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亚洲人的手臂上都有施打卡介苗的疤痕。也许我们对于疤痕有莫名其妙的批判，但正是这些疤痕诉说着曾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
文｜Esther 梁妍熙，图｜妹妹娃娃多媒体
“你手臂上的痕迹是什么呀？”
“哦，那是 FOB 痕迹。”
FOB ， Fresh Off the Boat ，“刚下船”的意思，比喻刚抵达美国的外国人，近几年大部分使用在描述移民的亚洲人。
你也许没有深思过左手臂上的疫苗疤痕。对你而言，它只是个童年的经过，每个人都有。
人与人之间差别只有大小的问题，而对于大部分人，只要疤痕小，就根本不用去思考。但是对于不在台湾出生的我，它象征了历史与文化，并提醒我们人类在各种时期面对生存的脆弱。
（左：几乎看不到的日本脑炎疤痕；右：常见的卡介苗疤痕，一出生的婴儿就接种）
也许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我没有卡介苗的疤痕，我才注意到了它，并开始关注疫苗疤痕与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 1970 年代之前，全世界最害怕的病毒是天花。数千年以来，它威胁了人类的生存，而我们毫无方法避免或抵抗它；得过而活下来的人往往存下无数的疤痕或甚至眼盲。
第八世纪时，它整整消灭了全日本三分之一的人数。十八世纪的欧洲几乎每年都因为天花而丧失 40 万人。
据说使用天花痂磨成粉，再由鼻子吸入导致免疫系统可以应付的轻微病毒，这是来自于十五世纪的中国，也是早期接种疫苗的方式。
过了 400 多年后，人类才发明一个可以安全保存及方便运输的疫苗。而在 1967 年世界卫生组织才有足够资源发展到全球根除天花。他们在 1979 年宣布天花的根除，也就代表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身上都有天花的疫苗疤痕。
（四年级的莉莉手臂上天花与卡介苗的疫苗疤痕都有。）
骚扰人类几千年的病毒在我们父母年代时才根除，但是我们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害怕得到致命的病毒。
台湾像亚洲大部分的国家一样，目前由于还算有肺结核的风险，都会要求小孩在一岁前打卡介苗。但是欧洲、澳洲、美加地区在 1980 年代后都停止打卡介苗了。
（阿根廷出生的 Pipi说她的疤痕也是卡介苗的，因为拉丁美洲也有肺结核问题。）
访问许多的女性之后，发现其实台湾的女性对于他们的疫苗疤痕没有什么想法。
“还好我的疤很小，如果是大的，那我可能就会烦恼它的存在。”“我有个朋友不穿短袖，因为疤太丑了。”“我觉得有疤是还好啦，因为大家都有，但是为什么要选手臂呢？为什么不选脚底或看不到的地方呢？” (原因在于疫苗由肌肉吸收比较有效率，脂肪则会阻碍到吸收。)
虽然我的出发点是疫苗疤痕，但是这些回覆让我好奇她们对于“疤痕”的接受度。是否有“好”或“坏”的疤痕呢？
对于注重外型的发型师，“疫苗疤痕可以接受，但是青春痘的疤痕我完全没办法接受。有青春逗的疤痕就是该去美容处理一下。因为呢，社会就是这样，青春痘疤会让人感到恶心。
如果有一天社会对于青春痘疤的态度有改善呢？
“如果有的话当然是很好呀⋯⋯但是不太可能吧！总而言之，社会应该让我们感到我们可以做自己就好了。”
对于独立创作歌手来说，疤痕的接受度也是来自于那个疤的由来。手臂上被第一只爱犬咬的疤痕还在，对她来说，这是可以纪念狗狗的标记。
“但是演艺圈好像就是无法接受人体自然的状态。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一个导演，拿着两千元要求我去吃避孕药改善青春痘。那时的我真的吓到了，想说‘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也许我们对于疤痕有着莫名其妙的批判，但是身上的疤痕叙说着各种故事——我们的童年与各种回忆彷佛像皮肤上的雕饰。这些雕饰是回忆、是历史、是我们在某个时空及地点与他人的连结。有一面的我们是相似的，我们都经历过疫苗的疤痕；但另一面的我们又非常的独特；我们疤痕的尺寸与深浅都不一样，反映了我们独特的免疫系统。”
These scars tell more about us than we think, they'r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a reminder of the fragility of hum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