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是不会对月经来的女人有兴趣的”、“明明楼下有人，为何不大声呼救？”、“还能微笑，一点都不像性侵害被害人”⋯⋯，这些对性侵害被害人的刻板印象，并不是只会出自一般人的口中，身为正义化身的法官也可能有这些迷思。今天，我们将用 7 个地方法院的性侵害无罪判决，带你观察判决中常见的七种“性侵害迷思”。
大声呼救、抵死抗拒、泪不成声，你想像中的“性侵害被害人”，也是这个样子的吗？
面对性侵害案件，我们的社会常会用一些“刻板印象”来看待这些被害人，认为他们应该符合某种特定的形象，像是身材要瘦弱、应该奋力抵抗、事后感到害怕羞耻等，而这样的刻板印象，并非只会发生在社会一般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实现公平正义的“法院”。
就像社会对于被害人在性侵当下是否挣扎、事后的反应、与加害人的相处等，都有一个无形的“被害者剧本”，法官也常常会用这样的剧本，去衡量性侵害受害者的证词真实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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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在偷窃、伤害等一般刑事案件中，法院往往不会特别去审视被害人的人格、情绪，而是将审理关注在加害者本身的行为上，在性侵害案件，法官往往特别重视被害者的形象，期待着法庭上出现的是“一位安静、被动、痛苦、羞耻的被害人”，让被害人往往需要负担举证责任以外的一种“表演责任”，如果被害人没有按照“被害人剧本”演出，往往就不会被认为一个“好的”受害者。
这样的“被害人剧本”，也充满了“性别刻板印象”与“强暴迷思（rape myth）”，以下我们列举台北地院、台中地院、高雄地院的 7 个无罪判决，带你看 7 种判决中常见的性侵迷思。
不及格的被害者：7 个法院判决中的常见迷思
迷思一：跟他回家，等于想发生性行为？
台中地院 91 年诉字 274 号判决：“衡诸一般情理，被害人既未与被告深交，何以单身一人仍愿与被告回其住处共处一室，⋯⋯，其岂有不知当可能置身于险境中之理，⋯⋯，指诉被告系违反其意愿对其强制猥亵及强制性交，显有可疑。”
上述判决若用白话文表示，就是法官认为被害人自愿与加害人回家，怎么可能不知道“跟别人回家很危险呢？”，所以认为在加害人家中发生的性交，应该没有违反她的意愿。
然而，跟别人回家、喝酒、接吻等等，都不等于我们“同意”发生性行为，所谓的“性同意”，应该是在性行为发生前，明确的得到对方“愿意发生性行为”的同意，也就是“Only Yes means Yes”，因此我们有可以从这个判决，目前司法仍不够重视“积极同意”的概念。
迷思二：为何当下不大声呼救？
台中地院 96 年诉字 4521 号判决：“按依经验法则判断，一般人受到惊吓时，必定大声呼救⋯⋯被告对其为性行为之际，丙尚且得以说‘不要’，得以‘反抗’，足证证人当时并非因受惊吓过度，而无法言语。是丙告诉人自然得以大声呼救，向服务生或工作人员求救，而丙却又舍此不为？已有可疑。”
这个判决白话来说，就是法官认为一般正常的被害人遇到性侵害，都会大声呼救，被害人却没有呼救，非常“可疑”。
但性侵害的情形往往是很复杂的，每个人遇到危险的反应也有所不同，许多被害人在遭遇性侵害时，往往因为过于害怕，或是因为人际压力，而不一定能在当下马上呼救，而这样的刻板印象，也能发现法院对性侵害的认知，是与真实情况有很大的脱节。
迷思三：反对就该抵抗，抵抗就应该“受伤”！
高雄地院 94 年度诉字第 958 号判决：“⋯⋯告诉人称在遭被告性侵害之过程中，其有奋力反抗以挣脱被告，但其于案发二日后至中山医院中港分院接受检查之结果，却未在其身上发现任何伤痕，业已叙述如上，而此节要与常情有违⋯⋯。”
高雄地院的这则判决认为，既然被害人说她有抵抗，那理所当然应该要受伤才对，但验伤后竟然没有伤痕，违背常理。
从这个判决，我们也可以看出，法院认为被害人应该抵死反抗、保护自己的贞节，就算因此受伤也在所不辞，如果没有受伤，则一定是她没有奋力抵抗，既然如此，也就不值得被社会保护。
这个观念将“避免性侵害”的责任丢给被害人，认为他们有责任“奋力抵抗”来避免性侵害，虽然刑法强制性交罪在 1999 年，就已经删除条文中“至使不能抵抗”的要件，但法官在个案适用法律上，仍不免有要求被害人应该“抵抗”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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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四：事后要感到羞耻、气愤？
