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与恶的距离》到世新霸凌事件：肉搜、公审全家人，然后呢？

养育孩子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既然“天下间没有父母要花个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相信亦不可能有父母要把孩子养成一个霸凌者。然而，霸凌者又是怎样养成的呢？

儿童精神分析师 Winnicott 强调，各种诸如破坏、偷窃、霸凌、反社会等的行为，其实在小孩早期生命那道德良心确立以前，他通通都在家里做过了！只要这个家庭最初经得起孩子对它所做的各种冲击，能够消化和适当处理，那么他就会安定下来，最终能思考“改过 repair”自身一类的事。所以前提是：家庭能包容和经得起这些考验。要不，孩子就会延续这些不良行为，在未来成为一位所谓的不良少年。

图片｜截图自吕同学脸书影片

霸凌者往往也是被霸凌者

从近期社会热议的世新柯同学霸凌事件中，柯父只是叫儿子要自己承担，并说：“让我们家人与相关事务都连累受到攻击，这是不公平的...”[3]。用 Winnicott 的观点来看，柯家经不起孩子对它的冲击，也不想消化处理之。再者，从其母亲指责“你的道歉文就是个屁，你凭甚么，你凭甚么去别人房间？你凭甚么去人家宿舍？你凭甚么用攻击式的语言？你凭甚么沾哥哥的光？你凭甚么沾爸爸的光？”[4] 中，可以看见一种“割席感”，甚至是翻译后的“你凭甚么让我难受？你凭甚么要我为帮你擦屁股？”的一种贬损主体自我价值的漠视：你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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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来看柯同学自陈他之所以会对吕同学作出莽撞举动，是因为他被通知要去世新生辅组解释被投诉一事，假设这理由是真的，那他心里想说的，也许是：“你凭甚么让我蒙羞！你凭甚么让我难受？你凭甚么要我去顾及你的感受？”……在柯家的受访里，我们一再听见“你凭甚么…？”这个贬损他人自我价值的指责。

每一次的指责，不论是对自己或是他人，都是内在超我 （super-ego）的声音。而心理学家 Freud [1] 说过：

事实上，孩子的超我不是以父母本身为模型，而是以父母的超我为模型。因此，超我是家庭传统及所有抵制时间之价值判断的载体。（A child’s super-ego is in fact constructed on the model not of its parents but of its parents’ super-ego, it is the vehicle of tradition and of all the time-resisting judgements of value.）

从媒体现有的资讯中，我们不知道柯同学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然而，单纯就超我──你凭甚么？！──的层次，他们三人十分类似！就像有人在脸书发文表示柯同学对待吕同学的方式，一如他的父母怎样在媒体面前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 [5]，暗指作为霸凌者的柯同学，他在家庭中也可能是一名“被霸凌者”。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上是很可能的，但在资料不多时我们还是别作太多推论，唯一能说的是，家庭照顾可能是好的，然而，每个成员都可能被家庭潜意识结构的超我所霸凌。

就理论上，霸凌的孩子的父母，也是如此长大的，即父母也从他们的父母处，潜意识地继承了抵制时间之价值判断。事实上，很多台湾或华人家庭的父母总是说着：“你既然住我吃我的，你就得听我的话！”。这句话背后不过指涉着：你没有价值与家庭位置！你若要得到甚么、去沾家族的光，你就得达到我的要求，要不，你凭甚么？......若这个孩子有不错的才能，幸运地活下来，就能够“凭甚么”来得到他要的：可是，对那些不论因先天还是后天而条件不足以满足父母的，他们迎来的只是一出悲剧。

图片｜《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公视提供

又一次公审，然后呢？

一件社会热议的事件冷淡下来，并不是肉搜完网路公审完就没了！我们更要看到这些家庭需要怎样的帮忙。

不良行为、霸凌他人、甚至恶性发展下去的犯罪或反社会行为，其实在显示个体还有一丝希望。意义是，当孩子做出扰乱社会安宁、令人发指的行径时，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求救讯号（S.O.S），他在寻求一位“恩威并重”（a circle of love and strength）的人来管教他。这当然突显他在早期家庭里，缺乏这样的重要他人去施以“恩威并重”的教育，并伴以不置身事外的包容与处理。

Winnicott 指出，不良少年（delinquent）很多时候除了透过肢体或言语的暴力，他根本无法感受到现实中的人事物。柯同学的言语暴力，很可能让他感受到他人真实的恐惧、自我价值的提升，即最初面对家庭的“你凭甚么”超我时，他所排斥去感受的恐惧、所失去的自我价值。或让我们相信柯同学的行为如他所说的是“情绪失控”，那我们就更要记得，童年时唯有在家人包容与管教的协助，小孩才慢慢培养控制自我冲动的能力。

情感发展（emotional development）永远是让人成为一个有肉有血有泪的人类的最重要一环，因为情感成熟者，才能够真实地感受自己与他人，同时认识到外在与内在现实的真实意义。只有早期照顾中能达到情感发展以后，

才会出现最初的担心与罪恶感，以及去修复（改过）的早期冲动。（the first feelings of concern and guilt, and the early impulses to make reparation）[2]

作为父母，面对不良行为的孩子，除了包容的爱，还得要威严的管教架构；或是除了威严的处理，还得有投入的爱与包容。如果这些少年已经失去了家庭，或其家庭已经失能，那么在老师、学校、亲戚长辈、甚至社福机构的介入时，请别忘记在眼前的是一个在求救的希望！外来且迟来的耐心管教，总是会给这希望成真的可能。

图片｜《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公视提供

超我与操我：如何觉察这个家族魔咒？

可悲的是，即使经过《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反思，为剧中李大芝的父母受到媒体霸凌而不愤，但现实社会仍然充满一种网路暴徒，去公审去清算柯家的各人，一再证明“我们与恶的距离，只是一种错觉！”（见〈键盘战士的群体之恶：躲在人群中，我们都是暴徒〉）

我想当中的原因，在于超我（super-ego）那种讉责与排斥所有自身所不认同的价值的特性，和它的两个位置：“超我”与“操我”。当网路键盘战士（和柯同学）在责难他人时，他们是踩在“超我”的道德高位，就是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而别人都是错的，而自我（ego）因为执行了这种讉责而感觉良好。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一个“操我”位置，就是人们亦因为总是要符合超我的要求而活得十分痛苦，他们对他人的不理解不宽容，也反映在他们对自身的规训当中。只不过，大多时候人们并不觉察自己把超我对自身的要求投射到外界，从而避免内在的焦虑。要不，为何键盘战士被《我们与恶的距离》洗礼后，还变本加厉，把柯家各人的工作地点、脸书、电话肉搜出来公审？或一些护家盟或基督教人士，怎么一边喊守护家庭价值，一边外遇与再婚？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平时能流利地说十多种外语、让人无法分辨他是哪一国的人，在生气的一刻，飙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他的母语。那也许，在我们气愤地指责自己或别人，或被家人指责时，我们就能够从中觉察家族的超我声音为何。在柯家可能是“您凭甚么？！”的价值论，在某位个案家也许是“现在大了，翅膀硬了，不用管父母的了？！”的不孝论。那你的家，又是甚么？唯有先觉察它是甚么，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改变的可能性。

对我感兴趣的人，内里必然有点甚么疯狂的东西”：哈理斯的精神分析躺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