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的言语性骚扰,你我都不该沈默以对。

文|艾美.莫林

不保持沉默

我们被迫保持缄默时,才能体会到能畅所欲言的重要。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优萨福扎伊

温蒂走进治疗室,对我说:“我需要协助,帮我排解工作压力。”我询问具体是什么使她的压力大到不堪负荷,她说:“我的工作步调很快,随时都有做不完的事情。同事们也都被搞得身心俱疲,成天发牢骚。而且我老板真的很烦。”

温蒂就职于某汽车代理商的财务部门。她说上司素有“老不修”之称,大家都知道他喜欢聘用年轻女生。她在我的追问下又说:“他会对我的穿着发表一些很不合宜的评论,或是对我讲一些跟性有关的话题。不是只针对我,我知道他也会对其他女同事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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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前都只是说:‘要笑呀,温蒂,你笑起来比较好看。’或是用有点搞笑的口吻说:‘你可以把衬衫扣子扣得高一点吗,温蒂?我几乎都可以看到你的锁骨了。’其他人都在笑,所以我觉得学会自我解嘲可能对我比较好。”

“结果有一天,他说:‘你老公真是个幸运的家伙,毕竟你这么养眼。’而且他还一边讲,一边对我眨了眨眼。还有一次,他把一张纸丢在地上,然后说:‘嘿,温蒂,你可以弯腰帮我捡一下吗?’让我很不舒服。”

我问她有多少工作压力是来自这位上司,她说:“大概百分之八十吧。我不想问他问题,因为我很怕他又会讲些不得体的话,但这样反而使我工作量大增。我必须靠自己摸索,经过十个步骤才能得到一个简单问题的答案,但是如果我直接问他,他立刻就能给我解答。”

我问她:“你觉得这算性骚扰吗?”她回答:“我不会把这个认定成性骚扰。他来自不同的世代,不晓得那样不太得体。”

我问她有没有想过要直接向老板提出这个问题。她说,其他女同事也都在忍耐老板的行为,她担心主动反映会被大家说是太过敏感,或是想靠指控老板之类的手段出锋头。

她说:“他从来没有碰我、恐吓我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情况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但我还是不喜欢。我考虑过找其他工作,但那些工作所需的通勤时间都非常长。”

我更了解温蒂的处境和她的工作压力来源后,向她解释烦躁不悦是对那种情况的正常反应,她“理当”感到压力,而且如果不改变所处的环境,就无法减轻她的压力。

在当次治疗会谈结束之前,我鼓励她稍微研究一下性骚扰的法律定义,并思考她老板的行为是否符合定义。我很确定那是性骚扰,但还是希望她能自己总结出答案。

下周她又来到治疗室时说:“我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之类的角色,只认为他那样不太得体。”

她找理由来解释他的行为,也对自己有所怀疑,“他有些涉及性的评论可以有很多种解读方式。我不确定那是否严重到我该采取行动。”

温蒂跟我的很多女性个案一样,不太愿意将自己的遭遇认定为性骚扰。使用那个字眼使她觉得很不自在。所以我们又花了几周时间讨论所谓的性骚扰,并探讨这个词汇的真正意义。

后来她总算接受了自己受到性骚扰的这个想法,我们讨论了几个方案:继续保持沉默、换个工作,或是向人资部门反映。

我建议她找位律师谈谈,进一步了解自己的法定权益,因为我只能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提供协助。她一开始的反应是:“我不太想找律师耶,不想把事情闹那么大。”所以我又问她:“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一年后的你大概会过得怎么样?”她说:“依照现在这种情况,我不确定能不能再撑一年。”

我再三向她强调,找律师谘询也不一定要对任何人提出告诉,但是能让她厘清自己的权益和可行方案,然后她才同意接洽律师,并展开相关谘询。

她下一周就去见了律师,并根据律师的建议,开始记下每次事件经过,并印出老板那些内文涉及性的电子邮件。

记录每次与性相关的评论和不得宜的表达方式,使她了解到情况的严重性。她每天都至少能在纪录里添上一笔。眼见相关纪录愈积愈多,她改变了想法,决定采取行动。

温蒂在律师的支持下,联络了公司的人资部门。人资主任取得她的消息之后,着手进行调查。等待调查结果的过程令温蒂相当紧张。

令她意外的是,事情很快就有了进展。她的上司当周就自愿接任公司内另一个职位,新职位的办公室在另一栋大楼—这表示他再也不会与温蒂有接触了。

温蒂下周来到治疗室就哭了,“我好庆幸这一切结束了,但是很难过自己没有早点这么做,也很气当初竟然发生这件事情。世界上居然会有这种事,真令我恶心。”

那之后,我只再见了温蒂两三次。与那位上司在不同大楼工作之后,她的压力舒缓不少,不必再耗费那么多心思保护自己,步调紧凑的工作似乎也显得不那么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