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她们都是我的,前女友》杨婕,有人说她的散文诚实的惊心,面对她自己的过去,她下笔如刀,给我们看见的不一定最可怕,但绝对是最诚实的自伤。然即使经历伤害,她回望的也从来不真的是“前男友”,而是那些女孩们。她用了几乎一本书的心力,回答了访谈间的那句自我诘问:“为什么我不能失去一个朋友,就像失去一个情人一样痛苦?”

 许多人都读过杨婕的第一本《房间》,那隔着某种宇宙魔幻滤镜的私空间,是她对青春伤痕的一一细数。而那些青春,后来都成了她书写里的微疤痕。如果在《房间》中,我们只能隐约觉察那被划上创口的瞬间,那她的第二本散文《她们都是我的,前女友》,终于开始愿意让人抚触、贴近那些过往。即使疤都已淡得比肤色还浅薄了,但那些伤痛、爱憎与别离,永远是所有女孩成为女人的过程中,共同怀抱的伤痕。

《她们都是我的,前女友》甫出版时,许多友人都发表了心得,其中有篇写得走心:“因为《房间》而喜欢杨婕的读者不一定能接受《前女友》,但为《房间》所苦(如看一场需费心解读镜头语言的电影社私密放映)的人可以稍微松一口气,这次她努力看着你说话了。”不久后,我也读完了《前女友》(据说更多人这样称呼这本散文),我果然看见杨婕走进了我的房间,眼神从书页来到面前,开始和我说话。

访谈中,她也坦言:“如果是半年前的我,可能不会这么正面回答你的问题我会用一个安全的方式滑过,但来的前一天我忽然决定,要认真回答。”于是,我看到了杨婕不惧在访谈间挑战“正确”、“善良”、“安全”的价值观,她认真以对所有的不安不堪,一如《她们都是我的,前女友》的每一字、每一句。

长大,就是懂得“假装善良”

在新书的后记里,杨婕写下:“怕女生怕到二十六岁,好死不死选中女校实习,被迫和一群女孩成天腻在一起。⋯⋯这两年,我刻意训练自己和女生吃饭、逛街、看电影,我希望这会让我活得安全一点。”

不管是女孩或女人,不能读懂也能神会,那女生限定版的相爱相杀。从前我们以为那是年幼不懂事的攀比与酸意,长大后才懂那其实是心底的枒刺,因为是妳,才更在意。有些成长,能将女生间这样的情感,规避与淡化,但始终存在。或许,二十六岁后的杨婕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但女校的实习教师经验却将她拉回了时空现场,重返了她口中那段“很多事非常扭曲”的义务教育阶段。

“我后来觉得,能够重新回溯自己的性别经验,是因为到了女校实习,被迫把自己丢进了一个少女世界,才有机会重新跟自己的经验协商。”重新,我认为绝对是杨婕写作出新作的关键字。正如她所说,她几乎是在二十三岁后,才开始有了对世界的好奇心,在那之前,她的世界就如同那篇引起许多讨论的〈我的女性主义的第一堂课〉般,世界是恋人的,甚至是恐怖恋人的。

杨婕坦承,有时听到“每种经验都是礼物”这句话,会暗想“屁啦”。至少在她二十三岁前,那本该海绵般吸收一切的年纪,身为情人的“他”却剥夺了她与知识、价值碰撞的可能性,直到她离开、重返女生与女生之间,重新感受那些不论是女孩间或体制间的摩擦。

杨婕与我分享了她在女校当实习教师时,一个有趣的观察:“在那里女生跟女生在一起,没有人会觉得怎么样,但是也不会有人去使用‘女同’这个词,对她们来说跟女生的关系是自然而然的。”或许,当有人问起她们是女同吗?她们还会一头雾水。杨婕发现与凿开了一个还没有被父权规范的世界,在面临性别选择前,一切尚未知晓的原初情感。“像我在〈黑暗之光〉里写的那个孩子,她就还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事情。”〈黑暗之光〉里的“奇”,是头发极短,外型活像小男孩,对作文爱写不写摇头晃脑的十七岁少女。而杨婕对她那如友如长的复杂情感,照映出的是十七岁的纯真。

对于纯真,杨婕也认真解读,“年幼让我们在结构下保有了纯真,可是后来我又觉得那个‘纯真’也不是真的纯真,只是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学会假装善良。”

为什么我不能失去一个女孩,就像失去一个情人一样痛苦?

