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吴傲雪,多数人认得她,是因为她实名指认香港警方性暴力。身为女性抗争者,固然每天担忧被清算,而作为女性,更需要害怕在街上被消失、在死亡之前被警方以性暴力对待。

我在 2019 年 10 月 10 日实名指控警方性暴力,当时我脱下口罩,面对校长、传媒和公众。
那个月,我的课堂出席率减低,原因是当时很怕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吴傲雪

今年刚刚踏进 25 岁的吴傲雪,多数人认得她的名字,是因为她实名指认香港警方性暴力。

访问当天,她正在拍摄毕业照片,在影楼留下自己青春的倩影。进入影楼一刻,她与友人正在布景板前,拿着毕业公仔,对着她前面的镜头微笑。她很快注意到记者的到临,这是我们首次碰面,她洗练地要记者等候多一会,“不好意思,很快就可以进行访问。”这半年,她的青春岁月与大多数香港年轻人一样,是充满恐惧的、是染血的,也是严重创伤的。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吴傲雪,是本年度幼儿教育学士课程的毕业生,回想起过去半年,维持学业因为反送中运动而变得困难,“我在 2019 年 10 月 10 日实名指控警方性暴力,当时我脱下口罩,那个月,我的课堂出席率减低,原因是当时很怕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加上陈彦霖一案(香港知专设计学院学生变魔鬼山浮尸案件),她的死因有可疑,所以在担心自己人身安全以及为了保护同学免受传媒追访的前提下,我减少出席课堂。 ”

对于大学毕业已经两年的记者本人来说,2019 年 6 月 9 日的反送中大游行开始,让进入职场的我彷佛重回大学的热血时期—— 期望能够改变社会、不惜牺牲个人安全上街示威、对香港政府无时无刻感到愤怒、入睡后充满让人恐惧的逼真梦境⋯⋯半年来,我们每一个香港人都经历了伤痛、愤怒、创伤、恐惧、草木皆兵的担忧,直至现在武汉肺炎在港爆发,这份抗争的复杂心情未曾停止。

全世界看见香港人在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的道路上,决心未曾减退 。
即使前方是残酷的暴力,我们未曾低头投降。和理非和勇武联手,以不同的抗争方式,去争取我们的五大诉求。
——吴傲雪

“我经常阅读女人迷某个专栏,尤其情绪不佳的时候。”她眼神自信,回答问题起来清晰而且坚强,而且每次回答,她也会先行在脑海中清楚地拆解分析,偶尔会感到些微紧张,亦很注意每个答案的用字是否恰当、是否公允,是个非常聪明伶俐的新世代女性。她不只是个性暴力受害人,而且是一个为自己发言、字字铿锵有力但心思细密的女性主义者,这种年轻女性,是香港社会最恐惧的,因为她随时会撼动整个既有的权力架构、刷新大家对于年轻女性的想像。

记者本人不免俗地以回顾反送中运动为开场白,被问到“会如何形容 2019 年? ”吴傲雪以 2019 年的 6 月作为起点计算,“我由 6 月开始去回顾,过去这半年,该如何形容呢? 我觉得是有甜有苦、悲喜与共的一年。悲伤的事情,我们会记得有爆眼少女、爆眼记者,我们记得有很多人被警方滥捕,然后遭受暴力对待,不论是身体上的酷刑、我所经历的性暴力、不明不白的死亡(被自杀)。”

她为香港人受苦而悲,为香港人的政治参与方式的转变感到喜,听得出她对于未来民主社会的盼望。

被拍打胸部及二级搜身 实名指控警方性暴力

 身为女性抗争者,固然每天担忧被警察清算,而作为女性,更需要害怕随时在街上被绑架、被消失,而且恐惧会在死亡之前,被警方以性暴力对待。

“我在 10 月 10 日实名指控警方性暴力,当时我脱下口罩,那个月,我的课堂出席率减低,原因是当时很怕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 加上陈彦霖(香港知专设计学院学生变魔鬼山浮尸案件)一案,她的死因有可疑,所以在担心自己人身安全以及为了保护同学免受传媒追访的前提下,我减少出席课堂。 ”

吴傲雪所指控的,是她在 2019 年 8 月 31 日(9 月 1 日凌晨)被捕之后遭遇的不合理搜身要求、被男警员拍打胸部和在羁留室如厕时不被允许关上门。

首先是“二级搜身要求”。她在太子警署外因“非法集结”罪名被捕,被送到去葵涌警署后,值日官向她展示一张搜身同意书,向她解释:“现在我要对妳进行搜身,在搜身室内进行,由一个女警负责搜身工作,另一个女警则负责监视整个过程。 你现在阅读同意书,然后签名吧。”

当刻她才知道原来香港的搜身分为三个级别,一级代表不用脱去衣服,二级代表脱去部分衣服,三级代表脱去全部衣服,即俗称的“裸搜”。

而她当时被要求“二级搜身”,“搜身过程由女警去主导,她叫我脱去 T-shirt,我就脱去,叫我脱去短裤,我就脱去短裤。 她亦有用手指插入我的胸围内,沿着胸围边搜身,触碰到我胸部。当时并没有解释为何需要这样做,她下指令,我就跟从。”

