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气女明星教我的事：最困难的不是走上舞台，而是如何优雅下台

文｜王欣

被学姐带去见子君的时候，子君正在化妆，眼皮也不太抬，问：“怎么称呼妳？”她怯怯地说：“子君姐好，我叫陈祥梅，我妈叫我香妹，您也可以这么叫我。”

子君这才扭脸把她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看起来确实不臭。”学姐打圆场，说：“她怎么会臭？她们家开旅馆的。可干净的！”

是，她此后能迅速得到子君的认可，全是因为母亲的教养——母亲年轻时在桂林宾馆当接待员，接待过无数贵宾。她把从宾馆学到的那一套标准，一丝不苟地带回了阳朔。别家旅馆都用浮夸的被套、床单，母亲用纯白的织品，并坚持每天浆洗；母亲像个尽责的女主人，她家的早餐有咖啡、牛奶，客房有欢迎水果，柜台有双语服务，客人来住过一次以上便记得住名字，所以很多外国背包客来阳朔住过她家以后，回去都会极力推荐。

也是母亲坚持要她考大学、学商务英语的，母亲告诉她：“心细也是本事。妳只要能察觉一个人最微小的习惯、照顾到他最私密的需要，并让他感觉到他对妳而言是重要的，妳对于这个人来说，就是有价值的。”

母亲这样的女人啊，总是用她们有限的见识和无限的精力，隐忍、坚强地维持一个家，并把子女塑造出她们并不具备的模样。而在许多这样的家庭里，如果父亲还能稍微尽到做父亲的责任，那简直可以说是圆满幸福了。

开工前，她问学姐：“助理需要做什么？”学姐想了想，郑重其事地回答她：“助理就是当明星的保姆，但香妹，妳不要习惯只是当保姆。”

她大概用了两周，就掌握了子君的生活规律——从她喜欢的水温到她的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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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比了解做得更好：子君咳嗽了几声，隔天她递给子君的保温杯里便泡上了罗汉果；子君喜欢吃水果，她会耐心地把每一种水果处理干净、去皮去核、切成大小合适的块状，子君上完妆吃，也不会弄脏唇膏；她的背包里随时放着 OK 绷、卫生棉、消毒水、一次性马桶垫纸，乃至保险套，她也不会明目张胆地把私密用品大剌剌地掏出来递给子君，而是算好了时间或场合，悄悄放在子君的饭店房间里，第二天帮她收拾时，再静静地补充或收走，一切都是心照不宣。

她把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心细用到了极致，跟着子君在剧组拍了两个月的戏，她大致摸清了剧组的权力体系和社交规则：子君从来不是剧组的核心人物，这一点，从灯光师帮她打光的用心程度，以及监制帮她安排的候场频率与时长，即可知一二。

子君偶尔也想做点人情，打发她去买几箱凉茶或矿泉水发给工作人员们。不像其他助理把饮料生硬地往别人面前一丢：“××姐请你喝东西。”她会拿一支麦克笔，一一问过每个人的名字，帮人家把名字写在瓶身上。一来可以正式认识，二来片场人多，又都是一样的饮料，帮人把名字写在上面就不会搞混。

子君接的也不是大戏，多是资金很紧的剧组，没有负责茶水的工作人员。她跟剧组混熟后，趁子君候场时，会自发性地担起发茶水的工作，帮现场的工作人员发茶水。一来二去，从导演到场记，人人都说香妹不错。子君想溜出剧组参加商业活动，她去跟监制说，基本上都可以准假。

真正令子君对她刮目相看的，是一篇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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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君接的是古装戏，某次剧组开放探班，那天的戏是子君在山中戏水，实景拍摄。四月一场春寒，早上又下了点雨，气温陡然下降。可是记者们全来了，机位也架好了，不拍不行。子君穿着轻薄的纱衣，颤抖着走进池塘，还要表现得无比欢快，拍了好几颗镜导演都不满意，子君在池塘里铁青着脸，当着记者们的面完全无法发作，只得一遍一遍配合。最气的是，记者们实际上是为了当红男主角来的，结果到了现场才知道当天没有安排男主角的戏，记者们立即兴味索然，拍摄结束后愿意留下来采访子君的寥寥无几。

