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 #MeToo 视角转往香港，一窥鲜少被报导的素人女孩故事。因为不知道“别人看自己裙底，等于被侵犯身体，是一种性骚扰”所以只能害怕与动弹不得；因为身处男性占多数的产业，所以无人能同理相同处境。
亚洲的 #MeToo 浪潮就像未竟之业，在日本，伊藤诗织在 2017 年公开被传媒界当权的山口敬之性侵一事。性侵在 2015 年发生之后，她马上提告，除了需要面对警方“tone deaf”的调查方法让她再受二次伤害，法律亦没有将山口敬之制裁。
公众亦指她说谎、炒作，受尽人身攻击。 在香港，跨栏运动员吕丽瑶在 2017 年于社交媒体公开自己的 #MeToo 经历，指自己在 13、14 岁期间，曾经被教练性侵犯，体育界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姑息事件”，肇事的学校亦停止外聘教练。2018 年 11 月，粉岭裁判法院裁定证据不足和矛盾，该名男教练罪名不成立，但法官表示“判决或没有反映事实”，希望不会影响日后的 #MeToo 运动 。
网络上出现对吕丽瑶的质疑，例如是“为何没有即时提出”和指她公开事件是“未审先判”，让人惊觉在香港，女性“说的空间”（space to express）极为狭隘，而同时，经常发表厌女言论、将女性评头品足的讨论区如连登讨论区却长期营运、长做长有。
究竟有多少女性面对过 #MeToo 情况？除了镁光灯下的女明星、日本的记者和香港的运动员，现实中任何年龄层、任何职业的普通女性，似乎都曾经试过“感到被侵犯”的情形。
未懂事的女孩不明白的，原来是偷窥
现在 23 岁的 Vava（化名）忆述自己在 10 多岁一次乘搭巴士的经历：“ 那是热狗巴士（香港的无空调公车叫法）还没有全面被淘汰的千禧年代，我贪方便，坐在出口的旁边，面向走廊，座位是高一级的。然后，一个准备下车的中学生，身体向前倾然后看我的大腿，我以为他在找些甚么，多年后我回想起来才知道他在看我的内裤。 ”自从被偷窥之后，她未有再坐在出口旁、高一级的座位。
同样的经验，也发生在我的身上。在小学二年级（九岁）的时候，男女同学都在学校礼堂席地而坐，班上有两名特别好色的小男生，一直盯着我的裙底看。他们说：“ 陈 XX 的内裤是粉红色的！” 但其实我的内裤不是粉红色的。当时除了害怕和动弹不得，其实也意识到那是性骚扰，我向男教师求助，谁知道我获得的回应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
现在回想，这无疑是性骚扰，因为我当时不安到连学校也不敢回去。 因为投诉无门，也不敢跟家长说，我用了一个反叛的方法去反击—— 联合几位同样被骚扰过的女同学，拿着粉笔在女厠写上两位男生的名字，配上小学生能力范围内最粗俗的图像和用字。 结果受罚的，还是我们这几位九岁的女孩儿。
Vava 说，当时自己固然没有被教育“看裙底等于被侵犯身体”，不懂保护自己，但她愤怒地指责偷窥者，“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如此肆无忌惮、光天化日、明目张胆看女生的裙底？不会有羞耻心吗？”如果再登上这班巴士，她说，“我会一脚踢在偷窥者脸上。”(推荐阅读：【性别观察】#METOO 运动过火了吗？女人开始自省，但男人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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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的待客之道，不包括被你亲脸
从事精品咖啡行业的 Monsha（化名）喜欢夜生活，喜欢品酒，性格圆滑外向，非常受店里客人和合作夥伴欢迎。店里的常客和工作夥伴不乏在港工作的外籍男士，而 Monsha 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一次法籍男士对她的过份热情，“他经常以公事为由约我出去，而且都约我喝酒，说什么摸着酒杯底说话可以放松一点，我经常以上课和工作忙碌为由拒绝邀约。”
虽然能够阻止单独见面的机会，但是阻止不了对方来店里购买咖啡豆， “他经常会来店里取咖啡豆，每一次，他看着我的眼神，让我感觉被视奸，非常不舒服。” 虽然不舒服，她却无法开口喝止，这种让女性不舒服的凝视，每天都在不同的公共领域上映。“ 有一次，他拿完咖啡豆，我礼貌地送他到店门口，因为他是法国人，习惯脸碰脸（cheek kiss）道别，可是他忽然用嘴巴亲我的脸颊，我吓了一跳，他也离开了。 我没有明确地表示我不喜欢，但事实上我很反感，事后跟他说话都会更加小心翼翼，也会避免身体接触。”
