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如写诗，不分性别忠于直觉

只有一种性别是不满足的

“作者到底应不应该对自己的作品做解释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有趣，对我来说每个阶段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答案。我的写作，总是很难离开自己。我很喜欢古埃及卢克索神庙铭刻的一句话：“身体是神居住的屋子。认识你自己，你就会认识诸神。”《圣经》也说过类似的：“自己就是神的圣所。”我之所以为我，出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我想一定有其独一无二之处，会有不可取代的视角。

我从何来，我从何去

我来自在台湾南部的高雄，我出生在一九七八年夏天，时节靠近端午，端午节也是我们的诗人节。这和中国古典诗人屈原相关，屈原的代表作《离骚》也被泛称诗。我的笔名“骚夏”就是因此而来。我会取笔名，是因为我希望自己在创作中重新出生，但我仍然希望和我真实的自己有连结。

就像我的生日恰巧也正是芒果产季，芒果饱满的黄色和香甜的气味充满空气，盛夏的果实代表丰盛，那是我每年都会收到的礼物，也是我在写作时常用到的场景，我五岁的时候种的芒果树，至今仍在结果。

我出生的那年，台湾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与美国断交，整个台湾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我的老家在高雄的旗津岛，往来都需要渡轮，我的母亲告诉我，她即将临盆时，也得跟众人排队搭船，当时因为船班很少，谁也无法礼让一个孕妇。我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诞生的。

我的父亲是“本省人”，我的祖父母、甚至是父亲的长兄、长姊都曾受过日本教育，家里交谈时他们仍用自己的日本名互称。母亲是“外省人”，是一九四九年的中国移民第二代。像我这样的背景的人其实挺多，我们被称为“芋仔番薯”，每次选举都会吵架。

我们家并不富裕，我的父母亲是工人阶级，他们跟上台湾加工出口繁盛的八○年代，养活了我和弟弟妹妹，写作对我家人来说是件很遥远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我会写作的起因主要是来自我观察到，我的身体和我性向的冲突。

我的作品里有许多的对照，时间和空间的对照、父和母的对照、男与女的对照、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对照、生殖与不生殖的对照，当然我写了很多情诗，包含了爱与不爱的对照。很多时候，我做的不是比较，我想讨论的，是光谱两端的消长，或者是错置的可能性。例如我曾写过一首名为〈掀开〉的诗：

我曾掀开一个新娘　这个新娘是我的父亲

我曾掀开一个新娘　这个新娘是我的母亲

今天我的任务　是要掀开一个和我同国的新娘

另一只　稀有　美丽

对于未来缺乏繁殖能力的　濒危动物

“新娘”被“掀开”头纱这个动作，来挑战如果新娘是“父亲”，如果新娘是“母亲”，如果新娘是和我同一个性别或性向的女人，而掀开意味着一个挑战真相的动作，我要去试探这些人，可否接受一个谜底，解开谜底就是所谓掀开的过程，也是我探究“我从何来、我从何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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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暧昧，性的暧昧

再大一点，我发现我自己的性向，我对情感的期待和挫败变成写作的动力。

那不仅仅是抒发，当我在文字里暴露自己，我就会令自己身陷风险，书写有一种坦白的“风险”。读拉芮恩．哈龄（Laraine Herring）《呼吸写作》一书 ，劈头第一章谈的就是——风险：每个创作者内心都有一个警铃或是检查系统，不可能不知道“写作里的风险”——暴露自己在被人检视的风险。但我支持“没有个人风险的作品通常多会是失败的作品”，毕竟写作这件事情，太容易用文字包装，但我认为那不是写作，对我来说，真正的写作是勇闯自己内心深处，把它公开在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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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要陷自己于险境？我想这是一种写作策略的选择，对我来说，诚实只是一种选择，就像我曾写作的诗句：“愈想杀掉内心的兽，就愈会闻到自己诚实的腥”。