有个网媒记者以为她是子君的宣传，塞给她一张名片，问：“你们有通稿吧？寄我信箱。我有别的事，今天就不采访了。”

子君坐车回酒店的路上止不住地骂声连连：“他们就是故意的！我在那冰水里泡得都要血崩了！我明天不拍了，我要去医院体检，出了问题我要告他们！”

她悄声问：“子君姐，刚才有个媒体要通稿，我们有吗？”子君大骂：“通什么通？还嫌我不够丢脸吗？”

回到房间，伺候子君睡下，她决定写一则通稿。虽然子君气急败坏，但拍摄时她看起来还是很敬业的。她想了想，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当明星有多苦？×××被吊打，姚子君泡冰水连拍六小时导致妇科病》，发到记者邮箱。这个标题集合了猎奇、八卦、祕辛，还捆绑了同剧当红男一号，即使放到现在看，亦堪称完美。那网站记者连一个字都没改，直接推到了隔天频道头条，迅速就在网路爆红，各家都市报也纷纷登载。

子君确实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一夜之间能成为各大门户网站的焦点，访谈节目的邀约电话也纷至遝来，这个些许虚构的故事成为她至今还在用的哏，一接受采访就苦大仇深地说：“当演员真的满苦的，还记得我有一年冬天拍一场戏，冰水里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导演说可以了，我自己觉得还能更好，又让他继续拍。等我被捞起来，下半身都失去知觉了，落下一身病。回北京看中医、做物理治疗，现在还没完全好。但片子一播，那场戏效果特别好，又觉得很值得⋯⋯”

那是子君第一次给她好脸色，子君从身后抱住她，娇俏地说：“香妹，跟着我好好做，前途无量。”

做得再好，也改变不了姚子君的吝啬。

到后来她既是助理又是企宣，姚子君始终只付给她每个月两万块，五年没变过。她原本和另外两个艺人的助理合租一间房，住到后来别人都陆续转成企宣、执行经纪，搬出去单独住了，她只得跟一任一任新来的北漂助理们继续合租。

到了年底，企宣们聚在一起，晒年终奖品。这个说老板发了六位数红包，那个说老板不但发了红包，还奖励一家三口去杜拜旅游。大家问她，“子君给妳发了什么？”她指了指墙角六个名牌纸袋。大家说：“发名牌包也行啊！”她苦笑，说：“什么啊！里面是子君代言的牙膏，整整六大袋，还有一个三千八百元的红包，这些就是我今年的年终。牙膏我死都用不完，带过来跟大家分一分的。”众人面面相觑，说：“妳不是在开玩笑？”她说：“真的没在开玩笑，就是这么惨。”

每次一提加薪，子君就拿这话来堵住她的嘴：“香妹，妳格局要大一些。妳现在这么年轻，赚取经验是最重要的，有了经验，钱之后可以慢慢赚。”

她不知道自己的格局还要多大。子君出席一些高档次的商业活动，没有品牌肯借衣服，子君又舍不得花钱请造型师，她被逼得借朋友的信用卡去连卡佛（注：一间港资的英式百货公司，在中国有多间分店）现买一件裙子让子君不拆吊牌穿出去，回头再拿回连卡佛退钱——这格局还不够大？何况，子君不但穿她借钱买的名牌衣服，第二天通常还会获得报导版面，毕竟，时尚娱乐媒体都喜欢用标明艺人穿了什么时装品牌的通稿。

