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代这种痛恶女性公开发言的态度，只有两种主要的例外。第一，身为受害者与殉道者的女性可以发声，通常是作为她们自身死亡的序言。早期的女性基督徒被呈现的形象，都是在被丢去喂狮子之前高声维护自己的信仰；在罗马初期历史上的一则着名故事里，卢克丽霞遭到一个王子强暴，于是获得一个有台词的角色，目的纯粹就是为了谴责那个强暴犯以及宣告她的自杀举动。
可怜的伊娥（Io）被天神朱比特变成一头母牛，以致她无法说话，只能发出哞哞的叫声；多话的仙女爱可（Echo）则是受罚成为回音，以致她的声音永远不再受到自己控制，而只是重复他人话语的工具。在瓦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的着名画作里，爱可凝望着她心爱的纳西瑟斯（Narcissus），却没有办法与他攀谈，而纳西瑟斯这个最早的自恋者，则是爱上了自己映在池水中的倒影。
特尼尔斯（David Teniers）在这幅 17 世纪的画作中描绘了朱比特把变成母牛样貌的伊娥交给妻子朱诺（Juno），藉此消弭朱诺的疑虑，表示自己对伊娥的兴趣没有不恰当的性意图（实际上当然有）。
西元一世纪一名认真详尽的文集编者只找得到三个特例，也就是“先天条件未能使她们在论坛里保持静默的女性”。他的描述充分揭示了女性受到的看待。第一例是一个名叫梅西亚（Maesia）的女子。她在法庭里成功为自己辩护，而且“由于她在女性的外表下其实有着男性的本质，因此被人称为‘阴阳人’”。第二例名为艾芙拉妮亚（Afrania），她习于自行提起法律诉讼，而且“厚颜无耻”的敢于亲自答辩，以致所有人都对她的“狂吠”或“咆哮”厌烦不已（她仍然没有说“人话”的资格）。我们获知她在西元前四十八年去世，原因是“对于这种违反自然的怪胎，比较重要的是记录他们何时死亡，而不是何时出生”。
这份 16 世纪的手稿呈现了卢克丽霞故事当中的两个关键场景。在上图里，塞克斯图斯．塔克文（Sextus Tarquinius）对这位品德高尚的女子施暴（他的衣服竟然整整齐齐地挂在床边，看起来令人深感不安）；下图里，身穿 16 世纪服装的卢克丽霞对她的家人谴责那名强暴犯。
古典时代这种痛恶女性公开发言的态度，只有两种主要的例外。第一，身为受害者与殉道者的女性可以发声，通常是作为她们自身死亡的序言。早期的女性基督徒被呈现的形象，都是在被丢去喂狮子之前高声维护自己的信仰；在罗马初期历史上的一则着名故事里，品德高尚的卢克丽霞（Lucretia）遭到一个残暴的王子强暴，于是获得一个有台词的角色，目的纯粹就是为了谴责那个强暴犯以及宣告她的自杀举动（至少罗马作家是这么写的：至于这件事情实际上的经过，我们根本一无所知）。
不过，即便是这种悲苦的发言机会，也一样有可能遭到剥夺。《变形记》里的一则故事讲述了少女公主菲勒美拉（Philomela）遭到强暴。为了避免出现像卢克丽霞那样的谴责场面，强暴犯于是割掉了她的舌头。这项概念后来也受到莎士比亚采用于《泰特斯．安庄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剧中拉维妮亚（Lavinia）遭到强暴之后也同样被割掉舌头。
毕卡索根据泰诺斯（Tereus）强暴菲勒美拉的故事在 1930 年绘制的画作。
第二种例外比较为人熟悉。女性偶尔可以名正言顺地挺身发声—例如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子女、丈夫，或者其他女性的权益。因此，在那名罗马文集编者提及的女性展现口才的特例当中，第三例的霍坦希雅（Hortensia）并未遭到谴责，因为她是为罗马的女性（而且只有女性）扮演发言人的角色，原因是罗马女性遭到课征一种特殊财产税以资助一场必要性引人怀疑的战争。
换句话说，女性在极端处境下可以公开捍卫自己的群体利益，但不能为男性或整体社群发声。
一般而言，如同一名西元二世纪的宗教领袖所说的：“女人应以端庄的姿态避免将自己的意见暴露在外人面前，就像她们绝不会在外人面前脱衣一样。”
霍坦希雅也收录在薄伽丘的《列女传》（Famous Women）当中。在这部 15 世纪末的版本里，她被描绘成 15 世纪女性的模样，毫不畏缩地引领着她那群女性追随者找上罗马官员。
不过，除了表面所见之外，这一切还有更进一步的影响。这种“静默”不仅反映了女性在古典时代整体上缺乏权能的现象—没有投票权，以及有限的法律和经济独立地位等等—同时也是那种现象的其中一部分。
古代的女性在她们没有正式利害关系的政治领域里显然不太可能会开口发言，但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更加积极而且偏倚地将女性排除于公共发言之外的态度，而且造成的冲击也远大于我们在自己对于女性发声的传统、习俗与假设当中所习于承认的程度。我的意思是，公开发言与演说不仅仅是古代女性没有做的事情，而且是界定了男性这种性别的专属实践与技能。如同我们在忒勒马科斯身上看到的，成为男人（至少是菁英阶层的男人）就是主张发言的权利。公共发言是男性的一种决定性特质—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决定性特质。或者，引用一句广为人知的罗马口号，菁英男性公民可以以这句话概括描述：“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一个正直的人，善于言语）。
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如果在公共场合中发言，那么依照定义而言她就不是女人。
古代文学当中一再强调低沉的男性声音所带有的权威性，和女性的声音恰成对比。如同一部古代科学着作明确指出的，低沉的嗓音代表男子汉的勇气，高尖的嗓音则代表女性的胆怯。其他古典作家坚称女性发言的语调和音色总是构成颠覆的威胁，不只可能会颠覆男性演说者的意见，也可能会颠覆整个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稳定以及健全性。
西元二世纪有一名演说家暨知识分子，他的姓名颇具揭示性，叫做狄奥．克里索斯托（Dio Chrysostom；字面意义为狄奥“金口”）。他请他的听众想像这么一种情境：“整个社群发生了这种古怪的状况：所有男性说起话来都突然变成女性的嗓音，没有一名男性—不管是儿童还是成人—能够以具有男子气概的方式说话。这种情形看起来难道不会比任何瘟疫都可怕而且难以忍受吗？我敢说他们一定会派人到一座圣殿去请教众神，并且以许多祭礼安抚神圣力量。”他不是在开玩笑。
这不是某种遥远的文化带有的古怪意识形态。这种性别差异言说的传统—以及对于性别差异言说的理论化—虽然在时间上也许距离我们相当遥远，但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至今仍然直接（更多时候是间接）承继了这项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