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的韩国娱乐圈风波不断，从 BIGBANG 前成员胜利的夜店事件、老司机群组的郑俊英、到女星雪莉、具荷拉自杀等。一连串艺人的负面消息不断传出，让大众开始关注这个靠着 KPOP 红遍全球的国家，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藏有的隐性问题。
2019 年的韩国娱乐圈风波不断，从 BIGBANG 前成员胜利的夜店事件、老司机群组的郑俊英、到女星雪莉、具荷拉自杀等。一连串艺人的负面消息不断传出，让大众开始关注这个靠着 KPOP 红遍全球的国家，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藏有的隐性问题。
2019 年 11 月 29 日，韩国法院对“老司机群组”事件中的两位男星：郑俊英与崔钟训，做出裁决。分别判处 6 年和 5 年有期徒刑。过去韩国法院对性侵罪的量刑约介于有期徒刑 2 年到 5 年之间，但犯下多起性暴力、偷拍案件的郑俊英一行人因被认定罪行为“特殊性侵罪”而遭到加重判刑。
细节请见：性别快讯｜老司机群组事件：胜利上铐、郑俊英认罪盼和解
而韩国广大网友对判决结果感到不满，纷纷表示“他们残忍的行为与给受害者带来的创伤相比，这样的刑责根本是太便宜。”
社会事件的成因与影响之大，今天，让我们从在郑俊英与具荷拉事件都占有一席之重的“偷拍”文化谈起。
具荷拉的死亡，从来都不只是忧郁症
11 月 24 日，韩星具荷拉被发现死于家中，虽然经纪人过去曾表示具荷拉患有忧郁症，但目前仍没有人能完全确定具荷拉自杀的确切原因。再加上 2018 年她与前男友崔钟范的互殴、性爱影片威胁等事件，更让具荷拉的死因不那么“单纯”，也许让她痛苦的不只是忧郁症，还有始终无法放下的，偷拍阴影。
将时间轴拉开来看，具荷拉与前男友的纷争整理如下：
2018 年 10 月，具荷拉与前男友爆出互殴事件、性爱影片外流事件，重挫演艺事业。
2019 年 1 月，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对崔钟范进行了不拘留起诉，具荷拉也因涉嫌故意伤害，受到了缓起诉处分。
2019 年 8 月，韩国法院判处崔钟范恐吓、强迫、伤害、毁坏财物等罪名成立，判其有期徒刑一年半。
注意到了吗？法院对崔钟范判处的罪名之中，并没有“非法拍摄”这一项。韩国法院当时认定，拍摄影片的当下，两人正处于恋爱关系，所以即便女方不知情，也不算“非法拍摄”。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背后的逻辑，是不是代表当女性进入一段恋爱关系，就失去隐私权？而且那失去的隐私权、你所需要的正义，司法也不会帮你讨回来。
设想你就是具荷拉，当社会不停嚷嚷着“卡”、“等老司机带路”想一窥你的性爱影片的同时，法院又告诉你，这不是非法喔，你的前男友并不会因为“偷拍”而得到任何罪刑。你能怎么办？具荷拉就算是因为忧郁症身亡，难道忧郁的原因与韩国社会对女性不尊重没有任何关系吗？
我们不会，也不应该，把具荷拉的死亡，单单归咎于个人原因。
图片来源｜达志影像／美联社
偷拍案件太多了，多到不值得当回事？
具荷拉死后一周，外媒 BBC 以〈具荷拉自杀与韩国偷拍影片阴影下的受害者〉为题，访问了韩国律师安瑞妍（音译）对偷拍文化的想法。安瑞妍表示“作为一个公共辩护人，我对我们社会里隐藏摄像头的存在之广感到震惊，它存在于道路上、地铁里、公园中，在我们社会的每个角落中。”
过去两年内，韩国警方接获投诉的非法偷拍案件超过 1 万 1200 件。有部分人士认为有很多人其实尽管被偷拍，也不敢向警方报案，因此这个数字也许只是保守值，实际案件应该远远超过这些。
“是的，非法拍摄的判刑太轻。因为这种案件太多了。因为太广泛以至于他们（法院）不把这种事情当回事。这同时也是因为男性没有这种经历。”律师安瑞妍说道。
在韩国社会里，非法偷拍的受害者大部分是女性。而法官絶大多数是男性。面对这样“男性主导”的司法体制，安瑞妍有感提及“我们确实是在一个男性主导的法院体系，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图片｜来源
性犯罪受害者脏了，就是荡妇，是块破布
在韩国，当你就是被非法拍摄的主角本人，要争取正义与真理的路，可能没有那么轻松。以具荷拉决定诉诸司法途径为例，当时的她就必须多次出庭作证，一次次阐述那些令她不舒服的往事——更遑论当时“具荷拉 影片”还一度登上韩国入口网站热搜词，社会确实忽略了女性所感受到的恐惧与不安。
尽管有不少网友为具荷拉声援，甚至站上街头、向青瓦台请愿，但韩国仍然是一个保守的父权社会，要真正看见转变没有那么快。韩国社会学家李娜英也在 BBC 访问里提到，韩国性犯罪的受害者通常会被污名化。“她脏了，是荡妇，是块破布。一旦贴上这样的标签，她一辈子都是荡妇。哪里有人可以承受这种负担？”
2018 年，有数以万计的年轻女性走上街头，她们高呼“我的生活不是你的 A 片”，呼吁政府应该严厉打击偷拍犯罪行为。虽然实际上司法改革有限，但至少韩国女性已经开始意识到，她们可以站出来，她们可以勇敢为自己发声，取得应有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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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安瑞妍表示，女性获胜的官司也正在变多。更说道“我们经历的苦痛在增多，但韩国年轻人能力很强，她们的社会意识也在很快增长。我们的法律系统反应也很迅速，所以我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比较乐观。”
并且认为，最大的改变力量，需要来自韩国社会内部。“改良司法系统是第二步。最重要的进步需要来自社会和文化的意识。如果大家和社会不提出质疑，不提出更高要求，国会、警察和法庭也做不了多少。”
最后，回到偷拍文化的咎责上，当我们在讨论“轻判加害者”时，是希望反映目前社会的集体不重视，进而去思考可以如何加强重视，甚至从源头改变。 一如那位韩国律师说的，司法改革只是第二步，最重要的还是整体社会和文化意识的转变。
所有性犯罪的发生，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也可以现在就开始，为其负起责任，从关注与重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