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宏专文,写身为一位不被家乡接受的男同志,想逃家再远、想多不像乡下人,总躲不了,家总会追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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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掉的老九,肥美的荔枝

很多人说,我不像乡下人。

一九七六年,我在彰化县永靖乡八德巷出生,陈家第九个孩子。父亲是农家长男,生儿压力庞大,与母亲却连续生了七个女孩,在父权家族地位垫底。殷殷指望下,我哥排序第八落地,母亲终于停止分娩失望,鞭炮炸,恭喜声海啸。我七个姊姊以为父母增产报国已冲过终点,想不到已是高龄产妇的母亲又怀孕,我浓密鬈发、哭声撞钟来到人世。父亲说,怕我哥“一个查埔人无法度陪对七个姊姊”,于是再赌一次,若再得一子,我哥便不孤单。

曾有读者问,为何写作?最早的写作记忆是?我毫不犹豫说,我的家庭,就是我的最初写作动机。我的个人写作履历,可回溯到七、八岁,初上学识字,课本上写造句不够,把整本过期日历翻过来,在空白背面继续造句。我很多话,表演欲旺烧,幼稚园就很爱上台致词,国小常参加演讲比赛。我脑子总有很多故事,一定要说出口,亟欲写下来,国小四年级,我写出了第一篇小说。我书写故事的直接源头就是我家,一家十一口挤在彰化乡下小屋里,吵吵闹闹,故事喧噪。

父亲年轻时俊美,沉默无言,为了养活一家,种田、卖农药、开货车,几乎无眠,沧桑过劳,中年被诊断出肝癌,没有化疗,竟多活了将近十年。母亲在三合院大家族里不断产下女婴,被保守社会踩在脚底,厌女哀叹。大姊国中没毕业就逃家去台中沙鹿工厂,一生都坐在缝纫机前,至今仍劳碌。二姊个性豪迈,喉咙内建麦克风,这秒煮饭给全家吃,下秒拿锅铲出门打欺负她的男生。三姊继承父亲货运事业,开大卡车,搬大树。四姊是陈家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儿,经济匮乏年代,我们家的行动版图很少跨出彰化、云林,她独自到台北上大学。五姊出生后差点被别人家收养,温顺乖女儿,幼稚园老师,如今是保姆,孩子磁铁。六姊远嫁屏东,历经家暴,卖过碗粿,进入金融业,开过早餐店,从未放弃。七姊叛逆,我清楚记得,她不顾父母反对,穿着粉色洋装出门约会,她十七岁那年,一台砂石车辗过她,丧礼过后,我们家一整年没有笑声,我童年的句点。我哥是最得宠的长子,明明体格粗壮,却总是被矮小的同学霸凌,在外懦弱,对家人蛮横,长大后黑道白道都欠债倒债,带妻儿潜逃,下落不明。

寻常农家,故事拥挤,生育力旺盛,有十七个孩子唤我舅舅叔叔,有很多婚礼丧礼,哭声笑声,争家产,手足决裂,陈家的色调从不清淡,我下笔跟着浓烈。有位作家前辈曾当面对我说,写小说宜“节制”。我称好,之后下笔,忍不住又打翻调色盘,写爆炸,写狂风,写尖叫。怎么办?我身体里的故事重盐高醣,写不出淡雅。

家人故事浓郁,那我呢?我是父亲当年的赌注,家里根本没钱多养一个小孩,但他还想让陈家多添一男。如今看来,赌注失败,我根本是坏掉的老九,农家的窳品。

失败,因为我用尽力气逃离。原乡在每个人身体会留下不同印记,我的是勒痕。我向往城市,欧洲电影,文学旅行,自由恣意,纽约巴黎。我怕田野,乡间的蛇,当面跟我说读戏剧所没前途的舅公,保守父执辈,宫庙神棍,傍晚的小黑蚊,竹林女鬼。我一路逃到了德国,故乡与柏林千里远,这让我很安心。我以故乡永靖为底,写了《去过敏的三种方法》,写童年的故事,密闭的空间,窒息的保守,我这个失败的老九,写书,说故乡的坏话。

