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司法院释字第 748 号公布后，婚姻平权支持者无不欢声雷动，但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影响得晚，生活不会突然翻盘，歧视和标签仍然存在，还有好长一段路等待我们展开对话、整理。
司法院释字第 748 号公布，宣告民法未保障同性婚姻违宪，几件事情同时发生：我在办公室工作，想着明天早餐要准备什么；医生在医院里值班打报告；说故事志工群组里一位忿忿不平的家长传来新闻脸书投票连结，鼓动大家要去投反对票，名目是“不能接受释宪结果，违反伦理”，接着马上被群组的管理者劝导，群组内仅能讨论说故事志工相关事务，请不要讨论不相关的事务。
回家后我照旧开始处理家务，在梅雨的日子里洗涤衣物，接着在河滨冒雨夜跑，我总在猜想讯息群组里，除去转贴连结的家长，和出面阻止规劝的管理者之外的五十多位志工，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大抵也是知道工作群组成立的意义和潜规则。
只是不发表意见的背后，我总在猜想他们在想什么？是像那些戴着墨镜撕纸抗议的人们一样，还是觉着释宪结果理应如此而欣喜，或者像我一样仍照旧过着生活，还来不及思考其意义。
男友值班后回来已是深夜，沐浴休息，他和我两人已经接连数周周末没有休息，除去工作日外，他周末有病例要研究、有学会活动。我则拖着肠胃炎病躯，参加志工进修课程，隔周在市图分馆带孩子听故事，做劳作。
躺在榻上的我们很快就睡着，没有讨论释宪一事，不像脸书上我的同温层欢喜地转录结果、欢喜又有一点冷眼看外媒不知该称台湾是国家还是地区、欢喜地立刻跟自己伴侣求婚、更改感情状态为订婚或已婚、设计师帮忙做帖子彩虹半价或仍照市定价格、且挺同的异性恋朋友们说着哈哈你们也逃不了被逼婚了啦。
睡前一刻我脑海里闪过，或许有多了许多件事情要面对，或许不会，或许这是过分浪漫的烦恼：如果真要结婚，要怎么求婚？或要怎么接受求婚？如果结婚谈不拢会不会影响感情？
那种隐而幽微的，好像只存在在异性恋情侣之间的烦恼，莫名跳进我的思考清单当中，尽管成长到此刻的我并不会为了结不结婚、在不在一起而影响到自我的完整性。但这样的烦恼在繁忙的生活里突然轻微而右点明显地出现，像一根羽毛轻轻搔着心底。
图片｜电影《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剧照
大学在历史系时，教授常常在上课的时候说，一个时间点上的事件发生之前，已是许多事件的累积。一个事件在时间点之后，世界不会通盘地改变。隔天睡醒，我照样准备早餐，听新闻，出门前的拥抱和叮咛，生活有实无名，早在释宪之前发生。
上个礼拜替孩子选的新闻照片，我特意选了国际篮球协会修正比赛条文，让球员得以佩戴与宗教相关的头巾上场比赛，表示对不同文化的人的尊重；另一则是澳洲国会议员 Larissa Waters，带着她的女儿，在国会殿堂里直接哺乳。
多年前，澳洲已经有议员在国会中哺乳，但是却被请出国会议场外。在多年的推动，以及参照欧洲国家的经验，去年澳洲终于修订相关法案，准许下议会议员在议场中哺乳。这次在国会中哺乳的 Larissa Waters 事后在脸书上贴文表示：我的女儿饿了，我身为妈妈，哺育她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工作环境需要对亲职友善，尤其是像现在的环境里，很多家庭都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维持家庭的正常运作。因此，我们的国会除了需要年轻的女性，还需要更多不同阶层背景的人，像是 LGBTQIA、原住民、残障人士、甚至是新移民，有了这么多不同的人，议会才不会制定出对少数群体不利、甚至是把他们污名化的律法。
推荐阅读：“职场公开哺乳，她面临解雇危机”美国至今仍无全国性带薪产假
台湾在二○○○年已经制定公共场所哺育条例，公司、公共场所、营业场所都该设置集哺乳室，而妇女在公共场所母乳哺育时，任何人不得禁止、驱离或妨碍。但在实际生活中仍常见许多地方并没有干净整齐的哺乳室，妈妈们也有点惧怕他人眼光，总是得躲到厕所或角落，才能替自己的孩子喂乳。
或许这是我的偏见，台湾的专业人士总是走在时代顶端，维护人权的法令政策在许多团体努力推动之下有远见地制定得早，但在现实中总是影响得晚。释字第 748 号公布后，生活不会突然翻盘，歧视和标签仍然存在，而在该请谁设计喜帖或是红包要回收之前，要沟通的，要烦恼的，还存藏在每一个家庭里，那多年来刻意回避而忽视的地方，等待人们怎么清疏，整理。
“We need to work towards flexible, family-friendly workplaces and affordable child care for all working parents. Especially now that many families have to have both parents working to make ends meet. We don’t just need young women in Parliament, we need people from different class backgrounds, LGBTQIA and Indigenous Australian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people from our many migrant communities.
If we do this, our Parliament will be less likely to make laws and decisions that punish and even demonise members of these gro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