭露了这种浪漫理想当中的黑暗面向。《包法利夫人》与《安娜·卡列尼娜》堪称是十九世纪欧洲最杰出的两部小说。这两部作品里的女主角都依其时代与社会地位而在自己的伴侣身上寻求着一套繁复的特质:她们希望自己的伴侣不但是丈夫,同时又是吟游诗人与浪荡主义者。然而,在这两个例子里,人生带给她们的都只是单纯的丈夫。包法利夫人与安娜都被困在经济无虞但毫无爱情滋润的婚姻里--尽管这种婚姻在先前的时代可能引人欣羡,现在却是令人难以忍受。另一方面,她们所属的中产阶级世界又无法接受她们追求婚外情的行为。这两位女主角最后自杀的下场,显示了这种新式爱情理想无可调和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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