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的韩国娱乐圈风波不断,从 BIGBANG 前成员胜利的夜店事件、老司机群组的郑俊英、到女星雪莉、具荷拉自杀等。一连串艺人的负面消息不断传出,让大众开始关注这个靠着 KPOP 红遍全球的国家,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藏有的隐性问题。

2019 年的韩国娱乐圈风波不断,从 BIGBANG 前成员胜利的夜店事件、老司机群组的郑俊英、到女星雪莉、具荷拉自杀等。一连串艺人的负面消息不断传出,让大众开始关注这个靠着 KPOP 红遍全球的国家,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藏有的隐性问题。

2019 年 11 月 29 日,韩国法院对“老司机群组”事件中的两位男星:郑俊英与崔钟训,做出裁决。分别判处 6 年和 5 年有期徒刑。过去韩国法院对性侵罪的量刑约介于有期徒刑 2 年到 5 年之间,但犯下多起性暴力、偷拍案件的郑俊英一行人因被认定罪行为“特殊性侵罪”而遭到加重判刑。

细节请见:性别快讯|老司机群组事件:胜利上铐、郑俊英认罪盼和解

而韩国广大网友对判决结果感到不满,纷纷表示“他们残忍的行为与给受害者带来的创伤相比,这样的刑责根本是太便宜。”

社会事件的成因与影响之大,今天,让我们从在郑俊英与具荷拉事件都占有一席之重的“偷拍”文化谈起。

具荷拉的死亡,从来都不只是忧郁症

11 月 24 日,韩星具荷拉被发现死于家中,虽然经纪人过去曾表示具荷拉患有忧郁症,但目前仍没有人能完全确定具荷拉自杀的确切原因。再加上 2018 年她与前男友崔钟范的互殴、性爱影片威胁等事件,更让具荷拉的死因不那么“单纯”,也许让她痛苦的不只是忧郁症,还有始终无法放下的,偷拍阴影。

将时间轴拉开来看,具荷拉与前男友的纷争整理如下:

2018 年 10 月,具荷拉与前男友爆出互殴事件、性爱影片外流事件,重挫演艺事业。
2019 年 1 月,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对崔钟范进行了不拘留起诉,具荷拉也因涉嫌故意伤害,受到了缓起诉处分。
2019 年 8 月,韩国法院判处崔钟范恐吓、强迫、伤害、毁坏财物等罪名成立,判其有期徒刑一年半。

注意到了吗?法院对崔钟范判处的罪名之中,并没有“非法拍摄”这一项。韩国法院当时认定,拍摄影片的当下,两人正处于恋爱关系,所以即便女方不知情,也不算“非法拍摄”。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背后的逻辑,是不是代表当女性进入一段恋爱关系,就失去隐私权?而且那失去的隐私权、你所需要的正义,司法也不会帮你讨回来。

设想你就是具荷拉,当社会不停嚷嚷着“卡”、“等老司机带路”想一窥你的性爱影片的同时,法院又告诉你,这不是非法喔,你的前男友并不会因为“偷拍”而得到任何罪刑。你能怎么办?具荷拉就算是因为忧郁症身亡,难道忧郁的原因与韩国社会对女性不尊重没有任何关系吗?

我们不会,也不应该,把具荷拉的死亡,单单归咎于个人原因。


图片来源|达志影像/美联社

偷拍案件太多了,多到不值得当回事?

具荷拉死后一周,外媒 BBC 以〈具荷拉自杀与韩国偷拍视频阴影下的受害者〉为题,访问了韩国律师安瑞妍(音译)对偷拍文化的想法。安瑞妍表示“作为一个公共辩护人,我对我们社会里隐藏摄像头的存在之广感到震惊,它存在于道路上、地铁里、公园中,在我们社会的每个角落中。”

过去两年内,韩国警方接获投诉的非法偷拍案件超过 1 万 1200 件。有部分人士认为有很多人其实尽管被偷拍,也不敢向警方报案,因此这个数字也许只是保守值,实际案件应该远远超过这些。

“是的,非法拍摄的判刑太轻。因为这种案件太多了。因为太广泛以至于他们(法院)不把这种事情当回事。这同时也是因为男性没有这种经历。”律师安瑞妍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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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社会里,非法偷拍的受害者大部分是女性。而法官絶大多数是男性。面对这样“男性主导”的司法体制,安瑞妍有感提及“我们确实是在一个男性主导的法院体系,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图片|来源

性犯罪受害者脏了,就是荡妇,是块破布

在韩国,当你就是被非法拍摄的主角本人,要争取正义与真理的路,可能没有那么轻松。以具荷拉决定诉诸司法途径为例,当时的她就必须多次出庭作证,一次次阐述那些令她不舒服的往事——更遑论当时“具荷拉 影片”还一度登上韩国入口网站热搜词,社会确实忽略了女性所感受到的恐惧与不安。

尽管有不少网友为具荷拉声援,甚至站上街头、向青瓦台请愿,但韩国仍然是一个保守的父权社会,要真正看见转变没有那么快。韩国社会学家李娜英也在 BBC 访问里提到,韩国性犯罪的受害者通常会被污名化。“她脏了,是荡妇,是块破布。一旦贴上这样的标签,她一辈子都是荡妇。哪里有人可以承受这种负担?”

2018 年,有数以万计的年轻女性走上街头,她们高呼“我的生活不是你的 A 片”,呼吁政府应该严厉打击偷拍犯罪行为。虽然实际上司法改革有限,但至少韩国女性已经开始意识到,她们可以站出来,她们可以勇敢为自己发声,取得应有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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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安瑞妍表示,女性获胜的官司也正在变多。更说道“我们经历的苦痛在增多,但韩国年轻人能力很强,她们的社会意识也在很快增长。我们的法律系统反应也很迅速,所以我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比较乐观。”

并且认为,最大的改变力量,需要来自韩国社会内部。“改良司法系统是第二步。最重要的进步需要来自社会和文化的意识。如果大家和社会不提出质疑,不提出更高要求,国会、警察和法庭也做不了多少。”

最后,回到偷拍文化的咎责上,当我们在讨论“轻判加害者”时,是希望反映目前社会的集体不重视,进而去思考可以如何加强重视,甚至从源头改变。 一如那位韩国律师说的,司法改革只是第二步,最重要的还是整体社会和文化意识的转变。

所有性犯罪的发生,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也可以现在就开始,为其负起责任,从关注与重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