台中地院 89 年度诉字第 1066 号判决：“再参以告诉乙开庭时言谈有条不紊，神智正常，然对本庭讯问及陈述遭性侵害之经过情形时，多次向本院面露善意微笑，并无气愤、伤心、害怕、难过、羞愧、悲哀等情绪，亦无一般被害人极欲向本庭陈明其当时感受或事发后感受之情形，⋯⋯其言谈间之神态，均与一般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之神态大不相同。”
这个判决认为，这个被害人被性侵害后，竟然没有跟一般被害人一样难过崩溃，甚至开庭时还“露出了善意的微笑”，可以推断她应该没受到性侵害。
什么？连露出个善意微笑也不行阿？！
法院常认为被害人应该表现得非常“气愤、伤心、害怕、难过、羞愧、悲哀”，认为被害人都应该符合某种“被害人剧本”，然而，每个性侵害被害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人，有着不同的性格、人生态度、情绪，这样的剧本设定并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更不应该以“符不符合该剧本”去判断一个人是否受到性侵害。
迷思五：你怎么不马上报警、验伤？
高雄地院 94 年度诉字第 240 号判决：“⋯⋯显见 A 女虽指诉遭受被告性侵害，然并未于案发后离开中正大饭店时，马上报警处理，以便采取现场迹证，亦未立刻前往医院验伤，以供检验其身上是否有遭人强制性交所受之相关伤痕⋯⋯。”
白话的说，高雄地院法官认为，一般人受到性侵害，应该会马上报警，去医院验伤，但这位被害人却没有马上这么做，很不合理。
然而，许多被害人在性侵害过后，往往没有办法冷静的及时反应该怎么做，这样的期待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如果按照迷思四，认为被害人事后都应该要极度悲伤、羞耻、害怕，但同时又期待他们能马上报警、冷静的揭发自己受害的经历，岂不是很矛盾吗？从这个判决，我们也可以看出有些“性侵害迷思”之间，其实是互相矛盾的。
迷思六：事后还跟“加害人”相处自然？
台北地院 96 年度诉字第 658 号判决：“⋯⋯ A 女数日前已与被告发生性交行为，是日于醒后知悉曾遭被告乘机性侵害，应无平和地要求被告载伊回酒店之理⋯⋯。”
这个判决觉得，被害人女子虽然说自己受到性侵害，却在隔天清醒后还要求加害人载她回酒店，这件事很奇怪。
这个判决，显现出法官对于“熟识者性侵害”的迷思。着名女性主义学者 Susan Estrich 曾说：“传统的观念总是认为性侵害犯罪的行为人，是挥舞着刀的陌生人。”
但根据统计，其实大多数的性暴力都是发生在熟识的两人间，被害人与加害人可能是情人、家人朋友、老师学生，发生在熟识者间的性侵害，往往涉及双方情感、人际、利害关系，而更加复杂，更不应该单一的认为被害人与加害人必然是相互“敌对”的。
破除理想的被害人形像，才能落实正义
引领日本 #Metoo 运动的记者伊藤诗织，在接受女人迷专访时曾说：“对于性侵受害者，人们不该只有一种理解方法。”
作为司法从业人员，更不应该以单一平板的刻板印象，去理解性侵害配害人，不论是法官、律师、检察官，面对性侵害案件，我们都应该更有性别意识，时时注意我们是否落入了性侵害的迷思中，提醒自己不要将受害人理解成单一的“概念”，才能在衡量案情、证据之后，做出真正公平、正义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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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三月，最高法院做出了这个判决，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借镜。
最高法院 107 台上 887 号判决：“妨害性自主罪之被害人，殊无可能有典型之事后情绪反应及标准之回应流程，被害人与加害者间之关系、当时所处之情境、被害人之个性、被害人被性侵害之感受及被他人知悉性侵害情事后之处境等因素，均会影响被害人遭性侵害后之反应，所谓理想的被害人形象，仅存在于父权体制之想像中。”
最高法院提到，被害人没有典型的事后情绪反应，更没有所谓的“理想的被害人形象”，因为这些想像只存在于父权体制的想像中。
这么开宗明义的，推翻“性侵迷思”的判决，恐怕是最高法院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我们开心于最高法院终于跟上了性别平等意识的脚步，抛弃刻板印象，用更加“多元”的角度去理解性侵害被害者，我们期待其他法院也能跟进，乃至我们社会中的每个人，也都能用更开放的态度，去思考性侵害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