窳品,我没娶妻生子,我是同志。我的成长环境极度重男轻女,父母亲从小就灌输子女失衡概念,家产全部留给儿子,女儿负责签章,一切无条件给两个弟弟。我到台北之后接收性别教育,学院里阅读女性主义、性别论述文本,智识启蒙,开始质疑。我哥是传统父权教育的完美产品,很早娶妻,第一胎就得子,厌女,惧怕新世界,信仰长子为天,男人至上,到处拜小庙,只想开名车。我则是因为性向,被歧视,被攻击,从憎恨自己到喜欢自己,跌撞生存路迢迢。我自己清楚,幸好,幸好,幸好我是同志,不然我就是陈家的第二个完美儿子产品。我是不良品,但我庆幸。

面对家族、成长记忆,我唯一的战略就是书写。大雾临,叫嚣响,张眼只见黑暗,我坐下来书写。写作有澄明魔法,字词在脑中里战斗推挤,有这么多的家族故事催促我写,完成一篇小说,去除一片童年乌云。

我此刻能大方书写我的出身,说永靖,写我的农家出身,但,我曾过分用力,与原乡剥离。到台北读大学,有同学笑我的国语有“南部腔”(但其实彰化不是南部啊,后来我才懂,原来只要离开台北疆界,其余都是“南部”),于是我模仿台北同学的口气与嘴型,“矫正”我的发音,让我自己听起来像个道地的“北部人”。读英文系,我硬逼自己学美国西岸的发音方式,大量看美国影集,听美国流行歌曲,save the best for last 几个“ㄝ”的差别都彻底搞清楚,不断演练,有次被傻瓜误认为 ABC,忽然幻想自己人生往上一阶。我努力刷洗土气,学首都人穿着,染发,修剪鼻毛,戴隐形眼镜,终于不像个乡下人。

跑得再远,无论多不像乡下人,总有返乡时刻,躲不了,永靖总会追上来。

母亲在家门口前被车撞,我从柏林赶回永靖,千里奔丧。岛屿中部山区火葬场,场面混乱,无所谓庄严,工作人员衣着随便,口嚼槟榔,满嘴脏话,推了棺材就往火炉送,宛如生产线。当日排队棺木众多,混乱中,我们根本不知道母亲的棺木何时被送入大火,长辈忽然提醒我们,必须对着活炉大喊:“妈!火来了,妳快走!”

呐喊中,我视线往上移,烧尸体的浓密烟灰从烟囱窜出,朝山坡散逸,上面一大片茂盛的荔枝园。

母亲遗体烧尽,嚼槟榔的工作人员整理碎裂的骨头,现场实在是太没秩序了,我不禁怀疑,这真的是母亲的骨头吗?弄错的机率太大了吧?

负责捡骨入瓮的阿伯朝地上吐一大朵艳红,递出一双长筷。依俗,必须由长男拿筷子,把骨头夹进瓮,女儿则不准碰。听到荒谬的父权习俗,我竟然问,那如果家里没儿子呢?女儿依然不准碰,由男性长辈代理。我哥拿快速夹了骨头,把筷子传给我,我把母亲的骨头夹起,看着面前的嚼槟榔阿伯,身体忽然轻盈了一些。原来死亡这么不庄严,手上的筷子充满可笑的性别意识与迷信,这一切荒谬,就到我们这一代为止吧。计较,争吵,推挤,最终都得白骨入瓮,这是母亲给我最珍贵的。不到“看破”境界,但从此我乐观放松。

母亲过世不久,我哥爆发债务危机,想卖祖地还债,陈家再度沸腾大吵。

终究,我回到了故乡。我跑得再远,自认多自由,总会有一场丧礼,把我勒回来,再当一次永靖人。身体有勒痕,为了松绑,为了自由,为了再度叛逃,故乡在后追赶,我必须继续书写。

那天火葬之后,我和姊姊们走了一段山路。一路上,都是卖荔枝的摊贩。当地荔枝特别肥硕,多汁鲜甜,岛屿名产,最适合祭拜祖先。我想起那熊熊烈火,浓重的肉体烟灰,果实累累的树。

死亡让荔枝肥美。永靖逼我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