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礼服就像不请自来的房客,不停提醒我婚姻失败的事实。我在亲友面前许下各种承诺后的六年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是怎么搞砸一段自己曾经深信会有好结果的感情?

文|伊莉莎白.德依

有个场景俨然已成为热门电影必备的经典桥段:夫妻离婚之后,女性(绝大多数都是女性)会抱起一团不忠前夫的衣物从卧室窗户往外丢,接着开始翻阅合照相簿,把前夫的头从每张洋溢着幸福微笑的相片中撕掉。有时候(但不一定),场景会再次转换,怒气冲冲的女性会故意刮伤出轨前夫的车子,并且用厨房剪刀把他所有上班穿的西装都剪成碎片。

我会想起这些电影场景,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滑手机,打算从一连串的婚礼相片切除我自己的头,而不是前伴侣的。把自己容光焕发的脸庞从在小教堂外拍摄的婚礼相片移除,是相当超现实的体验;想当初我们在点满蜡烛的礼堂宴客,后方的红色背景是特别设立的照相棚,后来在舞池上、昏暗的灯光之下,就在 DJ 放出第一首歌的前奏之前,我们拍下了这张相片。

我从来没有预料这天的到来,毕竟没有人会在走进婚礼会场时就想到离婚这件事;当你穿着钢骨婚纱马甲,心跳快到必须抓住父亲的手臂以免昏倒,你并不会想到离婚这件事。你无法想像这件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不会相信有一天,自己竟然在修改数位婚礼相片,这样才能在 eBay 拍卖网路上把美人鱼风格礼服和长袖蕾丝上衣卖给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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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还是落入了这个状态。自从我的婚姻划下句点以来,婚纱礼服已经挂在衣柜里三年,外面包着干洗塑胶套,旁边紧贴着冬季大衣。虽然我试图忘记婚纱的存在,却从未成功过。这套礼服就像不请自来的房客,不停提醒我婚姻失败的事实。

我在亲友面前许下各种承诺后的六年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是怎么搞砸一段自己曾经深信会有好结果的感情?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必须重新检视过去,不只是维持婚姻的那四年,还包括之前我在二十几岁时长期交往过的男友,甚至要再往前回溯到影响我青春期成长的文化环境、我的童年,以及我对亲密伴侣的定义是从何而来。

就大部分的人而言,对长期亲密关系组成的初步认识,都是来自我们的父母。我父母的婚姻很传统,就是一九七○年代中期到晚期的典型婚姻,父亲是全职外科医师,而母亲则放弃工作来照顾姊姊和我。后来,当我们开始上学,母亲重回职场,兼职担任大学讲师和地方法官。我的父母都是相当了不起的人,到现在依然彼此扶持,并且让我学会善良、正直和勤劳的价值。

然而,也有其他类型的思想渐渐进入了我的潜意识。我是在英国的“性别歧视法案”(Sex Discrimination Act)通过三年后出生,这项法案禁止在工作场所歧视女性的行为;一九七九年,也就是我一岁时,柴契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成为英国第一位女性首相。尽管外头的世界已经开始收成女性主义的果实,在一般家庭紧闭的门后方,潮流的影响还尚未发酵。

当时还是个绝大多数婚姻都仰赖各司其职的时代,家事主要是由女性负责,而男性在外赚钱养家,回家时饭菜已经准备好。母亲的职责就是照顾小孩,虽然当时已经有托儿所,但只能做为临时替代方案,这种做法是延续二战后的一项措施,用于协助被迫外出工作、有特殊需求的母亲。

一九七二年,教育白皮书提出普及托儿所教育的愿景,然而进度却因为四年后的金融危机停滞不前。以上种种原因导致社会普遍认为,女性的首要之务是扮演好母亲的角色,而女性其他任何个人目标的重要性都远低于母职。“选择”外出工作并且把小孩交给托儿所,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观念。

正因如此,尽管我的母亲是拥有剑桥大学经济学位的优秀女性,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她还是选择了搁置自己的职涯发展。

这对我造成的影响涉及两个层次。

一方面,我很感谢母亲全心全意的照顾(她在我们姊妹俩上学之前就教我们学习阅读,我也因此热爱书籍和阅读,而我的职业生涯可能从此时就已经奠下基础),而年纪大一点之后,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

进入女校之后,我所受到的教育是,取得学位并追求梦想中的职业并非难事,另外我也隐约感觉到,这是我必须要做的选择,如此才能报答其他女性为我奋力争取来的权利。我被灌输的观念是,将来我可能会有小孩,不过未来的伴侣会分担家务,也会换尿布和洗浴室,也许还愿意拨空用线条明显的二头肌和三角肌把新生儿抱在怀里,就像Athena黑白海报中的模特儿一样。男女之间的差异日渐消弭,我们正在朝更平等的社会迈进。总之,理论上是如此。

我满十八岁时,正是“浪女文化”(ladette culture)的巅峰时期。在那个年代,柔伊.波尔(Zoë Ball)和莎拉.考克斯(Sara Cox)等电台主持人会穿着足球运动衣、畅饮啤酒并口无遮拦地大骂脏话,耳边响起的音乐则是来自流行女子团体“圣女合唱团”(All Saints),她们在 MV 中会穿着军装长裤,而不是合身的亮片洋装。

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受到性别的限制。在整个大学期间,我留着一头短发,穿着 Vans 运动鞋;当我在二○○二年成为全国性周日报的新闻记者,我也从来没有觉得身为女性是一种障碍。当谣言传出我是因为和资深主管有一段情才能进报社,甚至当多数是男性的编辑以看好戏的心态,要求我试用“高潮机器”,我也从未认为问题出在我的性别。

而当时我亟欲想要成为独当一面的专题撰稿人,于是点头接受了这份重要的调查新闻工作。确实是我让自己陷入这个尴尬的状况,但我想说明的是,尽管我从学校学到的并不是如此,但这个要求之所以会出现,正是因为背后的体制仍然是由中年白人男性主宰,因此我更难开口拒绝,也觉得自己很难在专业方面迎头赶上。

我在报社期间并没有遭遇性骚扰,当时我的主要同僚和上司都是大方和善的男性,愿意在我需要时给予机会,然而我所得到的机会还是来自男性,因为作主的就是男性。另外,我被要求撰写的各种内容,通常都和我身为女性有关。

多年后,对电影巨头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指控浮出台面,“#MeToo”运动随之兴起,我才发现自己在人生中的那段时期确实经历过性别歧视,但我却毫不质疑地吞下这一切,来换取一个能接受我的工作环境。

简而言之,我竟然因为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权利而心怀感谢。

如果当时就明白这个道理,我想自己应该会在工作环境更据理力争,而不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属于男性的空间,彷佛是那些我曾有幸受邀进入、灯光昏暗的豪华夜店 VIP 区。

然而,这些都是事后之明;当时我忙着发新闻,参加长时间畅饮的午餐聚会,自认抱持着不屈不挠的工作态度。

话虽如此,我的亲密关系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这方面,我仍然深深受到传统的影响;在亲密关系中,我不知不觉变成了新版的一九七○年代的家庭主妇,和小时候眼中的母亲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