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与恶的距离》到《最佳利益》，我们开始谈恐龙法官跟平民百姓们的拉扯，但我们思考过，“真相”到底在哪里，又是什么吗？
开播到现在，《最佳利益》并没有正面谈媒体，仅仅透过菜鸟律师在为辩护查资料或意气用事的时候，资深律师方筝在一旁的冷静和提点，点出实务上法务的举证必须严谨，所谓的传言报导全都不足采信。加上不久前，《我们与恶的距离》呈现民众情绪扭曲真相或私刑的可怕，所谓“真的”，到底是什么？
要讨论所谓“真假”，首先便得谈到“举证责任”。根据台湾的民事诉讼法：“当事人主张有利于己之事实者，就其事实有举证之责任。但法律别有规定，或依其情形显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法条本身虽指出举证责任的原则，却也提供严守原则导致被害人无法获得应有救济的情形下，例外寻求正义的空间。律师或司法单位面对案件，若其内容有着明确对应的“适用法律”，或案件内容清楚了当，处理起来相对直接明确，则问题尚不算复杂。然而一旦牵涉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事实认定”，则什么是事实，案件是否有绝对事实存在，恐怕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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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同案件，运用相关法条、既有证据，乃至人生历练，从中抽丝剥茧找出“接近真相”的事实，证明自己的论点─也就是所谓“举证责任”─便成为所有负责任专业人士的重担。台湾法律界有句流传已久的谚语：“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要负举证责任的一方，最后时常成为败诉的一方，由此不难看出举证责任的困难。
至于为何有这样层层叠叠的“举证责任”，甚至看似处心积虑要让司法一再停留在最黑暗的一天，则要回归所谓的“无罪推定”，也就是检察官必须提出证据说服法官相信被告有罪的，被告并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司法单位不可以逼任何人积极地证明对自己有罪，以及有罪判决必须经过正当法律程序。
同时，在评估有无犯罪事实上以有利于被告作基础为原则，唯有在以上条件都获得满足，才有断定“是真是假”或“有罪无罪”空间。一如《最佳利益》的陈博昀，或《我们与恶的距离》每集片头的乡民，以上这些层层叠叠的法律名词，乍看之下只是要搅乱一池春水，保护做坏事的人（如在《最佳利益》的虐兵案），然而实际上，由于任何有罪判决都将对被告与所有相关人士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法律并非是为了轻放犯人，而是避免好人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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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种冲击社会的暴力伤人案件，到层出不穷的政治或商业丑闻，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让情绪激动的社会处于“宁愿错杀一百也不可以纵放一个”的肃杀之气，特别是当“举证责任”遇见“无罪推定”使得许多时候结果总是不尽人意，进而出现“法院是 XXX 开的”或“有钱判生，没钱判死”等说法。只不过，很多时候大众忽略了，重视情绪多过事实、强调直观多过证据的看法，不仅会削弱司法的公信力，甚至在所谓“正义”造成无辜冤枉的憾事后，持续强化人民对于体制的不信任。
法律或许不完美，但在媒体或个人的情绪之外，法律也成为保护个人的唯一真相。若这些可以在成为影视作品的养分之外，转换为法治观念的辩证工具，则或许像《最佳利益》这样的作品，更有其存在的迫切性与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