许久以后，她遇见姚子君之前的企宣，根本无须刻意引导、煽风点火，对方便懂她的难处。

“她不是穷，”前企宣说，“她是发自内心觉得我们是她身上的寄生虫，我们依附于她，没有任何价值，她的名气和收入全是她一个人赚的，或者自然而然就有的，跟我们的付出一点关系没有。能赏我们口饭吃，已经是大恩大德了。”

她深表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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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毁掉合作的，是子君对于过气的歇斯底里。

一年一年，随着子君从接近四十岁变成超过四十岁，做人又丝毫没有长进，片约自然越来越少。子君越来越丧心病狂、不可理喻。

她先是没有节制地微整形、做脸部填充，把本来颇有个性的小方脸硬生生捏出一个流行的尖下巴，抬头纹、泪沟、法令纹、颈纹消得过于彻底，导致长期没有脸部表情。有一次她填苹果肌、丰额头过狠，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假。钱又舍不得不赚，顶着一张滑稽的脸出席活动，被媒体拍下来遭到网友大肆吐槽。尽管她帮子君发了通稿推托说是海外归来时差严重，导致水肿，子君还是对她发了许久的脾气。

每个月新的时尚杂志一出，子君就会摔到她桌上，责问：“妳看，冰冰又上封面了。妳为什么就不能努力一点？”她答：“我经常都在问相关的编辑，暂时没有机会。”子君生气，说：“妳找编辑有什么用，直接联系主编！”

“我⋯⋯我不认识晓雪，也不认识苏芒。”

子君把杂志翻到版权页，指给她看：“妳看！她们都有留主编的信箱，妳不会写信去争取啊？”

她瞠目结舌地看着子君，彷佛从未认识此人。

前几年，子君签约的经纪公司面临改组，变成大经纪人制，正好她的合约即将到期，在公司询问了一圈，几个大经纪人面露难色，不愿接手，老板只好亲自约子君谈，委婉建议地说，“资历也够了，地位也到了，是该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了。”公司愿意放开对子君的约束，让子君独立运作、独立核算，这样分成更少、路会更宽。

深夜回郊区别墅的路上，她和子君对第二天的行程，而子君只反覆想着饭桌上老板的暗示，觉得万念俱灰。车下了高速公路，路过别墅区附近的一片人工湖时，子君突然叫司机停下，对她说：“妳下去，我不舒服，想自己回家。”

她很惊恐，好声好气地求子君：“姐，在这里下我叫不到车⋯⋯。”子君冷冰冰的，并不心软：“妳下去，等一下会有车来的。”

她看着保姆车绝尘而去，感觉子君对她开了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那时候还没有叫车软体，她在荒郊野外等了又等，连货车都鲜少路过。没有力气感受委屈、害怕、愤怒，她只想赶紧回家。沿着湖边往大路走的那一段，她倒是想起了从小到大，沿着走过的遇龙河，只是在阳朔，许多个晚上抬头会看见浩瀚星空；而在北京，抬头却是漆黑一片。

在北京看不见星星。可是又有什么关系？

在北京，妳看得见明星。看得见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机缘、做过什么样的牺牲，最终才得以走到镁光灯下，熠熠生辉。

在北京，妳看得见高楼大厦、琼楼玉宇。足够努力，妳就能走入其中一间，与华府的主人谈笑风生、饮酒作乐。乃至，亲自成为某间华府的主人。

在北京，妳看得见生活的趣味。以各种颜色、气息、味道、声音、动作、语言⋯⋯的形式，无所不在，日新月异。

在北京，妳看得见自己的梦。看得见它如何从一个不可名状的念头，渐渐被这城市滋养、发出芽、长出脉络、深深扎根，最终结成果。

她越走越快，也越走越轻松，不再害怕。穿越了这片黑暗，前面的灯火并不是老家的街巷。所以有什么好怕的？她不会看见那些吃相难看的亲戚、无事生非的邻居，也不会听见母亲关切又无奈地问她：“怎么回来了？”

她知道，她不会离开北京，但一定会离开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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