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韩国检察官徐志贤,在遭到检察官安泰根性骚扰后,她因为举报而遭到人事报复。她说,自己花了八年的时间,才知道这一切不是自己的错。

“八年的时间,我不断想是自己哪里做错了、是不是哪里出错了,非常痛苦。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要告诉所有犯罪受害者、性暴力受害者,
我想跟你说,这绝对不是你的错——

这件事我耗费了八年才意识到。”——徐志贤

2018 年 1 月 29 号,韩国电视台 JTBC 《News Room》摄影棚。

曾经揭露前总统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的记者孙石熙,坐在镜头前,访问的是韩国检察官——徐志贤,揭露了八年前遭到上级长官性骚扰,而司法界企图包庇性暴力加害者、湮灭事件。

在这场近 20 分钟的采访,日后掀起了韩国长达两年的 #Metoo 运动浪潮——从文坛到政治界、演艺圈、运动界,乃至于校园,无一不受影响,至今仍未平息。

徐志贤成为韩国第一位 #Metoo 运动就地鸣枪之人,然而每当她被称呼是 #Metoo 运动的先锋、代表人物时,她总是平静地微笑,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专访当日,她仍旧神情沈静,每字每句说得清晰:

“人们总说我勇敢。但我会说出来,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韩国正义殿堂,掩盖了不义之事

2010 年 10 月 30 号,检察官徐志贤出席葬礼,遇到了与法务部长同行的检察官安泰根。席间,安泰根不断对徐志贤性骚扰,搂住腰间、摸了她的屁股,身旁不仅有法务部长,亦有众多检察官,当下她只不断的闪躲,顾不及公开。

“刚开始,我打算在检调内部解决这个问题。”徐志贤说。当时她向检察厅上级表示,要求安泰根能道歉,事情却无疾而终,接下来回应她的,是不正当的人事命令:2015 年,她被无预警调职,从首尔北部地方检察厅指派到庆尚南道的统营地方检察厅。

吊诡的是,在命令下来以前,她才刚获得上级的称赞,徐志贤也在 JTBC 的访问中表示,这样的处分命令任何人都会觉得不对劲。

于是在 2018 年 1 月 29 号,徐志贤首先在检察官内部网路释出一篇文章 “I Have A Dream(我有个愿望)”,指控安泰根性骚扰,其后有 JTBC 的采访报导出现:“去年上电视节目揭露上级性骚扰,其实我是非常害怕的,因为被害者不仅要告诉大家名字,自己的脸也必须被看到。然而当时的韩国社会,普遍不是批判加害者,而是批评被害者,所以当这类事情发生时,被害者常常因为害怕受到二次伤害,便选择忍耐。”

“但是我无法忍耐。检察组织应该要是最充满正义的地方,他们却选择隐瞒这件不义的事,这一点,我再也没办法忍受。”徐志贤对结果充满疑惑,反问自己:“检察官这个职业,本就该伸张正义、保护被害者。但我作为一位检察官,为何连自己被伤害都无法解决?”

国家的正义殿堂,却将性骚扰事件视作无所谓,莫大的讽刺,让她无法坐视不理。

揭露之后:我一直想表现出幸福的样子

我问,看见你在其他的采访,看起来很坚强,很勇敢,会不会有人因此怀疑你不是“受害者”?徐志贤微微点头,说:“普遍来说,不仅是法院要求露出‘受害者’该有的样子,社会也会如此要求。不够痛苦,法律就不会相信。”

她思考了一下,缓缓说:“但是我觉得,受害者一定要比任何人都幸福。所以我努力表现出幸福的样子,不要表现出痛苦的样子。”

她不愿做别人眼中典型的受害者,而是想要流泪就流泪,觉得快乐就能肆无忌惮的笑。作为她人口中的“受害者”,她有权决定自己该以什么样貌及姿态出现,并且在日常生活里,慢慢的去找回力量与复原。她的所做所为,不是为了取信于谁,而是坚信事实是如此,司法就该如何回应。

那一刻我想到了某些人,例如伊藤诗织,例如崔泳美,她们总说,不是勇气而行动,而是不得忍受、不得不为。于是担起了异常沈重的包袱与眼光,有的是批评与谩骂,可越是害怕,她们越是撑起笑容,不愿落入这个社会对受害者的单一想像。

尽管事件被公诸于世,庞大民意压力使得南韩法务部不得不行动,然因案件追诉期已过,检察官无法以性骚扰起诉安泰根,且2017 年安泰根即因贪污丑闻而遭革职,侦办难度将提高。后来检察官改以滥权罪起诉,表示任意调职一事造成徐志贤内心极大伤害。

而在 2019 年 1 月 23 日,安泰根因滥权罪被判 2 年有期徒刑。

尽管举报,真正被受理或定罪的还是少数

当 #Metoo 运动推动受害者出声,司法是否能够创建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来给予受害者帮助?

我们问起韩国性别现况时,她从包包里拿出整理好的笔记,上头布满数字。她不疾不徐地说,接下来想用检察官的身份,来谈谈韩国问题。

她指出,韩国近几年性犯罪情况严重,最大的问题出在司法体系:尽管受害者举报,被受理或定罪的仅有少数。她表示,在韩国,遭到强暴的受害者有 70% 是女性,但是有 65% 加害者的处罚仅为罚款;延伸至亲密关系里的暴力,更是难以被处理的犯罪问题,37% 的家暴受害者会选择报案,但多数不被受理,因家暴仍旧被警察认为是“家务事”。

这些统计数字也仅是冰山一角,庞大的黑数未可知。

在 TIME 的影片报导中,徐志贤曾经说过:
“如果有人问我,在韩国生为一位女性,是什么样的体验。我会回答:‘一个即便重生,你也不会希望生而为女性的体验。’”

根据 OECD 公布的数字,自 2000 年起,韩国的男女薪资差异就不断维持在 30% 以上,是 OECD 国家平均的两倍:“就业市场也是男女差异大,公营企业不惜在成绩动手脚,只为不录取女性。即便进到企业里,因为育儿而辞职的人也很多。韩国社会认为家事与育儿是女人的事,这个观念根深蒂固。”

生为女人,生而为韩国女人,性别如同原罪。可是她相信,女性的声音,从来不因一时的埋没而消失:“韩战之后,女性担任的角色日渐重要。1990 年代,韩国女性是第一个出声谴责日本慰安妇行为的人;2016 年,有文坛内部揭露的性骚扰;2018 年后则有正式展开 #Metoo 运动。”她肯定地说着。会有改变,也必定有改变。

徐志贤在韩国开启的 #Metoo 运动,但最终目标,是希望有天不再有 #Metoo,因为那个未来,不会再有人受到压迫。

在写专访的当下,我回忆起了她在世界妇女庇护安置大会闭幕式上的演说,

她说她曾有个梦想,是成为正义的检察官。
现在她则有另一个梦想,是梦想自己能够活在一个,不再需要 #Metoo 运动的世界。

编辑后记

徐志贤的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好,她在专访中提到。访谈结束后,我们尝试录了影音,不确定她会不会感到疲倦,于是问她能不能补录几段话。

徐志贤笑了起来,开玩笑说当然可以:“我可以录一辈子!”

我于是想起了那些将自己经历说出口的女性,站出来的时候,像是早已准备打一辈子的战争,是自己对心魔的,自己对抗社会不公的,这场战争有了开头,就不会随意停止。

在我眼里,她们就像女战士,即便说着自己不勇敢,仍是能够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