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企业大润发,被揭露有员工在车内对女同事性侵未遂。当车门上了锁,妳于是再也逃不走,再加上担心对方做出更恐怖的事,更不敢反抗。我们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女人总是害怕在夜晚出门、害怕独自搭车。

近日,根据《镜周刊》报导,一名大润发女员工,与同事同乘车辆时,遭性骚扰与性侵未遂。文中提及,一名中阶干部在公务车上,强行抚摸女同事的胸部及私处。“⋯⋯一行人回到台北,车子停在人来人往的内湖大润发一馆露天停车场,这名中阶干部藉故请开车的主管先回公司,再对女同事诓称:‘这是主管给我的机会。’想要硬上,经女同事不断反抗,并用 LINE 向同事求救,才脱离险境。”

女性在诸如车内的密闭空间,即使遇到性骚扰或性侵害,常会面临不知如何逃脱的困境。即使想要反抗,也可能因为担心对方做出更严重的事,而不得不选择缄口。

分享发生在我生活周遭的另一起真实事件。

女性朋友 A 和网友 P 相约见面, A 坐上 P 的车, P 随即将车门上锁。而后, P 不断碰触 A , A 虽感不舒服,却不敢反抗。“我很怕激怒他,他会做出更恐怖的事。”“当时那种状况,他要杀了我,或是把我载到哪里去,都很有可能发生。”

面对比自己身强体壮的男性,以及上锁的密闭车厢,让 A 即使想逃,也毫无退路。

这或许是作为女性都并不陌生的恐惧经验。我们担心,我们没有体力去反抗、没有能力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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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的根源:所有女性都害怕被强暴

回想个人经验,我其实非常害怕一个人搭乘计程车。当遇到不得不搭乘计程车时,我通常会在上车后,立刻将司机的执业资讯拍下来,传到家庭群组;在车子行进过程中,我也会一直注意司机的行径路线和自己手机上的 Google Map 路径是否相符。

我承认,当我和一位男性在密闭空间独处时,常有一股没来由的恐惧。然而,想在此强调,这并非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将所有男性都视为潜在的性侵加害者,而是能否让我们进一步去谈,何以许多女性会因此忧虑?

这个恐惧,来自于许多过去的新闻报导,以及大众是如何对女性耳提面命:要记得保护好自己。

“⋯⋯受害者的穿着、出现的时间地点、互动时的态度与言论、当时身体是否有伤痕等等,都成为大众‘客观’判断的项目。当上述项目不符合主流论述的想像时,社会论述很容易进入责怪被害人的方向,而受害人似乎必须不断为自己澄清与辩护。”
——《这是爱女,也是厌女》,王晓丹

女性不敢独自乘车这件事,也和其他女性困境相似,例如:女性在夜深人静上街时,往往须承受比男性更多的恐惧。

1996 年,积极投入台湾女权运动的彭婉如,在夜晚搭上一辆计程车后,遭逢不测身亡。这是彭婉如命案,以血泪推动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推荐阅读:彭婉如逝世 22 年纪念:因为她,搁置两年的性侵害犯罪防制法终能通过

时隔二十年,至今,女性在走夜路与乘车时,却仍有安全疑虑。大众仍期盼,女性不要在晚上独自外出,也不要穿着暴露的衣服,以免招惹危险。

“暴力是系统性的,因为它锁定一个群体的成员,只是因为他们属于该群体。举例而言,任何女性都有理由恐惧强暴。”
——〈压迫的五张脸孔〉, Iris Marion Young

当强暴发生在密闭空间:妳是我的,妳无处可逃

回到文初所提的两起事件。事件中的两位女性,都因为身处于不利于逃跑的密闭空间中,而被迫承受加害者的性骚扰与性侵未遂。

在谈及强暴时,我们须理解当下的受害者处境。社会大众经常检视受害者的穿着与举止,却忽视其实强暴之所以发生,其实是因为加害者做出的选择。(延伸阅读:【性别观察】世界丹宁日:被强暴后,法院却说牛仔裤很紧,我是自愿脱下的

“目前我们藉由书本、报纸、电视、大萤幕所重现的暴力影像或画面,让我们很容易忽略强暴的事实、强暴的影响、以及强暴的意义。”
——《不良女性主义的告白》,罗珊・盖伊

强暴,所代表的不仅是一次暴行;而即使加害者受到惩处,也不能抹灭受害者身心的创伤。

这则时事,之所以让人心有戚戚焉,是因为我们隐约能想像,这些事或许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如同王晓丹在《这是爱女,也是厌女》一书中所云:“每一个不正义的性暴力都是个别的单一事件,此种不正义都有其单次性( singularity ),‘因不同个体的机遇、选择与生命情境而有其不可重复的性质’。”(同场加映:当你受害,而整个社会联合起来羞辱你:为什么受性暴力者容易失语?

面对性暴力,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需要共同理解的课题。不逃避谈论、不回避责任,唯有正视问题的存在,才能让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变得更好,也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