还没学会的,更是许许多多的规则。杨婕不畏直言:“我们的社会基本上还是用异性恋的规则建立,所以年少时妳跟某个女孩建立很深刻的关系,但这个东西,往往在妳们进入父权体制后被稀释了。”就像那一个我们都曾经形影不离的闺蜜,总在她有了异性情人后,“情人”接管了妳曾经的角色。后来的后来,女生间的友情才终于变得单纯与空白。

虽然,杨婕对于异性情人给予的创口,写得淋漓。有人说她的散文诚实的惊心,那或许也源于她对记忆调度的裁剪,如此精准,面对她自己的过去,她下笔如刀,给我们看见的不一定最可怕,但绝对是最诚实的自伤。就像她写下:“每次看电视、电影,男主角对着女主角大吼大叫,我都有非常受伤的感觉。也对‘贱货’、‘烂货’、‘没家教’这类词汇很敏感,因为从前他都这样说我。”她不写伤害的瞬间,而是用记忆避开现场,却给读者看到比现场更深沉的思考。

满身伤痕,从一个房间换至另一个房间,还是无路可走,这是那时的杨婕。

但即使如此,是如此彻骨的伤害,她所回望的也从来不真的是“前男友”,而是那些女孩们。杨婕用了几乎一本书的心力,回答了访谈间的那句自我诘问:“为什么我不能失去一个朋友,就像失去一个情人一样痛苦?”

杨婕诚实说着,也是问着:“谁有资格替我决定,当我失去一个女孩、跟她关系破灭这件事,对我的伤害有多大?”

长大,除了懂得善良是一种礼貌,更是对情感的节制,让它变得安全稳定。“长大后的我,觉得女生跟女生间深刻的关系依然存在,可是我们会学到很多回避、遮掩它的手段,这样才不会让对方觉得你这么在意,很奇怪。”杨婕的声音清脆,说的每一字却无比认真,就如同她亲自为新书封面写下的那段文字:“我是女生,我怕女生,但,我遇过的女生,都成为我生命中无法忘怀的,前女友。”

为什么只怕女生呢?我对她提问,心底要问的其实是“那妳怕男生吗?”杨婕却总能读懂真正的问题。“我对女生怀抱着一种先觉的恐惧,我想或许我谈感情的过程,一直不太顺利,关键点就在我不怕男生。”她认为“怕”也是人际关系里一种很好的工具,因为怕,才形成一种美丽的谨慎。就如同女生的关系,如此美丽,却经常在成长后被父权体系的价值观隐蔽,越是幽微、越是可怕。

揭开隐蔽,将自己置于一个不再安全的房间之外,这是现在的杨婕。

如果有个白马王子跪下来跟我求婚,我还是会说“好,我嫁给你”

若有人问我,对女性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吗?我无法肯定好坏,但绝对是最热闹的时代,诚如杨婕的观察:“在性别书写蔚为大宗的现代,大家看到性别议题就开枪、就鼓掌。”正读着博班的她,坦然说出在学院里的景况:“女性主义成了听到烦的词,因为它不断被消费,每次写不出论文时就会消费它一下。”但是她一直努力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对“女性主义”甚至它带来的消费,感到烦腻。

因为现实,并没有变好,我们还是活在一个非常父权的社会里。

“我对于女性主义者的思考,跟我实际上身为一个生理女性时,生命与爱欲的实作有落差,那不是靠知识性的训练可以弭平的。”她举例,在思想上她支持“毁家废婚”,认同那是一种性别间最自然的状态。“可是实际上如果有个白马王子跪下来跟我求婚,我就会说好,我要嫁给你。”现实里,她承认自己可能还是想要结婚,这或许是她作为一个人还不够“好”的地方,但现在的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正如同〈我的女性主义的第一堂课〉发表时,引起的巨大回响。杨婕回顾那时暴雪般的私讯,最主要仍来自异性恋女性,向她倾诉在亲密关系中的受暴经验。她却从中看到一个文化现象:“异性恋女性相对容易将自己贴合到受害者的位置上,她们比较容易意识到,我是被(父权)压迫的”。无论男女,大家都怀有一个相对传统的认定,异性恋男子处在金字塔的顶端,那一个施暴者的位置。即使许多男性友人,也遇过恐怖情人,但他们甚至可能毫无觉察。

这正是杨婕,明明没有说出恐怖的细节,却成了那个说出国王没穿衣服的孩子,无论读者准备好了没,才最惊心。

当许多人和她说着:“很开心妳走出来了,要加油!”杨婕也不去当高喊着狼来了的那种孩子,她不是狼,更不是羊,她是那只告诉你人比狼更可怕的作者之手。面对所谓的“走出来”,杨婕说出内心真实的感受,“我认为走出来这个辞汇是不存在的,当你用走出来为一段生命经验定调,你其实忽视了这段经验的残酷跟可怖之处。”有一些经验是不可解、无法走出的,重点其实不是能不能走出来,而是不要认同这样的生命观。

