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之间,看似很亲密的关系,但更多时候,我们隔着一道不明的高墙。江佩津专文,她回忆母亲生病时,他们之间仍存在的角力;她并且体会到,你会忘记什么是家,直到你失去它。

文|江佩津

我不是台北女生

万安演习还没开始前,警察与几名辅警就已经在路口待命,等到警报响起,整座城市便安静了下来。

我在速食店里,等着半小时的警报过去,其他的客人也讨论着餐厅里同时响起的手机警报,体验着偶尔被中断的日常。无人的路口,只有几台救护车能驰骋驶过,看着空旷的街道,我想起自己也曾经在那车上看着路上行人走避的画面。

母亲先是被送到地区医院,在六人的病房里拥有一个床位。确定要手术时,家人们一心想着让她拥有最好的就医环境,因此决定转诊到大医院。转诊时,EMT 前来准备,随身的物品抓好,便一鼓作气地上了救护车,母亲在后头,我就坐在副驾驶座,看着司机一路疾驶到目的地。救护车声就像是城市中的通行证,前头的车会自动让开,司机几乎不太需要减速。

等到病房确定好,找好看护,我再度北上收拾赁居处的行李。

踏进房间中,散落在地上的是半开的行李箱,是原本还在准备要出国的用品,在永和的租屋处也生活了三年,家庭式的公寓室友们来来去去,我成了住最久的地缚灵,但如今也要交棒给下一个房客。再过几天,新房客一来,我就不拥有这间房间的所有权。打包、舍弃,丢进行李箱,请宅急便直接送往南方。

那是夏日正盛的时刻,强烈的雷雨胞袭击南台湾,连续好几日不停的雨,让城市各处都淹了起来,因此罕见地停班停课,而我的包裹就这样继续停滞在物流站。

物流站位于高雄的加工区旁,在充满货柜与航运公司的近港口处,几乎都是实业公司。大雨停班的日子里,此处仍有人在上班。我把从台北寄来的包裹领回,里头是来不及带回来的物品,装满了整整两个行李箱。

台北的生活用品与高雄过分重叠,母亲早已经习惯囤积生活用品,想大概是自己一人无聊时,到生活百货里看着两件较便宜的特价,想要赚些便宜、省些钱,便一举买下;只是可能也忘了自己曾经买过些什么,而逐渐堆叠了起来,有许多沐浴、洗发用品、清洁剂、垃圾袋,如同我在台北构筑自己的生活时,也会有的行径。

离家十年后,母女两人生活的时间轴又重新缝合,首先要面对的,是一室的混乱,那是生活中最难堪的部分,就如同对彼此袒露出伤口一般。离家以及空巢的寂寞,试图用物质填补起,却怎样都填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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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年受到债务的困扰,母亲带我去银行开户,并不是要存入大人们说的“长大后就会给你”的压岁钱,母亲说:“这个户头借妈妈用,妈妈不会害妳。”直到再大了一点,长出自己的意志,也对母亲多了几分恐惧,逐渐萌生拒绝的话语。

母亲自那时起,便会说我令她失望。

出院后,母女两人一起思考下一步要往哪里走,一起没工作,只能在重复的日常里寻找意义时,总是从过去共同拥有的回忆处接手,那是两人还曾经一起生活的时刻。有一天,母亲说她联系上我的童年玩伴,是一对姐妹,国小时我们都玩在一起,其中姐姐去了加拿大打工度假,她的妈妈许久以前在加工区工作,后来离开、换了工作,但至少现在还算过得不错,正在加拿大探视女儿。

与她同样年纪的母亲,则是正处于是否要接受治疗的关口。身边的家人当然希望母亲接受脑部的放射线治疗以及化学治疗,盼望有续命的机会;但仔细想想,这何尝不是我们无法接受疾病突然侵袭,期盼治疗也许能够控制末期的病情。这是围绕在她身旁的我们唯一操持的想法,而她依旧在思考。

因此我们总是避谈治疗,双方都拥有各自的想法。为了填补两人相处时对话的空白,她聊起我的童年玩伴,以及她的妈妈今年飞出国,跟女儿一起在加拿大生活,明年她们才会回到高雄。母亲的语气轻松,像是想要忘记自己生病这件事;而我却只能想起身在医院、希望母亲接受疗程的自己,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怒意,“妳这样,我怎么可能放下妳,”我的语气中有些赌气:“妳为什么不接受治疗?”

母亲看向我:“妳也没有问过我,就自己决定不出国了。”

两个人都不知道该怎样开口化解空气中弩张的气氛。

经历一阵短暂的沉默,母亲说:“妳回台北好不好?我无法跟妳一起生活。”

窗外大雨落下,是我最讨厌的阴沉天气,虽然配低明度的音乐刚好。好像就是这种日子让你以为人生就是这样子了,在台北的一切就是全部了,然后忘记了高雄。

忘记了什么是家,直到你失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