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刺激1995》重返大萤幕之时,我们也来看看这个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刺激 1995”。

今年三月,《刺激 1995》过了 25 周年再次重返大萤幕。在《刺激1995》里面,主角安迪·杜佛兰(Andy Dufresne)因为被诬陷谋杀妻子与小王而被判处两个无期徒刑锒铛入狱,在因缘际会之下,他在狱中找出了真凶,但供出真凶的人却被狱方设计枪杀,使得安迪被迫继续为他未曾犯下的罪继续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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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样是在 1995 年,美国也发生了一件真实的故事。就如同安迪一般,一位名为罗纳德.卡顿(Ronald Cotton)的年轻人,同样被判处了两个无期徒刑,他也在狱中找出了真凶,并透过最新的 DNA 鉴定技术,终于在蒙冤入狱 11 年后,获得无罪释放的判决。

然而,卡顿被处刑的原因,并不是谋杀,而是被指控性侵等五项罪名——五项他从未犯下的罪——而入狱。狱中的生活,和《刺激1995》描述的并无二致,卡顿必须要在非人道、随时可能被其他囚犯痛殴的监狱中存活下来,同时忍住自杀或杀人的冲动,仅为了证明自己是无罪的。

正因为这起真实事件不是来自于谋杀而是性侵,因此,在《认错:性侵受害者与被冤者的告白》里,多了另外一个声音:除了渴求自由的卡顿之外,还有一个是深受性侵所害的女性——珍妮佛.汤姆森(Jennifer Thompson),在遭受性侵后的各种创伤在呼喊着。

法律原先应该是要保障人民权益、惩戒罪犯的,所以法院上总是挂着天秤的符号;但,当天秤的两头,站着的是一名无辜在家被破门而入而遭性侵的年轻女子,与一名无辜被认错,再加上“黑人”原罪的年轻男子,这样的天秤,还能秤出正义吗?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带读者阅读这本书,从珍妮佛与卡顿的视角,来看看他们在 1984 年 7 月 29 日之后,分别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遭逢性侵,让一名女性“不再完整”

在北卡罗纳州,住着一名名为珍妮佛的女性,和一般大学生一样,正常地过着生活,到学校上学,和男朋友约会;然而,就在1984年夏夜的那一晚,一名陌生黑人撬开了房门,拿刀抵着她的脖子,对她说着“放轻松,妳很久没爽一下了,是不是啊,宝贝?妳的男人跑到德国去了,是不是啊?”在性侵珍妮佛得逞之后,凶嫌又闯入另一户,性侵了另一名女性,而这两件事情,让卡顿蒙上了11年的冤屈。

在性侵发生之后,许多让人作呕的事情,以及让珍妮佛崩溃的事情接踵而来,为了找出凶手,在没有时间缓和心情的情况下,就必须被送到医院采集样本,让她深深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就是刑案现场:唾液采集、阴道检体采集、阴毛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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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被采集”完毕后,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时,母亲最关心的却是“会不会有人在贵妇水疗中心,看见妳穿紧身韵律衣?”彷佛正如金智英被性骚扰时,她的父亲对她说出的那些“裙子穿太短”、“不该随便对别人笑”。

接着,她得面对的是做笔录,而不是好好得到喘息,并且必须向自己的男友保罗,以及后来更多的人,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她得到会议室里,运用一组容貌拼图(Identi-kit),拼出那张让她作呕的性侵犯脸孔样貌。

妳不顾一切地想要遗忘,但在会议室刺眼的日光灯下,他们要妳不断去回想,一遍、一遍又一遍。

当然,这样的调查并不是终点。因为一些缘故,这起案子后来在法庭上,总共做了两次宣判,对珍妮佛来说,她必须不断重新见到她当时相信的加害人卡顿,并且在法庭的辩论上,珍妮佛必须当众说出“他有把嘴唇放在妳的阴部上吗?”“能不能为法庭说明他做的‘口交’,确切包含什么动作?”

而卡顿的辩护律师,为了让案件导向“检讨被害人”的策略,刻意要珍妮佛讲明那天晚上只穿着内衣裤,而且是“女短内裤”睡觉的这件事,以及是否有将百叶窗拉下,好让别人不会看见她只穿着“女短内裤”?

