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访谈前,我都认为我们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都是坏人,但听过北韩女孩的故事后,我的正邪不两立的价值瞬间崩毁。

文|朴智贤、徐琳

访谈准备就绪。我看着眼前的朴智贤,她跟我差不多年纪,跟我一样戴眼镜。她看起来相当“普通”,没有什么“罪大恶极”的地方。尽管如此,我非常害怕。万一她把我当成“臭资本家”怎么办?又万一我不经意地说出了什么可怕的话怎么办?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她羞怯戒慎地为我们斟茶,收音工程师则忙着调整别在她衬衫领口的麦克风。这段时间,智贤脸上一直挂着笑,也很有礼貌,却没有正眼看过我。

当她开始诉说,我早先的恐惧慢慢转变成震惊。眼泪泛上眼眶,遮蔽了我的视线。我仔细聆听,捕捉她所有情绪,不放过任何一个字,和任何声音的细微变化。专访结束了,我也精疲力竭了,奇怪地却感到心满意足,如释重负。在这场翻转对北韩人既定想法的拉锯战中,我赢得了一场战役,成功地把人道概念摆在政治论述的前面。我刚刚认识了一位在政治圈里绝对噤声不谈的北韩女性,身处逆境却依旧闪耀人性光辉的勇者。这是天上掉下来给我的一份小礼物。

之后,我俩的人生路又在伦敦举办的几次人权大会上数度出现交集,每次相遇我们总是非常高兴,只是我们俩个性都太保守。这几次的相遇改变了我对这个分裂国家的前景看法,至少我是可以比较理性地看待了。我们俩,分处边界的两边,她在北,我在南,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模拟了一场战争,将近五十年之久。我是她的敌人,她是我的死对头。我们是“好人”的一国,他们是“坏人”的一方,他们那边则是反过来。拜世界强权之赐,我们双方反目成仇。疑问接踵而至,我止都止不住:那五千年的共同历史呢,该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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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专访之后的两年里,我的看法逐步酝酿成形,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想解开这个最根本的身分认同的问题。两年,是否已经足以让智贤和我建立起互信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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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她问我愿不愿意帮忙把她的故事写下来。她希望由一位韩国女性来执笔,因为她想说的心情故事无法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她想要能生动传递,但不带批判的文字。英国和加拿大的官员提议她写书,但她不想透过中间翻译。她也不想沾染政治——“我情愿把这个留给政客”,她对我说。她想触及人的内心,你的,我的。她只想诉说一个“平凡的”北韩家庭的故事,告诉大家他们所遭遇的那些你我均无法想像的苦痛。两个人一起。只是,要达成这个目标,分享我们的故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答应提笔为的是,想替这些在历史长河浮沉的小老百姓发声,是因为被撕裂的民族无人提及。我想成为领头羊;走出国家分裂导致的痛苦,这场二次大战结束后留下的历史悲剧,难以承受的分裂。当我跟身边的人谈到智贤时,每个人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我要写出她的奋斗故事来拯救其他人的生命。我一定要把她的故事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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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源起于一段偶遇,而后有了谅解和梦想:韩国统一的梦想。是的,她在共产政权底下成长,我在民主社会长大;是的,她被迫离开祖国,无法再回去,我凭自己的意愿选择出国,可以随时回去,然而时序走到今日,我们已经不能只着眼于那些将我们一分为二的差异了。

这是智贤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领悟到北韩也是我国的一部分;一句韩国老话说得好:“不朝自己脸上吐唾沫。”北韩人也好,南韩人也罢,重要的是我们都是韩国人。

由于对这个北方大魔头的认识太少又长期忽略它,以至于现阶段情势的发展令我瞠目结舌不敢置信:北韩天天跃上报纸头条,却依旧神祕如昔。韩国不仅仅是南方的“江南Style”和北方的核子试爆而已。在这两个刻板印象之外,更有一群跟我们一样的平凡百姓。

我们希望本书能发挥引领的作用,唤起人民的意志,打破界线两边被迫隔绝七十年的局面。也希望书中所有第一人称的“我”,都能共有一个身分认同,都是一个韩国的人民。更希望能开创历史(Histoire),开启韩国人以自己的方式完成统一大业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