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孟若〈男孩与女孩〉：理性与感性，其实不必二元对立

整理｜佐渡守

动物处境上的弱势，与人类性别、阶级的弱势有哪些相似之处？究竟女性“站在动物这一边”弱弱结盟的结果，是相互强大了摆脱既定命运的契机？抑或是让自身命运更加无法翻转？台大外文系教授黄宗慧，在其着作《以动物为镜：12 堂人与动物关系的生命思辨课》（启动文化）中，选入了孟若（Alice Munro）的短篇小说〈男孩与女孩〉（Boys and Girls），或可提供读者更深一层的探究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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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慧表示，〈男孩与女孩〉看似是讨论性别的短篇故事，其实内涵着女性与动物两种元素，非常适合用来谈性别与动物的关系。她说：“当初选文时差点与它失之交臂，因为国外有关动物议题的经典文学非常少，〈男孩与女孩〉是大海捞针下的一个因缘巧合。尤其在此之后，孟若获得了 2013 年诺贝尔文学奖，让 2006 年就选了这篇文章的我颇为得意。”所见略同是，村上春树也亲口说过，孟若是他私心最爱的 10 位小说家之一，彷佛呼应了黄宗慧的先见之明。

压迫就藏在平静的细节里

孟若是一位非常擅长用平静口吻将许多问题巧妙藏在微小细节之中的作家。作品〈男孩与女孩〉由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 “girl” 主述，这个女孩非常崇拜经营银狐农场的父亲，并以能够成为父亲的小帮手为荣。

她瞧不起弟弟，认为他是个“小笨蛋”；也敌视母亲，觉得母亲将她留在（传统代表女性领域的）厨房帮忙是一种“恶意”。由于常常被强调 “She’s only a girl”，所以她自觉“是个女孩”这件事，对她来说就像一个玩笑。

黄宗慧说，曾有人认为〈男孩与女孩〉有孟若的自传色彩，因为过去孟若的父亲确实经营过银狐农场。故事一开始安排女孩用一种实事求是、没有任何情感判断的语调来回顾──她的父亲把银狐养在围栏里，等秋末冬初狐毛丰满时，自然也该被取皮、把皮草卖给贸易商，这都是为了他们的生活所需，一切如此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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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像叙事者的成长故事，孟若让女孩平淡地表达。文章不会直白告诉你“父亲养银狐好残忍”，也并非女孩彻悟之后，让读者一眼察觉她想批判什么，但字里行间却充满孟若对压迫与被压迫者之间关系的思考──引领着读者去发现，除了男女、动物，还有更多的权力阶级问题，像是穿皮草的女人与为了制作皮草而辛勤工作的人；第一世界的白人与第三世界的有色人种。

例如这一幕：在厨房门边，挂着皮草公司制作的月历，蓝天、黑森林与北方恶水大川的背景下，有探险家插下英法殖民的旗帜，而壮硕的原住民在搬运货物。

透过认同男性特质的女孩描述，月历画面充满“正面”的英雄气概，读者不会察觉它深具男性殖民意涵，总要等到读完全文后回溯，才发现这些细节都有意义。包括女孩父亲最喜欢的经典名着《鲁宾逊漂流记》，就充满殖民者的自我感觉良好，孟若连处理这样微小的细节，都呼应了后殖民论述对殖民主义的批判。

“像牛马一样劳役的奴隶与被剥皮的狐狸，有其被压迫的类似性。男性殖民女性、第一世界殖民第三世界、人类殖民大自然及其他主体，都有不同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只是压迫者通称自己是‘移居者’，而原住民则被称为‘野蛮人’，一如女孩用理所当然的口气，描述‘银狐变成皮草就是为人所用’一般，当她以耳濡目染的殖民、主流、男性的眼光带领我们阅读，自然对月历的意识形态不疑有他，也‘暂时’看不到被压迫者的主体性与命运。”黄宗慧说。

在认同男性特质的女孩价值观里，符合“够 man”的定义，就是英勇、冷静，像她父亲那样沉默寡言又能干俐落。因此当父亲杀狐狸时，女孩描述的口吻平静且毫无同情，她说，“狐狸被夺走傲气的皮毛之后看起来好小，像老鼠一样，被处理掉的、无用的尸体就堆在那里，用袋子收集起来。”

而父亲的助手 Henry Bailey（名字有监狱之意），在此也是阳刚的代表，他喜欢收藏色情月历、对动物没有同情心。他会把尸袋背起来戏耍小孩，说“这是圣诞礼物”，甚至像表演特技般粗鲁地吐痰、肚子会发生奇怪声音、笑声像机器零件坏掉。小女孩对男性盲目认同，所以凡此一切她都觉得“了不起”，导致对贝力作弄弱小的行径也毫无意识。

自诩“像男孩一样有用”的女孩，睡前会编故事，例如变成更有能耐的大人，像个勇敢的英雄拯救他人（包括学校老师）。故事到了这里，黄宗慧说：“一种传统对男性期许的英雄主义，像是对土地／动物的征服、统治，还存在女孩的幻想里，她甚至赋予动物恐怖的形象，想像自己征服了狂犬病的狼，来凸显英雄主义歌颂的勇敢。”

“但文章也隐隐暗示女孩同样有着传统性别二分里比较感性温柔的、女性的一面（她喜欢自己的声音充满情感），只是不想凸显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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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做了选择：与动物站在同一边

