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保证的事，不一定能达成。我们难以填饱的胃就是证据。爸爸只能把要充公的蛋偷拿回家，我们才能饱餐一顿⋯⋯。
文｜朴智贤、徐琳
祕密保守得很好，我们家的阶级虽然因为“反逆事件”而受污，但并没有对十六岁那年的我产生任何实质上的影响。我唯一要面对的压力就是学业成绩。尤其是革命史这一科，我绝对不能允许任何失误。其他科目，例如世界史，完全不重要，因为不打分数。我必须在期末考考出优异成绩才有机会进大学。深怕自己表现失常，所以我花费更多的心力在课业上，尤其我野心又特别大，梦想着进入平壤大学就读。那是我的终极目标，是让我晋升“菁英行列”的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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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们花很多时间学习党的思想。金正日刚刚发表了一篇名为〈“主体”概论〉的论文。主体是金日成统治时期，首次于 1995 年提出的一套思想体系，迟至 1982 年才化为文字出版。根据这套思想，我们是被选上的民族，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他是这个民族的领导人，他会替我们指引道路。不论你是待在家里的大妈，或是在外工作的父亲，所有的人都要牢牢背诵。那个时候，市面上还没有影印机，我想办法弄到一本拿回家，用黑色墨水，手写抄录在我父亲特意存下来给我们在家里做功课用的纸张上面。这本书摆在大会堂的书柜里，旁边另有二十来本其他的书——清一色都是关于金日成的出版品。我从来没见过这位英雄本人，但我对他和他家人的爱戴是绝对的，而且我知道他们值得我尊敬，因为我欠他们一家人的，比欠我父母的还多。
对十六岁的我来说，成绩优异并不只是把〈“主体”概论〉背得滚瓜烂熟而已，还要辅以朗诵艺术。我们必须把文章大声朗读出来，言词流畅无碍，并适时地加上抑扬顿挫。学校举办亲师会时，老师也必须对着在场的家长朗声读出给学生的评语。成绩优秀的学生名字会贴在墙上，而且是在眼睛高度的显眼位置上。幸好姊姊、正镐和我的名字一直都在墙上，我父母为此感到非常高兴，但总有一些学生位列“待改进”的一群，他们个别淡然地恭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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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每天都大同小异：念书、擦窗户、为校舍墙面刷油漆、收集柴薪、学习操作手枪——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一定要预先做好准备。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我交了一个新朋友池惠英。她在班上成绩很差，每周的批判大会上，总是被导师指着鼻子骂。看着她不知所措，哭成泪人儿的模样，我心里很难过，所以主动提议指导她做作业和复习功课。不知不觉中，我师法了姊姊为我树立的典范，她就是这样帮我的。
在校方的眼里，我的身分最早是“明实的妹妹”，而后才变成智贤自己，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有些受宠若惊。一天，放学回家时，姊姊带了一本自己亲手抄录的数学教本回家。我知道那本书全校只有一本，她花了好大功夫抄写，然后带回家帮我补习。这纯粹出自内心的慷慨和好意让我好感动，时至今日，我依旧认定我后来数学能够这么好，都得感谢她，感谢她的无私奉献，不求回报。
因为我替她复习功课的缘故，惠英的成绩慢慢进步，我们之间的友谊跟着加深。惠英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老大，所以得承担很多的家事。她的父亲三年前被政府外派到俄罗斯，她的母亲跟我母亲一样都是大妈。政府派驻俄罗斯的人，出生成分肯定非常好，而且一定是党员。
“妳父亲在外国工作啊！”一天下午，做完功课后，我羡慕地对她说：“他在俄罗斯做什么呢？”
“呃⋯⋯我也不是很清楚，他从来没有提起过。我只知道他住在俄罗斯。老实说，他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他的关系，政府送了我们一台彩色电视机，还有好多俄国制的笔记本和铅笔，妳能想像得到吗？他一定非常卖力工作，我们才能得到这样的回报。总之，我真的非常以他为荣！”
她父亲出发之前，国安单位要求他们一家人签下保密协定，所以惠英很少谈及她父亲的事。我很想知道没有父亲在身边，她是怎么想的，只是我一直找不到机会问她。我们很要好，照理说应该会互吐心事，只是中间横着一纸保密协定，又害怕隔墙有耳遭人检举，所以就算是最要好的朋友也没有办法完全交心。
虽然我们的日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规规矩矩，毫无差池地继续着，我却注意到自从姊姊申请工作失败之后，家里的气氛一日不如一日，父母口角变得频繁。难道说父亲后悔当初没有娶一个同等阶级的女人吗？或者他是在气自己没能及早明白孩子的将来会因此受到牵连？总之随便一件小事他们都能吵起来。
