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为紫荆之殇而痛，正是因为我们所属的时代，被港片、文学、诗歌⋯⋯耳濡目染，从《表姐你好》到《赌神》，香港文化早已融流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你也喜欢香港流行文化， 你一定心有戚戚：他是我们记忆中熟悉、辉煌的城邦，而在自由面前，我们将站在一起，挺直腰杆。
文｜李律
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名‘不同政见者’，并非仅仅因为某一天这人忽然决心投入到这个非凡的事业中。 他自己的责任感，以及各种复杂的外在因素，驱使他加入这一事业。 他被现制度抛弃，而且置身于与之相冲突的地位；事情以努力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开始，以被打成社会的敌人告终。
我所属的这个世代，是被香港流行文化喂养大的。
我小学时看过一部电影，是梁家辉与郑裕玲主演的《表姊你好》（粤语原名《表姐，妳好嘢！》），表哥表姊指的是 97 大限之前从内地以各种方式依亲、偷渡来到香港的内地人。
这部片上映于 1990 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的隔年，香港人对于 97 大限之后的生活感到不安，但又没有钱移民加拿大，在揣揣不安中而产生的反映日常生活中鸡同鸭讲小事的喜剧作品，导演是知名的喜剧演员张坚庭。
片中梁家辉饰演香港皇家警察，因为港中合作捉拿逃犯的专案而与饰演大陆公安的郑裕玲合作，又因为郑等人遇袭而将他们接至家中避风头。片中梁家辉的爸爸是 1949 年逃难至香港的中国国民党忠诚党员，每天早上会升旗唱国歌；于是一场早餐的戏，身为中共公安的郑裕玲与国民党党员的爸爸就为了蒋介石与毛泽东、青天白日满地红与五星旗、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等等意识形态问题吵了起来。
在双方唇枪舌剑中，双方都要梁家辉做个公平裁决，梁家辉一手捧着饭碗、一边说：
“我只是个拥戴资本主义的香港市民，你们两边的战争都没我的事。”
梁家辉的身影与台词，在我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象。做为彼时外省老兵之子、忠诚信奉国父蒋公遗教、蒋经国逝世时留下真诚眼泪的我，发现原来香港人是这样子看政治的，而且也才知道原来除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外，还有一种资本主义，是可以放下意识形态之争专心发大财的。
可以放下政治歧见，大家一起专心拚经济，听起来真是美好。
12 岁小学六年级的我，这样相信着。
图片｜《表姊你好》剧照
香港真的可以放下政治歧见专心拚经济吗？
1987 年解严前夕，蒋经国开放了外省老兵赴大陆探亲，条件是必须经由第三地中转。于是香港变成了最热门的中转点。
开放初期的热门路线是先从桃园机场直飞香港启德机场，从香港市区北上罗浮出关－在此真正进入当时还是黑暗大陆一般神秘的中国大陆；再搭火车到广州白云机场，然后从白云机场飞到大陆各城市。比如说我爸爸就是先飞到南京，再坐黑牌巴士到安徽芜湖。
90 年代的头几年，因为大陆探亲的缘故，香港作为中转点赚进大量外汇与观光财。这是一个完全因着两岸政治矛盾却又有通商行旅需求的经济问题而衍生出的巨大商机。直到后来两岸三通之后，这个因着政治而起的商机也随着政治而瓦解。
“拚经济，真的可以不管政治吗？”透过梁家辉之口说出香港小市民心声的张坚庭导演，不晓得现在的想法会是甚么。
图片｜《表姊你好》剧照
后来，在 1994 年的电影《赌神二》中也有类似的桥段。小黑柯受良饰演的台湾土豪爱炫富在千岛湖惨遭抢劫，徐锦江饰演的大陆公安则是硬脾气愣脑子一根肠子通到底。唯有作为香港人代表的周润发代表着富了 20 年有远见有品味的香港人，笑看两岸笑话。
后来赌神一行人阴错阳差在小渔船上偷渡过台湾海峡。原本被大陆公安船追缉，一行人要唱义勇军行进曲；后来度过海峡中线遇到台湾海巡，一行人又唱起梅花或是中华民国颂之类的爱国歌曲举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这里这艘小船上命运休戚与共的，彷佛就是航向 97 茫茫不确定大海的香港岛的缩影。
接着在华丽炫目的烟火炮阵与仪式中，香港迎来了 97。
那些逃不掉的、来不及逃的、甚至太早逃了结果在加拿大不顺利又回来的香港人，这次真的没得选择了。
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开始在这个外租百年重又复归的岛屿半岛城市上进行实验。
时间走到 2011 年，那一年的第 48 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刘德华以《桃姐》夺得影帝，他在得奖致词中恭喜台湾电影在该年的重大突破与票房佳绩（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那一年同时有《赛德克．巴莱》、《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翻滚吧！阿信》等票房纪录佳片）；接着他提到，香港电影近期发展地很辛苦，他很希望也很谦虚地要跟台湾电影界学习。（延伸阅读：）