“令我生气的，不只是这位客人的行为，还有我上司得知后的反应。 我的上司说，可能是我不小心放了电，说话谈吐让人觉得我是个随便的人，而且因为我经常去夜店喝酒，别人就自然觉得可以对我这样做。 ”
不但没有被保护，反而被再度教育何谓好女人、坏女人，Monsha 一点都不认同， 客人的行为绝对有问题，“我的上司却说全世界的男人都是这样，指我不检点、放了错误的信号，但事实上我一直视那法国男性为客人，连朋友都不是，我说话恭恭敬敬、有礼貌而且有距离，我并不认同我有什么做错、让他有权强行亲我的脸。”
摄影行业男性当道，言语骚扰等于常态？
从事摄影的 Kristy（化名）发现行业内有一个长久的骚扰常态，负责摄影和打灯的大多是男性，“他们喜欢谈论女性，尤其是女性的外貌和身形，并以调戏女性场务工作人员为乐。”大专毕业之前一次拍摄，她听到一句说话：“Kristy 算是有胸部，可惜不漂亮。 ”
当时她没有反应，其实是不知道如何反应，想说服自己他们只是开玩笑，却质疑开玩笑的下限在哪里、由谁来订， “我回家之后，才意识到他们这样真的 好仆街，可是在强烈的男人场合，那种无形压力让我无法反驳，难受亦难以用言语形容。”现在 Kristy 已经出来工作，以女摄影师的身分，在传媒行业打滚， “以前我太 fresh，未意识到这种片场文化的问题，很容易哑忍。”
她意识到摄影棚中的性别权力失衡，是原因之一， “有一次看到负责灯光的男性突然抱起女助理转圈，她没有反抗，我很困惑，心想她们是不是很熟之类，当然我无从得知，但是当下我还是看到呆了。”
她渴望摄影行业和任何在相关工作领域的男女都能平等地竞争和相处，“曾经，一位初出茅庐的嘘学生导演过份揽权，很享受那份独裁感，对任何工作人员都态度刻薄，更对我说我适合做下把位。我很生气，甚么是下把位？”
对于行业里面的性别定型，她感到反感，“女性工作人员常常受到男性工作人员的保护式对待，但我认为这并非真正的保护，男性工作人员的友好，可能建基于男性凝视，而在友好的下一秒，任何女性工作人员都可以变成被谈论身材外貌甚至被骚扰的对象。 ”
行业里面的女性不需要男性保护，她们需要的是平等对待，“以前的公司出现过一种女摄影师负责拍女人和美妆、男摄影师负责拍时装和型格的设定， 其实每一个摄影师，不论性别，都有自己的风格，我们需要在工作开放沟通，放下自我和他者给予的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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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们能从她们身上学到的
Vava 的例子，提醒了我们爱护和教育小女孩的重要性，教育和保护不代表把她们困在家里，而是我们该教导脆弱 、未懂事 、 年纪很小的女孩保护自己的身体，以及在遇上侵犯者时马上向信任的成年人提出。
很多时候，小女生在学校、公共交通或者教会都曾经遇过程度较轻的性骚扰 ，而且事隔多年才意识到当时自己被冒犯甚至侵犯。后知后觉不代表侵犯者没有错误，而后知后觉地公开事件，也不代表女性想“公审对方”、“获得很多关注”、“心怀不轨”，我们需要厘清以上。
Monsha 的例子则是典型的“Blame The Victim”，这种将不尊重女性身体的行为责怪在女性身上，指责女性穿太少、说话不收敛、给人随便的印象等，其实常见于我们生活。记得一段访问印度男性的短片吗？我们必须记得“共识”必须是清晰的一个 YES 字。
Kristy 的例子点出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其实是该被质疑的“变态”，当中包括针对女性的言语性骚扰和物化，以及她再一步延伸到的“职业性别定型”和男女职场地位差距。具体的改善方法，或许是“拍电影的工作团队中，多点由女性成为导演和参与决策过程”，或“在摄影行业中，能有更多女性摄影师的视角被采纳”，由上而下地建立一个更为平均和平等的工作环境。
在三位香港女性的口述中，我们会发现事件的共通性，第一，事件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而且事主都没有即时采取任何法律的反击行动，甚至，事主在事隔多年后才发觉当年的事情，原来对于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构成了侵犯和伤害。第二，这些 #MeToo 事件不限于性侵／强奸，三位女性所经历的有言语性骚扰、偷窥和非礼，即使没有行动上的“身体侵犯”，精神、言语上的侵犯，亦应被考虑为 #MeToo行动当中重要的平反目标，邪恶在平庸和日常细节中，我们不该再给藉口让厌女的施害者和旁观者，不该再让性别潜规则在社会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