“明实的爸，我再也弄不到足够的粮食了。连一小块豆腐，都得拚了命才能拿到。”一天晚上，父亲下班才踏进家门，母亲便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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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在说什么啊？什么，没有足够的粮食？要拚了命才拿得到，真是胡说八道！党向我保证过，一定有足够的粮食给每一个人！我不要再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了。”他大声说完后离开厨房。
随后，彷佛酒能让他忘却一切烦恼似的，他走进房间开始喝酒：“现在她连我们该有多少粮食，都算不清楚了⋯⋯她变了，变得好吃懒做，屋漏偏逢连夜雨啊！”他一边咽下第一口玉米酒，一边嘟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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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变得益发艰难，比起清洗公寓外墙，母亲更加操烦的是每天晚上的那顿饭。一天晚上，父亲下班回家，我预期着又要上演每日惯常的夫妻吵架戏码时，他悄悄地钻进厨房，手上抱着一只背包，那模样活像是抱着一个婴儿。背包外层是黑色的帆布材质。幸好那天晚上没有人看见他走进公寓；大妈都在自己家里忙着做晚饭，所以公寓大厅没人。尽管如此，他还是警觉地回头四处瞧，确定没有人看到他后才关上家门。因为他的举动太不寻常，我们全都跟了过去，想知道背包里面藏了什么。他摆摆手示意我们不要出声，然后把背包放在厨房桌上，从里面拿出鸡蛋，一个接着一个：五十颗雪白的鸡蛋。他小心翼翼地把蛋放在背包旁边。看着这幅情景，母亲难掩兴奋之情，她把鸡蛋捧在手心里，数了一遍又一遍，然后通通放进一个大海碗中。连我，两眼也只看得到那些雪白的蛋壳，我这辈子从没看过这么多鸡蛋，看得我目眩神迷。
“我们该拿这些东西怎么办呢？”母亲神情忧虑地低语，瞬时打破这几秒钟的静默。
“是罗南的一家农场给的。他们感谢我帮忙他们工作，所以送我的。我知道严格来说我没有权利拿，这是属于国家的，但我拒绝不了。”
“所以这是违法的喽？”我颤抖地说。
“是的。万一给邻居看见了，或是听见了，到警察局去告发我们，我们会立刻遭到逮捕。”
喜悦之情仅维持了短短一刻，恐惧接着笼罩我们一家五口所在的厨房。
“可是，爸爸⋯⋯。”姊姊嗫嚅开口，拦截父亲目光的焦点。
“用水煮，全部煮掉，现在马上。然后一口气通通吃掉。”父亲口吻坚定地说。
回家的路上，他都已经想好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带了五十颗鸡蛋回家。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但语气坚定异常：
“这事绝不能传出去。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吃鸡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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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把门锁上，因为她知道邻居向来不会先敲门，就直接进来了。我们关了灯，母亲烧水煮鸡蛋。我们待在黑暗中，在家里的起居室里等了整整十分钟，听着锅里蛋壳互相碰撞的声音。煮好之后，母亲把装了蛋的碗放在起居室一隅，以平静的口吻对大家说：
“——一人十颗。”
她话才刚说完，我们立刻争先恐后地开始剥壳吞食。我们都很饿，就算冒着被逮捕的危险也值得。我们默不作声地吃着，彷佛这是一场神圣的仪式，彷佛只要一出声就会破坏鸡蛋的美味。每回拿出一颗蛋敲破蛋壳的时候，正镐、姊姊和我就会互相交换满足的眼神。父亲不止一次把手指放在嘴巴上，示意大家小声一点。他其实不需要反覆提醒我们，我们全都很清楚，如果被隔壁的张太太听见了会有什么后果。
正镐头一个吃完，等姊姊和我也吃完自己那一份时，全家人都撑着鼓鼓的肚皮，幸福地彼此相望⋯⋯我们就这样动也不动地待在那里，若不是父亲发话了，可能还会这样待着好长一段时间。
“蛋壳怎么办？”他烦恼地问。“要怎么销毁？”
这个问题问得全家人措手不及，大夥儿呆了好几秒钟。把鸡蛋带回家吃下肚，父亲已经设想得天衣无缝，就是没想到还有残留的蛋壳。我们睁大眼睛望着爸妈，期盼他们能尽快想出办法。
“用研钵磨碎了，然后扔进火里烧掉！”话还没说完，母亲已经抓起研钵。
剑及履及，几分钟后蛋壳全化成细灰，朝火焰撒下。接着母亲往火里加一根柴。天衣无缝。完美犯罪。
这种吃得饱饱的满足感⋯⋯在北韩生活的三十五年里，我仅仅感受过两次：八岁那年，父亲带了歌梅姬餐厅送的面包回家那一次，以及这一天，一口气吞了十颗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