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什么？伴侣呢？男人有看你吗？女性在 G20 高峰会被关注的事

6 月 29 日，在日本大阪举行的 G20 高峰会落幕。[1] 本次会议聚焦在气候议题、自由贸易，其中最受注目的“川习会”，也于昨日结束。联合报报导，各国达成共识部分，在于将会致力达成自由贸易、并在 2050 年达成无海洋塑胶垃圾目标。

而除了美国之外，各国也都再次确认《巴黎气候协定》的不可逆转性，该协定是 2015 年，用于取代1997年《京都议定书》，致力于降低全球暖化速度的国际协定。

在法国气温飙破摄氏 40 度的上周，似乎更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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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共识外，G20 的另一看点则是今年的领导人性别分布。许多媒体报导，不外乎女性领导者衣着，健康状况，当然还有男性领导者的配偶群像。今年 G20，仅有三位女性，分别是是前阵子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特莉莎梅伊（Teresa May），以及德国总理梅克尔（Angela Merkel），以及国际货币基金（IMF）总裁克莉丝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

五月底宣布辞职的梅伊，最快将于七月英国选出继任首相后正式离职。在下台之前，她在英国积极推动修法，将于 2050 年前达到净零碳排放（net zero carbon emissions），希望能让英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净零碳的国家。在 G20 上，她也暗指川普不愿意对《巴黎气候协定》表达支持。

《卫报》写道，她说：“我很高兴英国能成为世上第一个领导碳排放的国家，也呼吁其他国家，应该提高自己争取环境保护的野心，才能达成目标。”她指的是迟迟不愿意同意签署《巴黎气候协定》的美国。

女性领导者一直都是国际上的少数。根据 CNN 报导，2018 年甚至被誉为史上最缺乏女性参与的G20高峰会。原因是梅克尔的班机迟到，使得整场 G20 开幕式上，仅有梅伊一位女性。当我们在 G20 会上举办女性赋权论坛，讨论如何有效支持女性自我培力、提升经济水准与教育程度，但是却在只有两位女性国家领导者参与的情况下开展。

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浮现：女性参与数的多寡，能够反应一个会议中有足够多元的性别立场吗？

伊凡卡川普：女性是世界上最被低估的力量之一

今年 G20 的女性赋权论坛中，发言者也包括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凡卡川普。许多媒体仅只聚焦在她的服装出自哪个品牌，她的身影让多少男人转头看她。

不过，Business Insider 报导，尽管她的个人理念似乎与川普政府的性别政策背道而驰，但她的谈话，仍提到“女性是世界上最被低估的力量之一”（one of the most undervalued resource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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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赋权，不只是一种社会正义议题，也是一种经济与防卫政策。”在会议上，她也指出女性参与劳动力，如果能够和男性有等同的酬劳，将能够增加国家的经济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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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赋权在经济层面以外，社会正义，当然也是应被强调的面向。她的发言，对照川普政府上任以来，种种对女性、多元性别不友善的政策，更显讽刺。除了“不支持堕胎除非例外”、也包括“禁止跨性别者从军”，另外，他也因为多次对女性不友善言论饱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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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为什么女性从政代表性总被高估，但女人力量却总是被低估？

让我们从 G20 回看女性从政。伊凡卡的话，其实某部分正确，她点出了人们对于女性领导者常见的迷思。女性确实是世界上最被低估的力量之一，而与此同时，少数跻身权力位阶者的她们，象征意义又时常被过度放大。

国家有一个女性领导人，不等于普遍女性都突破了那些隐形天花板。在看到“个体”的突破，除了能给更多人想像以外，我们仍需观察当权者、大众媒体与社会等的“总体”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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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时候，人们总说，选出第一位女总统、女总理、女性首相，或者你有一个女性主义者女儿，“代表着性别已经很平等”，但实情则非如此。举例而言，在 2018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曾经选出女性总统的韩国，其性别薪资差距水准低于全球平均。

女性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主张，社会知识往往由被优势的阶级／性别所主导 [2]。而越是边缘身分的人，当他们带着特殊生命经验进入权力体制中，越能打开多元对话、产生改变。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性的身分与成长经验，一方面可以是协助她更好同理弱势者情境的工具。当然，另一方面也可以是她们用来反制民众的论述策略。举例而言，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镇压香港反送中事件中，受人抨击的便是她诉诸“母亲论”。

同场加映：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养不教母之过”：这句话如何彻底误解了“母亲”

Vivian Wu 曾于〈少数女性成功，不代表多数女性得以发声〉一文中写道：随着女性领导人增加、愈来愈多女性掌握了发声的管道，女性的“被噤声”愈来愈常被看成是一种个人层面上的现象，而非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小部分女性的成功被当作一种“该问题已经不复存在”的见证（例如：我们选出了女性总统，显示两性已经很平等），而其余女性面对的困境则被视为个人应该透过自己的意愿和努力来克服的阻碍。[3]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历史学者玛丽·毕尔德（Mary Beard）也曾在《女力告白：最危险的力量与被噤声的历史》一书中提到，女性在历史中长期处于“被噤声”的位置。

当开始有少数女性从这种噤声中解放，往往使得人们往往高估了少数女性的代表性，却又严重低估多数女性的发声意义。

在 G20 落幕，从高度视角来看，这些媒体报导框架，对于女性参与者、多元性别的想像与参与程度，仍然相对有限。我们要的并不是去质疑女性领导者是否足够“适任”表达意见，我们要的是，随着越来越多女性、多元性别出线，他们的声音，不管在政坛上、影剧圈、运动圈、科学界，这些多元的性别代表都能被如实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