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置信》：为何一个被强暴的女孩，选择在警局说谎？

文｜王晓丹（政治大学法律系教授）

献给等待被理解的受害者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受害了却找不到语言叙说，叙说了也无人相信。如果在破碎语言中所建构的真实，都欠缺对话，都背离真相，那么我们要怎么办？

说谎，竟成为一种策略

“她为什么说谎？”这是女主角玛莉身旁所有人的疑惑。

这则真实事件的报导小说一开始，十八岁的玛莉向警局报案，她说自己被强暴了，但之后在警局，她竟承认之前说谎。

这使她陷入心灵绝境：身旁关心她的两位前寄养妈妈、两个住宿社工、住宿的同龄夥伴、办案警察们，有的无奈、有的冷漠、有的生气，她打工失魂因而丢工作，差一点从桥上跳下。

读者阅读这个故事，一开始就知道玛莉确实被强暴了。

然而，客观证据欠缺也无专业办案细节，寄养妈妈状似好心暗示警察她过去希望“获得关注”的怪异举动，警察看似尽心办案却告诉她“如果妳测谎失败，我会把妳拘留起来”，这些加总之后，导致她为了摆脱这困境，只好“切换开关，压抑她无法处理的情感”，最后在警局陈述没有强暴这事。然后，超出十八岁女孩的预料，她收到了市政府控诉她诬告的传票，她不得不接受法律扶助律师的建议认罪协商，之后独自面对付不出的五百美元罚金。

这个令人震惊的故事，描绘出法律体系强大的力量——不只是有权力把人抓起来关、掠夺人的财产，还可以定义人的经历以及所作所为——法律命名的权力，将性侵害受害者，命名为恶意的诬告者。

十八岁女孩虽然得到了公共扶助社工资源与律师协助，却在过程中丧失自我定义的权力，成为警察、社工、寄养妈妈、律师、法官工作下被决定的角色。

她说谎，她的能动性

玛莉说谎的原因在这本报导小说中很清楚。

玛莉意识到，她在司法体制之前，只能任由有权力的人决定，她无法撼动这个封闭又充满偏见的系统。玛莉理解到，她的真话不断被曲解，在对话中不断指向她说谎，此时说真话已然无用。

图片｜《难，置信》剧照

玛莉精疲力竭，她想逃离单向、高压、被决定的审讯环境。玛莉从小穿梭于社会福利系统，她学习到，对抗体制官僚所强加的标签有如缘木求鱼。于是，玛莉“同意”说谎了，“同意”成为被排除、被放弃、被说谎的人。

玛莉决定不在警局进行抵抗。

然而，她在每个受迫的环节，仍然以一己之力判断最佳利益；她在困境中依然不放弃与人连结的可能，期盼一个有机的对话；她不畏惧压力控告市政府，并当面要求警察道歉；她对于帮助其重建与世界关系的警探，写出感谢信函。这些都是读者在阅读这个故事时，必须要读到的受害者能动性。

二元对立的叙事模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司法作为建构事实的权威机构，警询笔录常是出错的关键。警询对话的过程看似客观，却经常从上而下以刻板印象为基调，建构出不利于弱势者的事实。这其中，道德上的好心，竟然有可能掩盖着行动者的自我安慰，任由其偏见滋长，最后导致司法不公。

审讯者经常忘了，每一个个案都是不同的，因而误将不可放过的蛛丝马迹，当成无关紧要的细节；审讯者有时忽略了，受害者的叙事正是对抗偏见的行动，从而无法放下社会偏见，以保持解读的开放性；审讯者甚至将受审者抵抗偏见的努力，视作说谎的证据。

性侵害案件的误判，往往受到二元对立叙事模组的影响——受害者悲惨崩溃渴望拥抱／说谎者觉得自己惹上麻烦、受害者陈述前后一致／说谎者陈述多有破绽、受害者独立自主／说谎者希望得到注意、完美被害人／扮演被害人、说真话／说谎话——因为非此即彼的二择一，只要不像前者，就一定是后者，导致错误的真实发现。这些聚焦于受害者“真确性”的二元对立，往往在审讯者与相关人自我情绪／情感的涉入后（例如其养母无法与其有良好关系的挫败感），偏向模组的后一方，因而产生不公。那么，警询过程如何超越此种二元对立的意义建构？审讯者如何在体制里看见受害者？

没有人喜欢说谎

玛莉说谎了。

但是有谁在生活里从来不说谎呢？有许多人甚至习惯说谎——为了免除麻烦、为了减少事端、为了讨好他人、为了避开尴尬⋯⋯为了爱。

读者应该可以读出玛莉为什么说谎，因为这正是许多人会做的选择。希望这本书可以激起体制的反省声浪，小心翼翼看待每一个司法过程里的惯习性思维或行动，敏锐察觉其中不公不义的小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