这是把整个香港电影界扛在肩膀上的大哥刘德华吐露的真心话。
彼时香港电影的众多人才资金外流大陆称为合制电影。为了大陆的票房市场考量，很多题材不能碰。黑道题材不能碰（香港电影有讲黑道题材优秀到不行的早期如吴宇森、近期如杜琪峰、刘伟强）、妓女题材不能碰（香港最会拍妓女故事的陈果、许鞍华）、敏感历史题材不能碰、杀人犯罪不能碰、讲社会不公的真实事件不能碰、这不能碰那不能碰，搞来搞去除了抗日神剧不知道还能拍甚么。
这就是政治。
你跪着、把钱给挣了。
可你永远不准起来。
你还得唱着：“起来！受压迫的人民！”
这么多年过去了，香港政治像是《大话西游》里的照妖镜，一堆电影银幕中的英雄侠客、江洋大盗给照出了原形。
啊那原来是香港皇家警察代表的成龙啊、人见人爱的陈小春啊，都成为了政委。
啊那原来是变态杀人魔的黄秋生啊、原来是杂碎傻强的杜汶泽啊，居然是他妈的英雄！
啊！那个人才资金遍地、火花激荡碰撞、经典奇作百花齐放的香港电影圈，怎地会到了如斯境地？
电影也好、文学也好、剧场、诗歌、出版也罢，那灌溉着百花齐放的文化产物的原野，必然、也必须立足于自由的土壤中。
如花，梅艳芳饰。图片｜《胭脂扣》（1989）剧照
瓦茨拉夫．哈维尔，一个在 60 年代布拉格创作讽刺诗与荒谬短剧的作家，在经历了 68 年的“布拉格之春”后，面对政治的无情镇压与苏联对于捷克文坛的清洗，终于清楚地意识到，在一个集权国家中，任何一个一心追求创作自由的艺术家、文学家，就必然是一个政治异议份子。也因为追求自由这样的原罪，注定会在集权国家中被打为反动分子。
1977年，哈维尔参与了《七七宪章》的起草，而后被当局逮捕审判入狱。在狱中哈维尔遭遇了残酷的写作控制：他只准写信给妻子欧嘉，页数受到限制、而内容当然受到上层的检查。1983年因病出狱之后，他沉淀狱中遭受非人对待的精神折磨，转而思索人的本质与政治的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
在 1984 年他获法国土鲁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演讲稿（本人无法到场由英国文学家宣读）《政治与良心》（Politics and Conscience）中写道：
“人只有在清楚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的关系时才算真正具有自由意识，这种对自由的感受就是责任。”
面对苏联红军的血腥镇压与莫斯科当局对于东欧诸国人民的集权统治，哈维尔也写道：
“巴托契卡曾经写道，一个人若不愿献身于令他的生命具有意义的东西，那么他便不值得活着。正是在如此放弃意义和如此一种‘和平’的世界上，在‘日常规则’之下，战争最容易发生。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存在由最高的牺牲勇气来保障的道德屏障来进行抵制。⋯⋯知道自己为什么去死的英雄的缺席，是通向人像牲畜一样被屠杀的堆积如山的尸体的第一步。”
这段文字对于五年后到来的天安门惨案，简直是令人战栗的血腥预言。
而在六四惨案三十周年的今时今日，我们或许又将目击另一桩惨案的发生，只是地点从北京天安门广场转移到香港立法会广场而已。
延伸阅读：那一夜，我们都没睡：香港反送中示威摄影集
图片｜来源
我从未去过香港。
但是看了听了二三十年港片、港剧、粤语歌的我，却对香港的街景、文化、风俗有着一种二手传真般的熟悉与了解。
那块标榜着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曾经在商业利益挂帅的自由竞争风气中，写下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灿烂大众文化。这靠的是无比的自由、灌溉了每一代最有才华的香港人。
灌溉了王晶、周润发。
灌溉了王家卫、杜可风。
灌溉了张曼玉、翁美玲。
灌溉了陈百强、张国荣。
灌溉了林夕、伦永亮。
灌溉了黄霑、徐克。
灌溉了黄百鸣、许冠文
灌溉了许鞍华、关锦鹏⋯⋯
那些来不及诉说的名字，构成了年少的我观看香港人生活的方式、学习他们的思考、骂他们的脏话，以及熟悉每一种悲喜交集之后的、属于香港人独有的诙谐与无常观。
而那些把有才华的人聚集在这东方之珠的最重要条件－自由，再也不复存在了。
假如香港是一位女性，她的形象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胭脂扣》（1989）的如花（梅艳芳饰），其次就是《阿飞正传》（1990）、《花样年华》里的苏丽真（张曼玉饰）。图片｜《花样年华》（2000）剧照
这样一个曾经辉煌的城邦，如今在她老朽的身躯上，用尽了最后的气力，想维持她五十年不坠的风华绝代与尊严。
看着她、看着她⋯⋯
看着她楼起楼塌，
看着她被施暴虐打，
看着她不畏欺压、不再怯懦害怕。
这钱，不挣了。
可腰杆子，始终要挺直的。
我只能始终看着她。
这是我告别一个从未去过、以后大概也无缘再去、那样一个心灵他乡的地方，最决绝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