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胭脂扣》后，时隔三十年，关锦鹏导演带着新戏《八个女人一台戏》来到台湾，“唯有香港，是我闭上眼，也不会迷路的城市”，导演这样说，这戏，是为香港拍的。
“十二少，3811，老地方等你。如花。”
三零年代的塘西红牌如花，隔了五十三年重返人世，寻她失约的生前爱人，也昭显香港今昔的变化。在沧海桑田、世事变迁的香港，如花执着地在报上刊登和情人相认的密码，“老地方等你”，那一方寻人启事像封情书，穿越时空，百死不怨。
时隔三十年，关锦鹏导演带着新戏《八个女人一台戏》来到台湾，“唯有香港，是我闭上眼，也不会迷路的城市”，导演这样说，这戏，是为香港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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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戏，是为了香港大会堂而拍
2005 年《长恨歌》之后，关导多半担任监制工作，13 年后才选了《八个女人一台戏》重执导演筒。他说，这戏是为了香港大会堂而拍的。
“2015 年的时候为了中环的交通安排，香港政府曾经考虑过拆掉大会堂。当时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因为自从 1962 年大会堂建成以后，它就是香港的、特别我们这代、我的上一代、我的下一代的文化中心。连香港国际电影节都在它的剧场播映。不光是看电影、看话剧、听音乐会、看展览，都在大会堂。然后大会堂门口，那时候还没改建、后来才拆掉那个皇后码头，每一任港督到香港、离开香港，都从皇后码头，就变成一个仪式。”这样的情怀保留在电影里，成为梁咏琪饰演的何玉纹在片末的一段台词，关导说，那一番话浓缩了香港人一整代的记忆。“所以我就跟编剧说，我们拍拍大会堂吧。”
新戏的发想，除了香港大会堂，还有郑秀文。“我们很早锁定郑秀文来演袁秀灵，因为《长恨歌》带给她的压力啊等等，让她得了抑郁症。她能走得出来身边肯定有很多朋友，不管鼓励她的、劝她的，带她到教会的，让她有了宗教信仰。她现在变成另外一个人，在这些层面上她和袁秀灵这个角色蛮契合的。”
《八个女人一台戏》讲两个有宿怨的女明星多年后合作舞台剧，电影从两人之间的针锋相对，衍生到周围被她们影响、也影响她们的其他人。关导曾说过，如果拍的是原创剧本，他通常都从人物开始构想、串起整个故事，《八个女人一台戏》的核心，自然是郑秀文。但故事发生的所在地，香港大会堂，也是他拍摄这部影片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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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剧本它有一定的范畴让我跟着，比如《胭脂扣》、《红玫瑰与白玫瑰》到《长恨歌》，都已经有小说的基础在，但原创剧本我磨得更厉害，譬如说我碰到妳，我听到妳一些故事，妳启发了一点点东西，但还是应该有原创的、想像的空间在里面。”《八个女人一台戏》是个有点例外的电影。因为启发他的创作意图的不只人物，还有了大会堂。然而，他仔细想了一想，这种对于场景的关注更早以前就开始。
“比如说《愈快乐愈堕落》，那个时候 1996 年，我搞剧本的时候，香港变成世界的焦点，因为九七就回归了。当时青马大桥开通了，但是机场还没建好。那，我就浮现了青马大桥的印象，落到最后，电影最后的段落里面。所以，当然人物是先走的，但有些影像、地方的影像、特别空间的那个感觉，会跟着我的人物走，这个很有趣的。”
地方感在关导的戏里，总有深刻的意义。1987 年拍《胭脂扣》，他跑遍港澳，好不容易在澳门找到符合三零年代气韵的古旧楼房，用作戏中最重要场景倚红楼的拍摄地；1991 年为了拍《阮玲玉》，他身先士卒地费了好大功夫，把整个拍摄场景拉到上海。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两个地方就是香港跟上海。对吧？”关导说到这里，微微偏头一笑。上海和香港这两座城市对于电影的意义，他过去已经谈过多次，但这次我们希望他谈自己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关导慢慢爬梳，从年轻时候的阅读经验谈起：“我觉得，我对上海的印象很大程度来自张爱玲的文字，我中学时候非常喜欢张爱玲。哪怕在阅读的当下根本没去过上海，但后来我印证了，在张爱玲笔下那个有洋味的地方。”
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彷佛一脚踏上，张爱玲华美又萧瑟的文字，梧桐树、小弄堂，一一从白纸黑字化为真实。那感觉，太美，太震撼。“上海让我感觉不太像在中国大陆，可能因为上海曾经有过许多租界，不同的文化影响到它的建筑、状态。这跟香港很像，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嘛！包括大会堂，整个建筑完全是英国风的。到现在，它还是很有气质，只有十一二层。旁边都是高楼啦，玻璃帷幕那些。但我觉得气质还在。”