事实上,读完这本书,再回来看看卡顿的辩护律师,我不觉得他是个坏人,他不得不帮一个事实上无罪,但却全世界都认定他有罪的被告想办法脱身、减刑等等,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辩护,似乎也是唯一的选择了。

先让我们回到容貌拼图的时间点,在那之后,珍妮佛又因第一间医院的疏失,在尚未注射青霉素与服用事后避孕药的情况下,被送到另一家医院。

另一间医院,另一个性侵取证包。这件案子还有生物学上的问题需要处理;强暴犯不只使我心灵破碎、噩梦连连,还在他爬行过的躯体里留下痕迹。

事实上,在这件事情过了一段时间后,珍妮佛竟收到因为到急诊室就诊,使用了不完整的性侵取证包做了检查,所以欠了医院大约五百美金。

这段话,在我读起来就像是白色恐怖时期,无辜被以匪谍案处死的亡者家属,还必须支付行刑的子弹费,才能将大体领回一样,不寒而栗。

在她重回家里之后,她知道她再也没办法住在这间出租公寓里了,也怀疑自己到底还有没有办法独处。于是男友保罗载她回他父母家,得到的却是拒绝她和保罗同床:“看起来不得体。”

“不用担心!我昨天才被强暴,今天并没有任何想要做爱的欲望!”

这个晚上,珍妮佛失眠了,她害怕到哭不出来、无法呼吸,创伤后的回忆使她在半夜尖叫——创伤后的回忆在她脑中重复了好一阵子,只要她落单时,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就会在她脑中重复拨放;在稍后她搬到另一间新公寓时,她经常在半夜打电话到警局报警,告知警方她怀疑家中有陌生人入侵。

正因为被性侵的经验,让珍妮佛对于性感到非常的敏感,例如看到男友的朋友在看某部刻划性爱内容与女性角色的电影时,便备感威胁。然而,世界不可能因为她的遭遇,而事事都迎合她,即使很困难,但她依然必须,一步一步慢慢地,让自己可以重新适应这个社会。

但世界的不友善,有时候就真的过头了:

毕竟人们总是不停地告诉我,我已经很幸运了。“他有打妳吗?”他们问道“还是有用刀砍妳?”看见我摇头后,他们也就耸耸肩。他们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深表遗憾,但似乎不认为这是什么严重的大事,毕竟只是性爱而已

残酷的是,当女性发生这种事情时,许多作为男友的人,往往会陷入一种两难。

某次在冰淇淋店独处的时候,她的男友保罗问了她:“我搞不懂,”他挣扎着说,“妳为什么不反抗?”

“我跟你说过了,我做了我认为要活下来就必须做的事。对方人高马大又握有兄弟,他用刀抵住我的喉咙。”

“那我要问妳,”他用较小的音量说,刻意避开我的眼神,“妳享受吗?”

(中略)

那天在冰淇淋店,并不是我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希望强暴犯当初有割花我的脸、打断我的鼻子,或是在我身上留下某种暴力的印记,这样我就能义正严辞地看着别人说:“你没看到这个吗?我正在受苦啊。”

这让我想到了,和《认错》同为游击文化出版的另一本书,《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当中,饼干被李国华性侵后的那一段剧情:

在小旅馆门口,饼干还是笑咪咪地问:“老师,我们要干嘛?”

(中略)

那天,她回家,马上献身给男朋友。以前的界线是胸罩,一下子飞越,男朋友只是笨拙地惊喜。看到饼干的眼睛有泪,才问出事情经过。饼干的男朋友抽菸,三根菸的时间,他就决定跟饼干分手。饼干哭得比在小旅馆里还厉害,问为什么?男朋友把第四根菸丢在地上,才抽了四分之一。菸是饼干男朋友唯一的奢侈品。“我干嘛跟脏掉的饼干再一起?”饼干求他留下。“所以妳刚刚才给我!脏死了,干。”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虽然不像饼干那样立刻被甩,但在冰淇淋店这段对话出现的时候,珍妮佛就知道她跟保罗不可能走一辈子了,而最终也真的分手了。

在这之后,珍妮佛在一趟旅行中,沿途穿着保守,“希望自己不会引起任何与性有关的遐想”。

这趟旅程中,她邂逅了一名有兴趣的男性,可悲的是,珍妮佛“必须”很小心,当她觉得可能跟这位男性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她却得告诉这名男性她被性侵过的事实:

小文真的够坚强,能够陪伴我走下去吗?还是他会像保罗一样落荒而逃呢?