我选择“诗”为主要创作的文体，也是因为诗的暧昧性和实验性，如果性别不必非男即女，有暧昧解释的空间，选择诗这个文类来写性别主题的作品，我认为是再适合也不过的。诗语言的暧昧、实验性以及多元性，像是隐喻只有一种性别是不满足的。

我们常常纠结性别一定要是什么样子，或是文类一定要有什么传统，而我想要利用创作去消融的无非就是形式，就像我在作品《橘书》序提到的：就像有一只猫经过你，第一时间你并不会想：啊这是只公猫，或是：啊这是一只母猫，而是直观的：这是一只橘的黑的花的或胖的猫。写诗或读诗必须珍惜这种直观。

离骚之骚，情欲之骚

小时候洗澡时，我常常疑惑地问我的母亲：“为什么我没有阴茎？”我不明白我的母亲为何要对我这样说，她告诉我：“等你长大，阴茎就会长出来了。”或许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开了一个玩笑。我想她也无心为我种下一颗种子，暗示我：性别和性向是可以松动的。

我的作品里常常有性器，或是同性性爱的描述：“身上所有开孔的地方都非常害怕妳／但也非常思念妳”或是“我是卡在她阴道里的一支烂笔，她推我进去太深，睡着了就把我忘记”或是用“在她壁上作画／甚黏稠／我用指腹按压出房子、吃草的牛羊 ”象征“指爱”。

与其说是强调器官，我想我在作品里，比较想强调的是“体感”。

我认为身体就是此生的修练场，或是接受讯息的通道，我想记录的“体感”除了“性”，我也特别珍惜“痛”。人总是在身体疼痛时，才会令人感到肉身或器官的所在。身体是诚实的，聆听自己身体想说的，便能让我得到文字。我有几首作品多是在经痛时完成的。例如散文诗：〈淤积的字〉、〈红月亮〉等，我把月信、经血、子宫、阴道做了一些变形，例如我用字来譬喻月信：“我的体内淤积了一些字，我得让它排出来”（〈淤积的字〉）。又例如：“子宫是丹炉，参道是产道，这些我的身体都有内建，也曾收过奉献。”（〈红月亮〉），聆听疼痛有其必要。

刚刚提到的错置，也是我喜欢的素材，男性一定要有什么样子吗？女性一定要有什么样子吗？或是男同志中的 TOP 一定要有什么样子、Bottom 一定要有什么样子吗？女同志的 T 一定要有什么样子吗？或是同志难道就不能喜欢异性恋吗？异性恋就没有喜欢同志的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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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写过一首散文谈的是异性恋女性，至男同志夜店，想要寻求“抚摸”却换得“厌恶”的不堪：“她像被海葵触角包覆的小丑鱼”但后来“她的身体很快就被识破”“千手观音们纷纷缩手”“直到冷落无趣”有时“色情暗房也会变恐怖箱”。

我认为我的作品常出现身体与欲，从身体出发，讨论欲望的抵达或无法抵达。或是辩证“性”一定要怎么用吗？ 我也会思考同性之间无法“生殖”的欲望；生殖的问题，我觉得不应该是狭义的“生得出来”的人才配讨论。我谈的不只是生理上“传宗接代”的功能，而是借用这个隐喻，为诗命题，所以我才会认为：只有一种性别是不满足的。这就像是“诗”不一定只有一种写法，我常常挑战诗的传统和型式，一如我常使用散文口语入诗，或是我搭配我的曼陀罗画作完成诗作。我想：处理一个作品只要把想要处理的主题做到、做好、做得完美，我是不在乎文类形式的界线的，更何况诗本来就有其叛逆及实验的传统。

性也是一样，我认为性是来自人类的情感，爱是不用因为性别被定义和捆绑的。有时候爱一个人和写一首诗一样，我们要忠于直觉。

（本文为作者参与二○一八年东京举办之第七届台湾现代诗研究会工作坊“台湾诗新世代｜现在诗と性の表象”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