她认为不合理的地方在于自己被捕的罪名与搜身等级不对等,“为什么‘非法集结’会有需要脱去部分衣服搜身呢? 以往需要脱去衣服搜身的罪名,是贩毒或与毒品相关的罪名。其他女被捕人士都不明白为何自己需要被二级搜身,搜身级别的分配、背后的理据亦无人理解。”除了警方没有就搜身等级作出合理解释,另一方面,她认为警方没有清晰的搜身程序指引。

除了上述情况,她还面对过其他来自警方的性暴力,例如在葵涌警署报到时,警方没有按照程序,安排由女警为她扣上印有被捕人士号码的索带,反而由男警进行,而该名男警在替她扣上索带时,用手拍打她的胸部。

除此之外,她在羁留室如厕时亦深感受到侵犯,“9 月 1 日下午,我被押到羁留室,在我如厕的时候,两名女警正面望我的私人部位和如厕情况,亦没有关上洗手间的门,而数步之遥就有男警在闲谈。”

三件事情以外,还有一件让她难以忘怀的,“一名女警在充满男被捕人士、数十名男警的有盖停车场,用金属探测器进行检查的时候,在没有询问过我的情况下,直接掀起我的上衣到腹部位置。”

种种对于女性被捕人士身体的不尊重和侵犯,构成了一个未被官方正式承认但能够想像的性暴力蓝图:原来女性作为示威者被警方拘捕之后,就需要面对接二连三、大大小小的冒犯甚至侵犯,吴傲雪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

无助亦无法交流 没有话语权的(女性)示威者

在警方身上持有武器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已经处于一个任人鱼肉的状态。
——吴傲雪

接下来想探讨的,是示威者被捕后面对性暴力时,是否因为自己被法律界定为“犯罪者”而更难反抗?若果“示威者”的身分前面再加上两个字,变成“女性示威者”,想反抗性暴力,是否会面对双重困难?吴傲雪有一番见解。

“若果撇除女性身分,单单就被捕人士和警方的权力不对等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诠释:在被制服、捕拘捕一刻,在警方身上持有武器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已经处于一个任人鱼肉的状态。 以葵涌警署一个事件为例,里面一名男被捕人士叫喊口号‘好仔唔当差,当差正仆街。’(书面语译:好孩子不会当警察,当警察的是人渣。)警方随即送上一杯滚水招呼他。作为被捕人士,是一定没有话语权的。”

我们再进一步,在“示威者”身分加入女性的视角。吴傲雪想起在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凌晨被捕之时所遇到的性别不平等对待,“男女被捕人士的待遇是不对等的。 男被捕人士可以互相交谈,男警只会提醒他们小声一点。但是同样身处于有盖停车场、几个铁马之隔的女被捕人士,却不可以互相交谈,一旦交谈,值日女警马上阻止我们。”当女被捕人士持续交谈,则会被调位,而女被捕人士亦需要相间就坐。警方的这种举动,犹如将女性示威者放置更加无助的处境下。

乖乖的,不要再交谈了,安静一点。
—— 值日女警向女被捕人士作出的劝喻

女被捕人士不被允许互相交谈,变相等于被切断资讯的流通,“并非每个人都了解如何寻找律师帮助。当日的被捕人士不只是来自太子警署一带,有些人在港岛区被捕,我们会想了解彼此罪名是否一样。”若能够交换资讯、了解其他(女)被捕人士的罪名是甚么,我们可以假设,她们在遇上不合理的搜身要求时,或许可以马上共同意识到搜身要求与罪名的相等程度,继而可以聚合起来,一同即时申诉或反抗。没有人喜欢孤军作战,何况是手无寸铁、有机会面对警方性骚扰或非礼等行为的(女)被捕人士?

如果警方有理由去制止被捕人士互相交谈,好。但如果男被捕人士能够互相交谈,但女性却被禁止,这是一种性别不平等的状况。
—— 吴傲雪

反送中的性暴力与后续 日常网络欺凌和厌女的延续

经历警方性暴力并亲身指证和控诉之后,吴傲雪得到公众支持,但同时亦成为部分网民和公众的针对目标,而吴傲雪对于这种欺凌和针对,并不陌生。

在我于香港中文大学实名指控警方性暴力之后,有网民捏造我跟段崇志校长有一腿。

在反送中运动之前,吴傲雪曾经被网络欺凌,“自中学时期,我已经是网络欺凌的对象,网上对我不实的指控,大多都是关于‘性’的,包含荡妇羞辱。例如不实地指控我是性工作者、捏造故事说我跟很多人有性关系。形容我很‘姣’、经常‘收兵’。甚至乎,在我于香港中文大学实名指控警方性暴力之后,有网民捏造我跟段崇志校长有一腿。 ”

在实名指控警方性暴力之后,吴傲雪面对来自两个阵营的攻击。第一是来自同样政治立场、俗称“黄丝”同路人的质疑和抹黑,而网上的抹黑大多指控她过往私生活混乱等,因而质疑她作为“受害人”的真实性和资格;第二是来自“蓝丝”(即香港的亲建制派人士或其支持者)的恐吓。要被公众“允许”、“承认”其受害人“资格”的路,可谓困难重重,而这与厌女文化和性别不公义有极大关系,加上网络是香港这场民主运动的重要资讯渠道,网络随时可以成为发布抗争资讯的明灯,同时又会随时成为攻击女性和女性抗争者的利刀。

专访第二篇将会深入探讨吴傲雪在香港面对的网络欺凌、厌女文化、荡妇羞辱,以及她在 2019 年 12 月宣布结婚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