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女第一人｜谢雪红：不识字的童养媳，如何成为台湾重要革命领导者？

台中公园旁的大华酒家，是许多左翼人士、共产党地下党员，甚至政治人物聚集的地方。他们来来往往，交换情报、思索未来、议论时政。许多对时局不满的年轻人也聚集在这里。一次，有人沈痛地分析台湾的困境：“台湾没人才。”

一把女声笃定地扬起：“怎么没人才，到处都是，台湾的水准很高，很普遍。只要是能替老百姓讲话、做事，知道老百姓的痛苦，就是人才。”说着，那女子指着在场的人说：“你们都是人才。”

一个年轻人扎扎实实把这句话听进去了，过了几十年后他还记得。他是古瑞云，后来成为二二八事件台中二七部队的总指挥。

而那个女子，正是谢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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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谢氏假女，她是谢雪红

谢雪红，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整个台湾社会却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将这个名字说出口。原因无他，谢雪红是台湾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二二八事件期间领导了二七部队在台中武装反抗，事败后逃往中国。因此，她的相关史料沉寂多年，人们对她讳莫如深。

如果要谈妇女如何参与社会运动，人们习惯从妇女运动谈起。谢雪红却不，她大步一跨直接投入了政治运动、乃至组党与革命，她因而被称为台湾第一位女革命家。做“第一人”需要勇气，她的初心却简单：她的一生受尽压迫，所以她要改变这个社会。

谢雪红出生在彰化一个贫困的家庭，是家中倒数第二个孩子。她被家人叫做“假女”，回应弟弟的名字“真南（男）”。后来的户籍和官方史料上，她的本名记为“谢氏阿女”。不论假女或阿女，都是没有性格的性别指涉，一如她的前半生。十二岁，她被卖做童养媳，受尽养母的身心虐待。为了逃离，她匆匆地答应结婚，却被骗卖为妾。

跟随丈夫前往神户时，她遇上了大米价格飙涨导致的“米骚动”；前往青岛时，则亲身体验到五四运动的风潮。20 岁时回到台湾，早已对为妾生涯不满的她开始寻求经济自主。谢雪红先在商会工作，再用自己的储蓄独立经营洋服店。同时，异国的社会运动在她心中埋下的种子也发了芽，因而投身抗日的政治运动。

24 岁那年，她到了上海，遇上中国反日的罢工运动，也遇到一批志同道合的社会运动者。更进一步地入读国共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因此有机会被选中前往苏联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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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他乡，谢雪红站在贝加尔湖畔，体会与台湾截然不同的气候和风景。她想起许久以前，作为童养媳饱受虐待、差点自杀的时候，曾有一位日本警察宽慰她说：“出去外面看看，世间是广阔的啊。”

她靠一己之力，拚杀出来，站在这广阔的世间，决定要为自己命一个新的名字。

她不再是谢氏假女，她是谢雪红。

第一个上街头的台湾女人，不只收获喝采也收获偏见

从苏联带着建立台湾共产党使命返台的谢雪红，投身政治运动。那时社会运动的“现场”不在街头，而在隐蔽的楼房、巷弄，在人与人之间的耳语串联。30 岁以前，谢雪红就入狱了两次。多年后她仍能清晰回想起如何遭受刑求：用小木棍压指尖、针刺指甲缝、灌凉水、用棍子打腿，“他们还无耻地剥光我的衣服，用点燃的香菸烫乳头”。

做第一个从事政治革命的女人，不只难在执政当局的恫吓，也难在同志之间如何看待革命群体中的性少数。

张深切的自传《里程碑》里留住谢雪红在集会时发言的身影：“那时的集会情况和我自己讲的话，现在已经没有记忆。只有谢阿女主张妇女也得参加革命，支援男人的运动，才容易成功。激起了全场的喝采，这确使大家留下不浅的印象。因为过去台湾参加政治运动的女性很少，在日本只有蔡氏阿信，在祖国只有谢阿女，而这两人算是万绿丛中一点红，所以特别博人激赏。”

谢雪红的社运之路不只收获喝采，更多时候是基于性别的质疑。同样是《里程碑》一书，记载了张深切对于这位女性社会运动者的批评。他嘲讽地写道，谢雪红没读过书又是人家的姨太太，而且常常跟大学生“厮混”，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懂什么共产思想？”

同为台湾共产党一员、和谢雪红几度合作又分裂的苏新在回忆录上犹然忿忿：“她一个女人，受教育又不高，为何能够领导我们？”同学杨子烈的回忆、国防部保密局〈附匪份子实录〉的记载里，显示出旁人对于谢雪红的性别、教育程度和生活作风的观察，往往导向“想必不是真正具有改革理念”、“男女关系混乱”的推论。

