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爱你才这样做！”原来压迫女性的行为，可以代代相传

对谈的开始，中华民国文化研究学会理事长殷宝宁，从不同波女性主义的角度切入谈，第一波女性主义谈到人人平等，谈女性的基本权益，到第二波讲个人即政治，集结每个人的声音，也许就能引起改变，在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第三波，开始去主张和强调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与魅力，搭配数位时代的工具，从个人引领风潮，从前一波个人即政治，再将关注焦点回到个人身上。

“厌女文化的现象，是非常深刻的，内在的心理状态，在个人的层次上作用，如何回到个人即政治，转化成有政治性的状态，是《这是爱女，也是厌女》提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过去发生的不会不见，但是会被遗忘，没有打开这本书，我们可能就忘了那些发生过的真实故事。妇女团体多年以来的运动，从原先聚焦在生理，近年来开始探讨情欲、不同性倾向的人，或者是性少数者，在现在多元性别议题的讨论中，我们需要再次看见厌女的结构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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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爱你，我是为你好

最基本的，从家庭关系开始，我们都遇过许多爱女／厌女的二元故事，而不自知。王晓丹老师分享一位 A 的故事，A 是一个重感情也孝顺的人，家庭成员还有两个哥哥，与妈妈感情好，但是如果家庭有资源、有钱，都会先想到给两位哥哥，如果有长辈生病，妈妈就会期待是 A 要来照顾，于是在 A 出国后就不愿意再回台湾，A 会希望她爱的人（妈妈），和自己是有集体感的，集体感也就是认为自己是个好女儿，在距离的屏障之下，A 才能继续做一个孝顺的女儿，也保有自己的主体性。

同场与谈人张惠菁作家也分享到自己的故事，她生在一个一家五口的小家庭，家中有三姐妹，两个在美国东西岸，一个在北京，长大后“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母亲在奶奶家里，可以感受到她并不是很快乐”，不同时代背景之下，社会对于女性在家庭的角色和责任有既定的期待，社会无形的墙和价值笼罩和判断，作为女性，这样是一个不成功的女性、不够好的女性，会让妈妈封闭自己，不要与社会有太多的关系，建立一个无形的墙。

这背后结构来自于道德二分结构，把女人分成好女人与坏女人，于是我要是好女人，我得要是好女儿，我要孝顺，我要能够在社会期待的“好”的模组里，生成我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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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王晓丹老师提供

告别厌女，告别二元模组

从二分的结构跳出，要先开启多元的叙述模组。我们认识一生中发生的事情的方式，是透过语言和认知系统，在诠释不同事件时，大部分人通常会进入既定的叙事模组，然后下订一个道德判断，但真实的情况是无法透过语言再现的。我们在爱女和厌女的其中，和道德二分模组做抵抗与协商。集体的情绪背后，有一个结构，此结构可以被转化成不同的叙事模组，在叙述和安慰自己的时候，都是用这个模组。

我们在爱里面的时候，也会受伤，想安慰自己的时候，通常会用“爱女”的模组，例如“她是因为爱我，所以 XXX”的句构。这可能导致一种后果，就是受害者会被爱困住，没办法辨识出伤害，或是意识到哪里怪怪，却说不出来，又或是想要被爱，而让自己继续相信这是一种爱，继续落入二元，甚至只有一元的循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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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厌女，不只是破除好女人／坏女人或者男／女的逻辑，还要打破阳刚／阴柔的二元对立。答案不在于超越，而是在其中，在巴特勒所称的“一个人的自陈”（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g) 中不断提问与显示自身，作为一种协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过程。——节录自《这是爱女，也是厌女》p.21

在现场讨论时，延伸书中所述，张惠菁作家也进一步提出为什么要对自己提问。

王晓丹老师回应，透过对自己提问去不断建构新的模组，在关系里选择和行动，在行动里，有叙事模组帮助诠释遇到的事情，在关键时刻，必须要延后判断，去看见叙事模组和结构如何影响到我的情绪，避免让自己的情绪去决定认知，情绪和认知结构会互相建构，情感会影响到认知，认知也会引导出情绪。松动整个解构很困难，用延后判断（delay judgement）的方式，让自己慢一点、退一点、谦卑一点去看见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提问方式，是先去看见，这件事情有哪几种诠释方式，有没有其他叙述的可能，去找到多元的，其他故事的可能，就可以让自己慢一点，“不去找用‘爱女’包装来安慰自己的叙事”。理事长补充，很重要的开端，是我们要开始“意识”到问题，并且想要去面对它，往返在动态的讨论中，不断去看到叙事结构里的厌女，不用爱女去控制整个故事。

在打破厌女网络的社会过程，最重要的在于“为什么是我”的提问，这个提问帮助我们理解，屈服与自由之间主体建构的困境，也强调了重建伦理关系的努力，这样的提问引导出，个体踏出的每一步，都是谦卑地回应过去被拒斥的、被排除的、被压制的片段。——节录自《这是爱女，也是厌女》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