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记者谭蕙芸。当未来仍不可知,她便不断写。“未来怎样我肯定不能说,我只能一直去看,一直去写。”

专访谭蕙芸,她是香港资深记者,也是新闻系讲师。反送中运动期间,四十多岁的她屡屡亲上现场采访。少女左眼被击中那天,她就在距离五十米外。她说,“五十年一遇的香港现场,我要记录下来。”

近期,她出版新书《文字欲:回应时代的特写新闻》,谈这时代的新闻采访。谭蕙芸在学院时,也受过性别的训练。她跟我们聊聊,自己在香港现场,见证的性别观点,以及作为一个资深记者,她对香港与台湾的观察。


图片|谭蕙芸提供

街头性别观察:越是黑暗,越要直视

几个月勤跑现场,让谭蕙芸萌生许多街头性别观察。

举例来说,“警察”这个群体,本身就是很父权的东西。它是要求纪律的部队,服从性强、阶级分明、有武器,强调阳刚威武。所以它对性别多元的概念,是相对难吸收的。

即使是身在里头的女性警察,或者开明警察,都不得不服从于庞大的制度中。因此施行性暴力,也很容易被掩盖于国家、制度、威权的概念中。

另一方面,示威者方也有许多值得谈的性别现象。“像是,示威者会说‘妳是女生,要退后一点。’他是很想要保护女生的。”但是当然,也有很多勇武的女生。她问我知不知道“港女”。“‘港女’(从爱逛街、买东西的形象),现在变成上了街也可以很勇武的样子。”不过,尽管看似印象翻转,当女性示威者受伤,也相较于男性,更容易引起整个群体的愤忾。

另外,她也观察到,性的语言,在运动现场,往往成为一种彼此攻击的武器。除了有示威者指称港警骂女性是“臭鸡”,示威者抗议时,不时也会喊出对警察的性羞辱。

“有句话叫‘警察开 OT,警嫂玩 3P’。”开 OT 是加班的意思(over time),“你在加班,你的太太在玩 3P,三个人的性交,意思是你太忙了,你的太太就出墙了。”这也是种性别暴力,强化男性警察的性焦虑,达到羞辱效果。

但她指出,“有些警察家属也很惨,他们或许是最痛苦的一群人。如果警察觉得自己没错,但你觉得有错,那就会非常痛苦。或者是有开明的警察,家人也开明,但在职场上被打压。”


图片|谭蕙芸提供

#MeToo、现场、假新闻?

香港反送中运动延烧数月,至今出现多起疑似性别暴力事件。例如天水围少女遭警方扯下内裤、示威者遭到警方搜身戳大腿等。我们好奇,她怎么看这些新闻?谭蕙芸说:“我自己对性别也有关注,但是我受的性别训练是很学院派的,到了新闻采访写作,它和性别理论的交集点,是很复杂的问题。”

她举了例子,“比如说,警察搜身事件,”整个过程,网路上一开始写,女生被男警察搜身。“后来警方 clarify,说那警察是女生,只是长得很像男生。那你怎么理解这种事情?”如果警方辩驳有道理,真是女警搜女示威者身。那么性暴力的受害者,会不会更难对外沟通?现场频传出的各种事件与传言,都是超乎想像的,也跳脱过去我们对性暴力的想像。(延伸阅读:“我的身体不是战场”女人到街头抗议,就活该被性骚扰吗?

我提到,前阵子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椒芬,说有“少女为武勇派献身,提供免费性爱(free sex)”的消息,但没有提供可靠消息来源。作为记者,该不该报导?

“确实很多人会利用运动去 promote 自己想要的。”这会导致一种危险,就是平常不看新闻的人,容易被耸动的假新闻或误导新闻迷惑。谭蕙芸点出,这正是记者与现场,于当代之必要。

“记者要确认讯息,如果我们没找到证据,就不能断言。你因此会有一个空间,去忍受不知道的状况、去存疑。但很多人,不能忍受‘不知道’的事情。这是一种人性吧。当你对运动情绪很强,你会很难忍受有些事情,你找不到答案。”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现场是重要的。香港那个眼睛被击中的女孩,当时我在现场 50 米外的地方。我知道为何警察在开枪、谁丢了烟硝弹,那是你在家里看视频看不到的。于是,你说你的话、他说他的话。”

“记者要先去看真还是假,这大概也是违反人性的训练吧。”谭蕙芸说。

后真相时代,乍看彷佛没有真相。但她认为,还是有许多可以 double check 的方法。例如,性侵或性骚扰案件,很多时候不会只有一个受害者,就多找一下,常常会发现其他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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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身处历史现场:香港的遭遇,是五十年一遇

回看这场运动,她说:

“香港现在整个社会是很不信任、容易吵架的,也有互相起底的事情。”甚至有意见不同的人,互相挖电话、地址,贴在网路上公开。

“这是个文斗、武斗同时进行的状态。台湾人或许容易明白,经历了二二八,戒严,蓝绿对立的时候,有点像是现在的香港。只是我们是压缩在一个很短的时空内发生的。”

我问,老师有遭遇到被攻击的状况吗?