当你用走出来为一段生命经验定调,你其实忽视了这段经验的残酷跟可怖之处。

杨婕

我在写每个人时,都抱着这辈子恩断义绝的决心

这本总被大家以《前女友》戏称的新作出版后,杨婕自曝得到最多的一个评价是“诚实”。谈起诚实,她也非常诚实,“我自认我没有太特殊的题材,我的个人史也非常普通,我写的不过就是一个生理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伤害。”

 她于是反身思考作为写作者的压力,如果这样就被称为诚实,那她认为“散文”这文类强调的透明性,带给作者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她以李欣伦和陈雪的创作为例,在她们那般自陈灵欲、自剖至深的书写后,应该没什么东西是不能写的了。“但每个人都还是跟我说,妳好敢写,我认为这代表了面对自己的性别经验,真的很困难。”

有多困难,从杨婕直言自己能面对成长过程中的性别经验,是在近三十岁才做到的,就能明白。而她的每次坦承,都有着令人虎躯一震的诚实,就像谈起这些散文中真实的人物时,她说道:“我在写这本作品里的每个人时,都抱着一种决心。当他们看到这个作品,我们这辈子就是恩断义绝。换个角度,我会写这些人,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在我生命中就是死掉了。”这是一字未改,也一字都动不得的回答。

 如果可以为诚实分类,那么绝对有一种诚实是杨婕的诚实。

“我真的有大家说的那么诚实吗,我的诚实会不会沦为一种表演?”她再次替我补上最好的问题,并且解答。“我认为真正的诚实,应该在道德的条件下展开,大家看到的那些诚实故事,我其实都非常安全的踩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它是高度政治正确的。”若要她自己选择,哪篇文章最诚实,她的答案是:“当我成了加害者。”

 在书末,有一篇特别以不同书纸印刷的作品,也是杨婕书里唯一没发表的文章,〈荃〉。“荃”,是我们这一代青春,都读过的痞子蔡《槲寄生》里的那朦胧美好的女主,却也是杨婕青春里的大魔王,是她不能说出的“前女友”三个字的创生女孩。杨婕与“荃”决裂,成为了旁人眼中古怪、算计、“不正确”的一方,将她的青春逼往了房间。许多年后,或许杨婕长大,或许是她心中的荃终于死去,她已能冷静自持的告诉我:“像〈荃〉这样的书写,因为我是加害者,诚实在这里才会受到考验。”非要逼近临界,才最真实。

访谈中,除了诚实,我们聊到最多的一组字词,不是性别与伤害,而是“庸俗”。

杨婕总在许多创作与现实面的提问中,提醒般的回应我:“可是我很庸俗喔。”她始终仍在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才华”这样的形容词,在她的分类中,很多写作者会感觉这世界需要他们的才华,因此书写成了天职。但她向我举例,“如果有人给我三百块,买书或吃饭?我会选择吃饭。”

 对杨婕而言,现世的快乐至关重要,是不是一直要为自己而写?她没有坚持。“因为我写的是散文,它是透明的,也许我的生命经验终会耗尽。”若那一天来到,杨婕认为写作也可以是替他人工作,不一定要为自己。

但我却仍能在她的创作与眼神中,看到火光闪现,源于有所热爱。我相信,也许写作于杨婕,并不非得写往神圣的殿堂,她甚至更经常去撇清跟写作的关系与资格。但正如吴晓乐在推荐序中的答案,“她注定得写”。或许,这个世界真如杨婕所言,少了她的书写也无大碍。但是从她眼中花火,笔下如《红楼梦》判词般的女女男男,我更相信的是那句她不经意间对我说出的:“不是写作需要我,是我需要写作。”

不是写作需要我,是我需要写作。

杨婕

前女友不是相对于男性的,而是相对于女性的自己

在《她们都是我的,前女友》里,杨婕最终也将自己写进了前女友的群相里。在她的书写中,前女友绝不是相对于男性的,反而是相对于女性的自己。

我对书中一段文字,印象深刻:“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忧郁贝蒂》里的贝蒂,可是现实世界并没有佐格,没有一个佐格会对我说,‘这世界对妳而言太小了。’”柔软分裂,自恋自伤。

《忧郁贝蒂》这部电影,似乎成了一个世代隐隐约约的风景,邱妙津、赖香吟看它时,它还不叫《巴黎野玫瑰》;言叔夏与马欣也应该都曾心怀贝蒂,为她而写。杨婕亦是如此,或许并不是贝蒂的羁狂脱序多么迷人,而是她更像我们心中最初衡量世界宽广的尺度,如杨婕所说尚未学会善良的纯真。

不论是贝蒂或荃,还是哪个青春里最怕唱名出的女孩之名,她们不也都是我们的前女友。杨婕不惧将这一切,摊在阳光底下告诉你,“女生的心眼,是世上最美丽也最恐怖的事。”

虽然最恐怖,却也最美丽,一如杨婕与她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