在父权体制的影响之下,曾遭受性侵害的女性却不得不承受自己在择偶市场里“价码下降”的事实。

还好,珍妮佛这次很幸运,最终和小文结婚了,并产下了三胞胎。

只是,被性侵的阴影一直到这时候都还没真正离去,尽管已经过了11年,当她和小文有一天在看篮球转播,看见电视上知名NBA球星史考提·皮朋(Scottie Pippen)在电视上看见卡顿长得太像卡顿时,她依然得关掉电视,才能避免自己再次陷入恶梦当中。

被性侵的阴影,尽管过了如此漫长的时间,依然没有完全消失。

身为黑人,就是嫌疑人的证据

接着,我将带读者看看卡顿的遭遇。

在珍妮佛报警之后,警方让她从 6 张照片指认出她记忆中真凶的面貌,而她指认了卡顿的照片,而在当时,卡顿就已经被警方怀疑是嫌疑犯了。

在几天后,珍妮佛被带到一间房间内,房间内站着举着一到七号的七名黑人,其中五号是卡顿,其余的都不是嫌疑犯,再一次,珍妮佛指出了五号卡顿。在英文的俗语里,有一个词是 picking cotton,在早期,picking cotton(采棉花)是黑奴的工作,也因此,picking cotton 这个词,有一个对黑人的负面贬意在里面,好死不死的,这位蒙冤的无辜黑人,名字就叫做 Cotton——这也是这本书的英文书名《picking cotton》的由来。


图片|Youtube 影片截图

但从头到尾,卡顿都是无罪的,是珍妮佛“认错”了。案件发生的当天,他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现场的血迹也和他的血型不符,但却因为他记错日子,说出了错的行踪,而让警方更加认定案件是由他犯下的。

但最根本的原罪是,他是个黑人,在卡顿的述说中,处处充满了世界对黑人的不友善。

从一开始,卡顿主动到警局说明原因时,他就做好了“因为自己是黑人,他们就一定找得到理由把自己关起来”的准备,而他说的也没有错,他确实从主动“投案”之后,直到1995年6月,才终于恢复自由之身。

卡顿确实有前科,但他的前科就某种角度而言,被定罪的原因是“他是黑人,却跟白人女生亲热”,在16岁时,某次喝醉酒,跑到曾与他亲热数次的女生家里溜进她被窝,却被女方的家人报警处理,再加上律师向他说,认罪协商可以将五十至九十五年的刑期减低到三年以下,使得他毫无选择地认罪了。

正因为这起案子,再加上卡顿当时的女友是“白人年轻女性”,所以这些白人警方就认定珍妮佛案肯定也是卡顿干的。

“刚才看到你女朋友,你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啊?在城里到处搞白女人,是不是?我们可逮到你了。”

而案件中,警方用了许多无法直接证明卡顿就是犯人的证据,一再地要卡顿解释清楚,包含拿出一支手电筒,问他知不知道里面的电池种类,卡顿说不知道,而警方就认定因为那是他从珍妮佛房内捡来的,所以才不知道里面的电池种类。

在审判里,卡顿被判了一个无期徒刑加上一个五十年的有期徒刑。两年后,卡顿获得了可能重审的机会,这次,法官却完全忽略对卡顿有利的证据,其中包括卡顿在狱中找到指向真凶的证据;而陪审团当中的黑人则全部被技术性的剔除了。更甚者,新的助理检察官是黑人,这让卡顿陷入更不利的局面当中。

我以前也见过这种情况:和你一起工作的人(黑人)升官变成你的上司,然后他瞬间变得比所有白人老板还要糟。

最终,这起案件获得重审可能翻案的机会,却给了卡顿更大的折磨——从一个无期徒刑加上一个五十年的有期徒刑,到两个无期徒刑加上一个五十四年的有期徒刑。直到辛普森案(O. J. Simpson murder case)发生时,先进的DNA技术让卡顿终于证明自己的清白。