香港大会堂保留了时代的气韵，香港这座城市却不断的变化中，在变化的同时不断流失掉某些让人沈迷的风情和氛围。如同关导在上海接连拍了《阮玲玉》、《红玫瑰与白玫瑰》，还有电视剧《画魂》再到《长恨歌》，上海的故韵也不断消散。时间的紧张感让他特别想用镜头捕捉一些、重现一些，属于记忆中的香港。即使许多年轻导演聚焦于现在、现实、当下的题材，但他却想做特别念旧的那种创作者。
“我觉得有很多眷恋的感觉是逃不掉的，或者我愿意，在我的电影里呈现这个城市曾经的样子，对那个城市的感觉，我身处这个城市的感觉，对这个城市的一些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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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风，就是面向市场、拥抱观众
这样缅怀的情绪，不只创作者有，观众也有。我这一代的台湾人大多是看 TVBS 配过音的港剧、看电影台时不时轮播的经典港片长大，而中国的观众则时不时在网路上回顾香港电影的盛世。每逢新的香港电影上映，网友总争相询问：“这部电影有港味吗？”我问关导，觉得观众心中念念不忘的港风是什么？
“香港电影优胜在什么地方，就是它的多元。很多元，不同题材，鬼片、情色电影、喜剧、警匪片、爱情故事，各式各样。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是，类型电影。香港电影最风光的时候，把类型电影推到一个极致。”类型电影在香港电影最繁荣的时候奼紫嫣红、百花齐放，警匪片、江湖片、三级片、爱情片、武打片，每一种电影都能让人立刻回想起一种风格、一种画面的质感、几个代表性的演员。类型电影关心市场，愿意拥抱最最普通的观众，像潜藏在一帧帧画面里的密码，观众迅速领会、感同身受。这种对市场的敏锐和谦卑，是香港电影与生俱来的基因，也是能打动阅听人、历久弥新的关键。
“认真制作的香港电影，其实蛮抓眼球的。摄影、美术、声音、色彩的专业分工，造就了出色的影片。因为我觉得长期以来香港电影的传统啊，是商业取向，哪怕在八九十年代有些导演像王家卫啊、许鞍华啊、张婉婷啊，罗卓瑶啊，我啊，都拍一些自己喜欢的题材，比较风格化，故事没那么商业。但他包装上很商业啊。”商业化的一个特色是“用大明星”，关导举了王家卫的《旺角卡门》、《阿飞正传》、自己的《女人心》、《地下情》到《胭脂扣》，都以大明星作为号召。
“这个概念都是香港电影人很清楚的。电影就是需要明星，除非你的题材明星来反倒不合适，要用素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像刘国昌导演《童党》就是一堆新演员，是不是？陈果导演的《香港制造》也是新演员嘛。但那是基于题材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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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看了《八个女人一台戏》，说好像又看到了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那是来自于一个成熟工业的底蕴和气势，有足够的体量、有充足的预算、有引人瞩目的大明星、还有精致的制作。为了拍出香港大会堂的真实感，剧组甚至复制出 1:1 的前台和后台。“因为《八个女人》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去制作、去包装，让观众感觉这是一个专业化的作品。”
香港电影面向市场、拥抱观众的特质，近几年也逐渐影响了大陆的投资方和导演，他们逐渐认知到“针对市场需要有类型电影”，技术、人才、题材的开放，让大陆的类型电影也在慢慢成形。不论乌尔善《画皮》、文牧野《我不是药神》或徐峥的电影，大陆的创作者也正在往类型电影、专业分工的路上迈进。关导乐见这样的发展，“叫香港电影人去拍一个大陆题材，难度很高。而且，也不见得拍出味道。”令人着迷的港风其实源于电影工业的厚实基底，那么对于关导来说，“香港电影”的核心是什么？
“我基本上觉得《八个女人》是一个香港电影，哪拍它是合拍的。投资方有意愿跟我合作，但我说，我大胆一点，可不可以这个戏让我在香港拍。他们答应了，所以就拍了。”
成熟的专业分工、面向观众的市场考量成就了“港风”电影的盛况，从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里汲取、生长出的关导，至今仍想反哺。新的电影里有他对于香港的眷恋和缅怀，在整个工业北上移动的当代，他如同鲑鱼洄游，引领观众看见他所深深追念的年代和城市。那些时光抛却了的，他双手捧住。
他以同样的柔软，谈女人、谈性别、谈那些新旧价值的差异和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