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公开哺乳，她面临解雇危机”美国至今仍无全国性带薪产假

当然和纳粹德国或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比起来，“哺乳联盟”所代表的社会压力较为轻微。一个美国母亲如果拒绝哺育母乳，不会被剥夺社会补助；相反的，她如果选择亲自哺乳，却可能威胁生计。职业妇女便饱受这种挫折，如果她将孩子带到工作单位喂奶，可能会遭到恐吓、解聘甚至吃上官司。

美国妇女面临矛盾的要求：既要她们哺育母乳，又要她们在职场上和男人并驾齐驱。统计数字反映了她们面对这种社会压力的焦虑，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母亲拥有全职工作，其中只有六成给小孩哺乳半年以上。当美国公司附设托儿机构的比率偏低、有薪产假仍十分罕见时，美国小儿科协会提议母亲至少给孩子哺乳一年，便完全忽略了职业妇女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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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多数美国白人妇女还是亲自哺乳。一九八七年的统计显示，约有六成的白人母亲生产后，在医院里哺育母乳，西班牙裔只有五成，黑人哺育母乳者仅有两成五。白人哺育母乳比率较高，可能是因为教育程度与收入较高、工时较有弹性。不过，种族间的哺乳行为差异也可能和复杂的种族史有关，长期以来，黑人女性担任白人婴孩的奶妈，自然会认为婴儿奶粉解放了她们被奴役的身体，这也是她们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反应。

讲到这点，我们必须点出先进的工业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未实施产假及育婴假的国家。包括义大利、德国、伊拉克、乌干达、巴基斯坦、阿根廷等一百多个国家，均订有产假及育婴假政策，让妇女有十二到十四周产假，北欧国家的有薪产假（全薪或部分薪资）更长达五到六个月。早在一九一九年，国际劳工组织便投票通过妇女上班时，一天可有两次、每次半小时的哺乳休息时间，许多国家也通过这条法案。但是不少自由经济国家的妇女不敢坚持此项权利，深怕在职场上遭受性别歧视。不仅在缺乏法律保障的美国如此，英国也一样，社会期望职业妇女“像个男人”。但如果她们和男人一样，每天两次半小时休息，跑去抽菸而不是喂奶，可能不会遭到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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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至今仍无全国性的带薪产假，仅在某些州有十二周无薪产假，且具有各式限制。

另一个有趣例子可用来观察哺乳行为的变化。一九九三年，美国一幅广告以母亲哺乳为主题，主角身穿天鹅绒上衣、下着热裤，这身打扮显然不是家居服，而是外出工作或上高级餐馆的穿着。美国电影与杂志素来不吝袒露女人的乳房，实在很难想像这幅广告会引起争议。或许它有违常态，让女主角穿着外出服哺乳，结果引起了争议，悄悄地自洛杉矶地区的公车招呼站消失（不晓得是民众太喜欢，把它撕回家，还是嫌它太刺眼，撕毁它）。显然，美国民众赞同甚至颂扬喂食母乳，只要它是在家里为之，如果哺乳行为拓展到公园、餐厅、法庭或办公室，美国民众便感到“乱七八糟”，觉得公领域与私领域失去了界限。

在澳洲，半数女人亲自哺乳三个月以上，她们可以自在地公开哺乳，因为这个国家极力支持哺育母乳。澳洲女人在产后的五天住院期里，医院会指派护士指导她们哺乳技巧（譬如用包心菜叶冷敷乳房，可以消除血肿），也教导产妇返家后可自哪些机构得到哺乳协助。就因为喂食母乳的支援系统健全，澳洲母亲鲜少拒绝喂食母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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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一般外科医师艾德丝（Joycelyn Elders）也积极呼吁喂食母乳，照她的计画，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美国女人哺乳率将增至七五％。艾德丝医师曾因大胆的性教育言论遭到医院开除，打从一九九四年八月起，便致力于推动减少奶瓶喂奶。她的努力令人想起之前的“婴儿奶粉丑闻”，医界发现开发中国家吃食奶粉的婴儿死亡率很高，原因是这些国家缺乏干净的饮水，也没有冰箱。“婴儿奶粉丑闻”爆发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都大力鼓吹第三世界国家的母亲放弃婴儿奶粉，改采喂食母乳两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一九八九、九○年度所做的宣导广告写着：“奶瓶喂奶增加感染机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循各式途径保护并推广喂食母乳。”婴儿如果食用半年以上的母乳，将会增强他们对抗下痢（这是贫穷国家的头号婴儿杀手）与其他疾病的能力。喂食母乳同时也可降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投注在开发中国家婴幼儿保健的支出，该组织的经费多半来自英国与义大利等工业国的捐款，讽刺的是，这些国家女人的哺乳率都很低。

诚如前面所述，十八世纪开始，乳房便被赋予政治意义，为国家或国际利益服务。有时，国家要求女人亲自哺乳，以提高生育率、降低夭折率，促进国家的革新进步；有时，医学界又建议母亲使用婴儿奶粉或其他母乳替代品。战争期间，国家鼓励女人垫高乳房，做为“男孩战士们”的抚慰，或者要求她们敞开乳房，做为自由的象征。女性乳房的政治意涵包括了政府、商业、宗教与保健资源等层面，这些由男性支配的传统建制并不把女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直要到二十世纪末，女人才开始夺回乳房的性政治诠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