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短篇小说集同名的〈致贤南哥〉中，赵南柱承继《82 年生的金智英》观点，接续探讨韩国社会“身为女性”的日常感受，小说透过主角人物“我”对男朋友“贤南”的书信告白，吐露出藏存在内心深处的感受，认为男友对自己的照顾，其实只是藉爱情名义进行的一种干涉和控制。
文｜政大台湾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崔末顺
《致贤南哥》为韩国第一本标榜“女性主义”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录七篇目前仍在文坛活跃的七名三十到四十岁女作家的作品。当今韩国文坛最为显眼的奇特现象，就是女性议题广受读者欢迎，不管在质或量都开创出前所未见的局面，而且在销售量或获奖成绩也都名列前茅，成长气势似乎锐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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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成为韩国社会焦点
韩国传统上深受父权影响，要求改善女性地位与处境的声音未曾稍歇，不过最近女性议题相较以往却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背后确实有其特殊原因。
二○一六年发生的首尔江南地铁站随机杀害女性事件，可谓最具代表性，该事件不仅震惊社会，引发举国性的哀悼行动，在年轻女性族群危机意识骤然升高之际，一向即在社会蔓延的厌女现象，也突然成为社会热烈讨论的议题。加上二○一七年，文化艺术界爆发几起性暴力事件，促动社会多个行业接二連三响应“#MeToo”运动，让女性安全和性别议题，随即成为最热议的焦点。于此，过往常常不过只是一回性“话题”的女性议题，此时已迅速扩张为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社会现象。
受此社会氛围影响，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大幅增加，成为阅读市场的主流商品，性别议题更进一步成为检验及评断韩国文学和文化的一个基准，甚至带动读者阅读过去出版的小说，引发作家重写旧作的热潮。如韩国代表性小说〈好运的一天〉（1924）、〈翅膀〉（1936）、〈金妍实传〉（1939）、〈雾津纪行〉（1964）、《侏儒射上的小球》（1978）等名作，都分别被作家重新以女性主义视角进行改写及评价。文坛如此充满实验性的做法，系针对过去文学经典中女性声音的消音现象，提出另一种方式的控诉，同时也想藉此呼吁民众共同站出来，一起要求全面检讨韩国社会女性的处境和地位问题。
多元呈现“此时此地”的女性处境
《致贤南哥》即是在此文坛潮流和读者的积极反应中问世，在其规画出版之初，即明确揭示女性主义观点的诉求，并邀集各有不同创作风格的七位女作家，聚焦又立体的呈现出她们对“此时此地”韩国女性的诠释和个人视角。
当中，与短篇小说集同名的〈致贤南哥〉中，赵南柱承继《82 年生的金智英》观点，接续探讨韩国社会“身为女性”的日常感受，小说透过主角人物“我”对男朋友“贤南”的书信告白，吐露出藏存在内心深处的感受，认为男友对自己的照顾，其实只是藉爱情名义进行的一种干涉和控制，它不仅造成“我”的不自在和不舒服，实质上还属于一种日常性的暴力；崔恩荣的〈你的和平〉描述三代女性的故事，小说透过主角“宥珍”的视角，描绘一心期盼媳妇也能如同自己侍候婆婆般服侍自己的母亲“静顺”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一方面彰显出上一辈女性艰辛又备受压抑的苦闷生活，同时藉此提出赋予她们充分发话机会的重要性；金异说的〈更年〉描写育有一对儿女的“我”，面对国中生儿子乱搞男女关系，内心感到非常苦闷，正面点出无论是社会抑或家庭，到处都充斥着“物化女性”现象的低俗世态样貌；崔正和的〈让一切回归原位〉勾画一位专门拍摄“坍塌建筑物”的女性人物，探讨她患有“所有东西都要归回原位”的强迫症缘由，映照出父权底下厌女现象普遍存在的韩国社会问题；孙宝渼的〈异乡人〉则以推理小说形式，描绘担任警察的“她”在调查女性连续失踪杀人案件的过程中，逐渐摆脱过去的受害阴影，重新站了起来；具竝模的〈鸟身女妖与庆典之夜〉为一部奇幻復仇剧，故事以猎杀方式，向犯下性侵或性骚扰的男性，逐一展开让人感到既痛快又獵奇的復仇故事；金成重〈火星的孩子〉为有关女性生产的美丽寓言，透过被射向火星的实验动物中唯一存活下来的“我”，描绘定居在火星的过程点滴，藉此表达无论哪个性别，毫无差别的，都是一个必须互相依靠、互相安慰、共同生活下去的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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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差异眼光，真正看见女性
《致贤南哥》收录的七篇故事，以多样的题材、人物和多元的形式，刻画韩国社会对女性多方面的差别视线，提供读者一个能够感受到共鸣、安慰以及省思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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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韩国一出版就创造出惊人的销售记录，不仅创下出版兩周即卖出超过一万本的佳绩，在大型连锁书店教保文库、网路书店阿拉丁也均站上排行榜，更获得读者“容易阅读且启发思考”、“想推荐给朋友的好书”等评价很高的回响。
如果说“女性主义”論述，是将“打破因生物学或社会文化的性别差异而引起的所有差别待遇”视为终极目标，我想本书的出版，肯定会扮演起韩国女性主义从“論述”和“语言”的形式，正式进入到“日常”和“故事”领域，进而扩大其影响力的一种信号弹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