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你比较勇敢”如何与家里的“应思聪”相处？

善与恶，病患与家属，孰是孰非？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下称《与恶》）里头的思觉失调症患者应思聪（林哲熹饰）出院后到加护病房跟做完手术的爸爸说：“爸，加油，我也会加油！”的一幕，想必打动了许多观众。精神疾病患者的斗志，也燃起了众人的希望，但事实上，出院后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挑战。今天，笔者试着去细述精神疾病患者返家后与其照顾者家属的困境与失望，以及能够怎样去陪伴彼此，保有希望。

病患端：你把我当一个人，可不可以？

在我的谘商工作中，一位个案 L 这样说：“在我吃下第一颗精神病药物后，我就没有想过要离开医院、去工作或结婚了。”要是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你的心，那很显然，抗精神病药物所代表的不只是缓解症状的药效，更是“我是精神病患者”的标签，乃至于伴随这个标签而来的各种区别、认同、污名化、自我放逐……不管是平静接受或是被无奈所逼。今天 L 能说出这番话，心里绝对是走过好几年的挣扎历程。

回来《与恶》一剧，应思悦（曾沛慈饰）无疑接受了弟弟应思聪的状况，所以把他当做“理应被照顾的病人”来看待。这份亲情的关爱是很真实的，但为何当她说“吃完早餐要吃药喔！”后，思聪如此生气？其实，就像对待小孩时父母所处的位置，任何家属都很容易不知不觉地落入父母般的位置，把病患看作是一个易受伤、脆弱、无法自抉、能力不适任的大小孩，也就是“主体性不足”的人、一个不完全的人。

图片来源｜《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然而，就像青少年在发展成为负责任者的路途上，面对着父母管教与限制过多的心态，他们会以充满违抗的独立性来行动，以强烈的方式寻找一种“不会战败的主体性”的自我认同。就像家长们常听到的：“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我当做长不大的小孩？！”

如果这个自我认同、成为完全的人的过程一再失败，受挫折的他们就会掉入忧郁的情绪之中。就像应思聪生气地说：“你除了吃药就没别的能讲？你可不可以把我当一个正常人，当一般人，可不可以？你把我当一个人，可不可以？”这是人忧郁地存在的呐喊，因为他感到自己的主体性是有缺陷的、不足的，不够被尊重。

家属端：我也不想这样，但我能怎么办？

面对思聪的呐喊，姐姐思悦无奈地表达：“我也不想这样。”家属很多时候确实不想这样，却只能这样。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更为恰当，却瞭解到服药是最为保险的做法，亦是医嘱，而且他们也尽力了。不忍心看见病情复发，也夹带一定的恐惧，家属很可能像思悦一般只求病患吃药，才把滴剂混进米饭中。

一位精神病患者 W，他平常是有能力适任一些程序操作的工作，他期待这次住院调药与休养以后能够回归岗位，找回自我成就感。只是他认为妈妈过度保护而不愿意他复工。在一次晤谈里，W 妈妈其实很清楚孩子的想法：“我也不想这样，但我能怎么办？”好几次 W 都是因为在工作上表现不佳或遇到人际问题时病发，而 W 妈妈也快七十岁，疲于处理状况。所以，她希望 W 能在家休养，或去做他不喜欢却更简单的工作。

图片来源｜《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笔者并未说过病患或家属孰是孰非，现实上，两者都对！只是彼此所经验到的感受不同。家属是最清楚病患生活的人，是每次回诊时让医师了解病患状况的重要助手，所以他们的想法必须得到尊重。病患的感受亦是真实的，他们清楚自己受苦与在意的点，我们有必要听见。只是其自我功能也确实受到疾病影响而下降，有时候像青少年般只有一头冲动，对事情考量不周。

为此，既然大多数家属都明瞭病患外显的挫折点，看见他们像青少年般在“要求独立”与“退缩依赖”之间转换，那么，家属的做法也许要在两者之间：

“父母付钱治疗，让孩子有能力（独立）来挑战自己！”（Winnicott, 1961）

也就是说，家属要谨慎自己会不会以过度保护的姿态，限制了病患的自主性。要在现实的考虑中同时尊重病患的主体性，是不容易的。家属不是撒手不管，却要像在学步儿小孩身旁守候，在其失败但能自己爬起来时多作鼓励、在跌倒喊痛时给予依赖、在受伤病发时抱紧就医。当中的拿捏与权衡，又需要每个家庭内彼此磨合适应。

陪伴之路：懂他身体与心灵的苦

精神疾病患者有着独特的受苦经验，抗精神病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也是真实的。在工作中，我听过各种描述：视力模糊、思考迟钝、肌肉无力、极困和各种难以形容的身心异化感受（参考：锥体外症状）。一位原本日渐稳定的病患 Y，因为药物副作用而再次情绪不稳定，对医护人员也变得不信任。 但神奇的是，当这些不适感在住院心理治疗中被看见、被同理、被认真对待，Y 长出了忍受的能力，接受生病的耐心，并认识到药物治疗对康复之路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身体被药物侵凌的异化感，加上心理被药物标签的缺陷感，都是一种对主体深深的冲击。无怪乎《与恶》的思聪说：“他们根本不懂我要甚么！他们没有人懂我要甚么！我到底做错甚么？为甚么是我？为甚么…”为甚么是他得了精神病，这个问题答案也许没有人能够回应，但当中突显了“懂他要甚么”在家属的日常相处中的重要性。

“当内在的心理困扰无法充分被他人所体察，常会使个体产生一种倾向，即过度重视那些无法令人满足的环境。”（Klein, 1934）

这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看见思聪为何跟大学同学工作时，过度重视那些批评的（幻听）话语，即不满足的环境挫折被放大，加上自主停药而使得情绪不稳。思聪很希望完成自己的理想，更不希望自己变成拖油瓶，以至极力隐藏病患身份的痛，都需要被体察。饰演应思聪的林哲熹在一次受访中说过，病患就像失去一半灵魂的人。我想，能找回另一半灵魂的，正来自“愿意去懂”的力量。

图片来源｜公视提供

最后，正正在于精神病患者对照顾他的原生家庭，带来很实际且现实的巨大压力，众人都无处可逃。一如笔者在受训期间所跟诊的精神科医师以其临床经验表示：有 1/4 的精神病患者甚至无法做简单的工作，只能接受安置式照护。为此，我们更需要思考如何让家庭从中得到援助与压力缓解，况且一部份心理困扰又是由现实环境造成的：社经地位低、资源缺乏、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心理治疗的配置不足……这都需要整个社会与政府一同努力，因为：

“我们不应该让任何家庭因为孩子或父母的精神病而破裂”（Winnicott, 1960）

即使我们不一定能够在照护精神病患者的路途上看见多少希望，但至少，我们不能被绝望击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