救赎与倡议

然而,案件的结束并不代表双方就此安宁:珍妮佛时时刻刻担心着卡顿和他的家人会来找她或她的家人算帐,而卡顿则必须重新适应社会。卡顿害怕一个人出门,如果要出门,会尽量跟别人一起,去任何地方,他都会留下收据,也会确认商店的监视器能够拍到他,好确保自己随时随地都有不在场证明

“某种程度上,我们三人(卡顿、珍妮佛,以及该案的另一名受性侵者)都成为了同一个强暴犯的被害人。”

直到多年以后,卡顿依然不知道该如何亲近女性、和她们建立关系:

“自从我被定了性侵罪后——即使是错误定罪——我就觉得与女性相处很不自在。”

读到这里,我看见了不仅仅珍妮佛背着“性侵被害人”的十字架,卡顿也背着“性侵加害人”的十字架——就如同有许多人不相信珍妮佛没有全力抵抗而遭性侵一般,也有许多人不相信卡顿真的是无辜的,毕竟如果你是个好人,警察和被害者怎么会无缘无辜诬陷你?在社会的眼光里,那个十字架同样沉重。

然而,通往救赎的路是这样开始的。珍妮佛某天在超商里,遇见了那位卡顿的辩护律师,也就是不断强调“女短内裤”的律师,珍妮佛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因为在真相被查明之前,珍妮佛每天都恨着卡顿,以及为卡顿辩护的那位律师。但那位律师并没有多说什么,仅仅简单地说了“我时常替妳祷告。”

卡顿在出狱后,花了很长的时间找到了工作、遇到了新女友也结了婚,但他的父亲却在不久之后病逝于安养院,11年的光阴,让卡顿没有机会和父亲好好相处,从1984年到1995年,卡顿在狱中不断地想起父亲说的话,相信上帝终会还他清白,也就是这股力量,让他在监狱里想亲手杀掉真凶的那一天时,终究选择没有动手。

1996年,一场节目邀请了珍妮佛和卡顿,希望能让彼此谈谈自己经历的故事。珍妮佛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卡顿,于是请主办单位不要让她们碰到面。直到电视节目开播之后,他才看到了卡顿在节目的尾声说了一句:

“我想知道她想对我说的话,我想听她亲口对我说。”

珍妮佛看到这里,被罪恶感压得喘不过气:“罗纳德.卡顿跟我完全同龄,但就因为我从队伍里挑出了他……他失去了十一年与家人相处的岁月,十一年与爱人相守、结婚生子的光阴。”终于,她勇敢地拿起了电话,联络当年审判这起案子的警察,安排与卡顿的会面。

“就算我用尽我剩下的生命来告诉妳我有多抱歉,那也没办法表达我真正感觉的万分之一。你会有原谅我的一天吗?”

“我原谅妳,我并不生妳的气,我不要妳剩下的人生都战战兢兢地担心我可能会来找你麻烦,或伤害妳的家人。若妳四处张望,我一定不会在那里伺机而动。我想要的只是我们都能继续往前,拥有快乐的人生。”

在那之后的日子里,珍妮佛和卡顿逐渐变成了好朋友,一起上了许多电视节目的采访,讲述了许多他们的故事,他们也一同参与了2007年特洛伊·安东尼·戴维思(Troy Anthony Davis)案无罪的声援游行,可惜的是,戴维思后来还是在2011年带着自己无罪的遗言遭到执行;珍妮佛有时候也会受邀到各处演讲,在演讲当中,陈述关于被性侵害的痛苦,以及之后的宽恕之路,尔后并成为修复正义组织(Healing Justice Project)的创办人兼理事长,并于2017年在台湾冤狱平反协会的年度论坛上,分享自己从性侵被害人成为倡议者,以及冤案过后,如何促成受冤者与被害人之间的修复式正义与和解。

“之前在警察局和法庭中,我们总是对立的两造;现在在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区隔我们了。”

——卡顿获释后,与珍妮佛初次见面时,心中冒出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