“一点点啦。你写东西,肯定会被攻击。有爱跟有恨,是很像的。他喜欢你,觉得你好;他讨厌你,就觉得你一定有收钱。我写文章,还是用词比较平实,不特别说(黑警或义士)。我觉得,平实地描述已经很重要了,不用再去加什么。”

她开玩笑:“平常你写东西也没人看,但现在很多人很想看‘真实的状况’。我在学校里教书,我其实不写也可以啊。我的人生还是过得去,但为什么还要写?我觉得,要把它记录下来。我不介意你不看,我不在乎 click,我想写眼睛看到的东西。”

听起来像是记者一种作为志业的浪漫。

“我不知道这浪不浪漫,但香港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五十年一遇,或许是记者最重要的时刻。很辛苦。全世界的记者,CNN、欧洲美国最好的战地记者,都从中东、叙利亚过来。他们或许有最好的记者,但我感动的不是看到他们,而是我看到香港的记者,他们就是太爱香港了,他们一样跑在前线、不怕危险。”

甚至比西方记者更不怕危险。

“星期日,警察出了水炮车,蓝色水里有催泪成分,被喷到不只是染色,皮肤还会刺痛。我看到记者,女孩、男生,整个身体都是。也有老年的、60 岁的摄影记者很辛苦,从早到晚上十二点,没时间吃东西,喝水,你要躲子弹、躲瓦斯。到现在警方已经发出三千多枚催泪弹。”[1]

以前你会觉得外媒好厉害,但这次我们发现,香港记者们是关心自己的家的,当你家失火,你不是先想着好危险、我要保护自己,你是先往危险的地方去。

“这就是活出记者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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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以为港人对香港是‘有条件的爱’,但现在不是了”

“香港人在我心中是种‘经济动物’,香港人最喜欢的事就是赚钱,不喜欢关注政治。但这场运动,很多香港人宁愿牺牲经济,也要争取民主自由,这是我自己很意外的。”

“像是义载啊,你几个小时塞在路上,只为了载一些根本就不认识的年轻人回家,还一直一直去,不只是一次性的。哇,香港人怎么变了?”[2]

“我想,香港人应该终于明白,自由是很重要的。所以台湾如果有表达自由,要好好争取捍卫。很多人都忘掉了自由的重要,等到失去就太迟了。”

“我真的很担心啊,你们台湾正在选举。我知道台湾的经济很差,但现在香港整条街都没有游客,我却觉得很舒服。以前挤得没办法走路,现在是我们还能进商场唱歌(编按:《愿荣光归香港》)。对做生意的人可能有点惨,但香港人应该是憋了很久、忍了很久,才去争取。”


图片|谭蕙芸提供

记者作为一种志业

“我这一生,没看过香港人这么爱香港。你如果看台湾历史,很多台湾人是为台湾去死,去牺牲的。我在郑南榕纪念馆看过,当时我觉得香港缺乏这种情感。但这次运动,好几个年轻人为香港自杀。香港很多东西,跟台湾在 80-90 年代的经历是很像的。”

“以前我觉得,香港是有条件去爱的,比如说,八九六四后,很多人都移民了,他们因为害怕而离开香港。但是现在是爱香港,我要留在这里继续奋斗,争取下去。”

当有条件的爱,变成无条件的爱,一个对家园的永恒想像,因而落成。香港不再只是翻身致富的梦想地,而是脚踏实地的家园。当家里失火了,我们要一起好好面对。做得不好,我们一起检讨,遇到伤害,我们指出错误后,也互相安慰。(延伸阅读:五首疗伤歌单,献给努力争取的香港人:你是无名的花,开在泥泞路上


图片|谭蕙芸提供

最后,我问谭蕙芸,觉得运动会如何落幕?

“我不知道。我是记者,我肯定不能说,我只能一直去看,一直去写。”

细腻的观察,神圣的现场,持续的书写。这不只是身为教授、身为记者的职责,也是作为一个人,对于整个时代的回应──就像那诗:“请容我睁大这只眼,让黑夜永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