要污名化一位从事革命的女性太容易了，质疑她的私生活、否定她的能力和专业，就完了。至今，许多人仍然用这样偏颇的眼光去看待那些为社会议题奋斗的女性。

不向男人讨女权！不忘初心的女性运动者

由于谢雪红的共产党背景，又因为她在二二八事变之后远遁中国，陈芳明撰写《谢雪红评传》时深感搜寻史料的不易。对于谢雪红的革命人生，他下了这样的评断：“如果台湾是一个被压迫的象征，那么谢雪红是少有的几位现代政治人物中能够体验被压迫的意义。因为，她同时承受了男性沙文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中华沙文主义的压迫。”

在那样一个年代，一位女性要在阳刚的革命场域发出自己的声音无疑是艰难的。谢雪红的伴侣林木枝、杨克煌不仅是她参与社会改革时的同志，也是为她翻译、为她书写，协助她表达的人。她对男性的借力、坚定的意志、刚烈的性格，或许是在那个时代想在男性社会里出头的条件，却也成为旁人批判她私生活“混乱”、性格暴躁、不擅长沟通和领导的理由。

饶是如此，谢雪红从不刻意将自己去性别化。她不掩饰自己参与革命的初心来自于生命经验的困境和苦痛，提出的理念也从没忘记还在受苦的妇女。谢雪红曾在组织妇女部的题纲里提出对妇女权益的见解：她认为，当时台湾的妇女组织只想“向男人要求女权”，但妇女不应该自外于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一场阶级的战争里，妇女唯有加入其中，才可能摆脱压迫，追寻真正的自由。她并引用列宁的话为“妇女为何应该参与政治运动”、“政治运动为何需要女性声音”两个问题一锤定音：“政治运动，是妇女为了摆脱其压迫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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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台湾共产党路线之争里，本来作为领导者的谢雪红遭到抨击，因为她对妇女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关注，以及透过文化组织、农民组织借壳上市的策略，被认为太过软弱，不够激进、有力、强势。

但，可别太快将这样的路线选择和“女性气质”联系起来。陈芳明在接受《世纪女性・台湾第一》的作者蔡秀女访问时提到：“二二八事件各地的处理委员会成员都是男性，他们不是乡绅、学者、律师，就是民意代表。这些男性都是主张和平谈判的，只有谢雪红要武装对抗，她所有的做法都和别人不一样。”

需要强硬的时候，女性革命者也可以很“硬核”。

在参与社会运动的初期，谢雪红就不断提醒人们注意台湾作为一个殖民地和其他国家在革命路线、理论、方法上的差异；在她前往中国之后，依然以台湾本位为其主张。她似乎总选择一条不合时宜的路，或许，这是因为作为女性，她早已习惯少数者的弱势处境，并从艰困的环境中生长出悍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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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的我们，如何对待女性社运工作者？

在社会运动已然风起云涌的 2019 年，我们仍然不时看见社运现场的女性困境。穿着清凉的，会被指责衣着不得体；女性为主的抗议场合会遭人意淫。新闻镜头搜寻着哪里有“正妹”，竭力扒出她们的私人生活与情感经历。比起社运举起了怎样的反抗大纛，许多人更关心男男女女混杂的抗议场合，是否有什么暧昧秘辛。更糟糕的是，在阿拉伯、苏丹和香港，对社运女性的性羞辱往往成为政府吓阻人民参与抗议的手段。

每当阅读这些报导，我会忍不住想像女性往社运现场跨出的第一步是什么样子、怎样的感觉？通过谢雪红的故事，我被拉回了女人从私领域迈向公领域的历史时刻。从闭于深闺到让自己置身于公众，忍耐奇异的目光和评论，需要付出庞大的代价，却也为后世的女性开拓了一条崭新的路。今昔对照之下，我们才知道女人如何曾经缺席、曾经不在场。现在的在场，源于前人勇敢对社会价值和界线发起挑战。而这样对性别框架的冲撞，依旧持续、永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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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抗议行动，正在对此做一个最好的示范。

关注妇女暴力协会发起了“反送中运动的性暴力经验调查”，提醒人们注意社运场合所造成的性别暴力与伤害。而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8/28），平等机会妇女联席发起“反送中 #metoo 集会”，他们指出警察以执法为名、凌辱为实，企图以羞辱女性身体的方式吓阻抗议民众。三万个人，有男有女，来到现场参与集会。他们用唇膏——这个极具性别特征的化妆品——在手臂上写下了“Protest too“。

于是，世界看见了2019 年人们立下新的里程碑：面对性羞辱，我们不让女性“好好保护自己”。我们站出来，指出暴力里的性别差异，指出性别霸凌，告诉所有人，这是错误的，这是施暴者的错误。女人无需为了运动与大局隐忍，我们反击，然后，继续一起抗议。

谢雪红是台湾女性参与革命的第一人，她默默忍受基于性别导致的流言、嘲讽和不信任。但那个时代结束了，香港人告诉我们，当代的人们可以一起为那些在社会运动第一线奋斗的女性，做更多、更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