孟若写出这个非常认同男性、甚至到盲目地步的小女孩，到了故事最后，因为两匹养在家中的马，才有了改变。

做为经济动物的老马，最后的宿命就是被射杀成为狐狸的食物。这天小女孩看着温顺听话的麦克（公马）被贝力带来，遭到射杀前，麦克还一无所知地找草吃。小女孩颤抖着看父亲像公事公办的杀马老手，而贝力还拿死前抽搐的麦克开玩笑──这一幕让她震撼了，瞬间她将距离一下子拉开，并用“这两个男人”指称父亲与贝力，微微批判他们不带感情的态度。

孟若让我们看到，女孩似乎不再向男性靠拢，“这两个男人”令人幻灭的行径让她开始动摇：男性特质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用权力压迫弱者？于是她回想起小时候如何戏弄弟弟，反省自己跟父亲做的有何差别？不也是权力的滥用吗？──她开始对男性崇拜打问号。

故事的高潮其实在后面，继麦克被射杀之后，终于来到芙洛拉预定被射杀的那天，女孩最后在马与父亲之间做出了选择。芙洛拉是匹充满活力、桀傲不驯的母马，暗暗呼应了女孩在文中的形象，不同于温顺的麦克，面对射杀时，芙洛拉挣脱了控制，奔驰着想逃离命运。当男性全员展开追捕的同时，过去惯于听命的女孩这次背叛父亲，将仓门大开。

其实女孩明知，“因为永远会有远方不知名的‘高贵’女性需要皮草，所以我们要提供狐狸的皮，放走芙洛拉只是让父亲更辛苦，而且父亲再也不会相信我了，他知道我没有完全站在他这边。”但女孩终究还是聆听了内心的声音，与动物站在同一边。

她的举动最后就算徒劳（芙洛拉还是被追捕射杀），可是那一刻凭着直觉做出来的事，对她还是有意义──“当我看着寻找出路的生命向我跑来，我是在场唯一可以给它出路的人，如果我关门，就是选择见死不救的人。”女孩听从她的本能与情感，不管结果如何，就算瞬间的自由只是一场幻觉，她都必须把门打开。她说：“那是我唯一能做的事。”而这件事，也成为她重新思考“自己到底该认同什么价值？”的关键。

故事结束前，加入追捕行列的弟弟 Laird（名字有领主之意，意味未来他将步上父亲之路），得意地展示身上的血迹，说“我们把它大卸五十块”，还向父亲告密，并在父亲彻底无视她之后，幸灾乐祸地说“她哭了”。最后，女孩面对父亲轻蔑的那句 “She’s only a girl” 时，她再也没有抗议，只在心底说：“这或许是真的吧。”

“或许是⋯⋯”孟若留下了各自解读的结局

“或许”这两个字，让〈男孩与女孩〉故事的结尾，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诠释空间──女孩到了最后，到底是如同动物逃不出去的无奈，而自我厌弃地接受了母亲所说的宿命（只是弟弟长大前暂时的替代品）？还是她接受被马的死亡所唤醒的感性，不再对男性价值全盘认同，也不再压抑自己原本具有的女性特质？

“或许”二字除了女孩可能仍不确定该如何自我定义，另方面却也打开了重省性别二分的契机。

对故事抱持悲观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孟若安排的这个结局根本是为“性别决定论”背书，女性跟动物的命运结合后，最后动物逃不出去就谕示了女主角未来的命运注定失败，不管如何努力抵抗，都将输给强大的父权力量。

但也有肯定的声音认为，当女孩拒绝暴力与权力滥用，那么自言“我是女孩”便是对父权的抗议。就像文章有个细节描述，狐狸即便死后，仍有种原始的狐狸味挥之不去，形同女性就算被打压也不会被父权的意识形态给完全控制，所以说不定女孩之后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在光谱的两端，也有中间立场，认为女孩确实不再盲目认同，可是她真的乐于接受女性身分吗？在她陈述自己的转变时口气仍有点无奈，虽然她已发觉自己不属于过去认同的那边，但也还没有真正想留在女性的世界里。

女孩的标签究竟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还是奴役限制她的捆绑？这样暧昧的结尾，或许更真实地反映出性别认同是何等漫长且辛苦的过程，甚至终其一生都可能是一个不稳定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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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同情就是理性的对立面？

究竟“站在动物这一边”，是否是女性特质的展现呢？黄宗慧说：“我更希望大家延伸去思考的是，女孩看见麦克傻傻就死了的那份‘不忍之心’，就叫女性特质吗？这会不会也是一种非常粗暴的二分法呢？某些特质不是两性都具有的吗？为何感性与同情就是女性特质呢？”

关于理性与感性分离的性别迷思，女性主义者多娜文（Josephine Donovan）曾引述《动物解放》作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序言中所说的一段话，指出他多么不乐见动物权运动跟“女性化”情感牵扯在一起，以避免运动被“贬值”。

辛格写道：“我们并不是对动物特别‘感到兴趣’。我们也从来没有对狗、猫或马有特别的喜爱⋯⋯。我们其实并不‘爱’动物⋯⋯。将反对残害动物的人描绘成多愁善感、情绪化的‘动物爱好者’（意谓着）把整个议题摒除⋯⋯在严肃的政治和道德讨论之外。”

而哲学家纳斯邦（Martha Nussbaum）也指出，即使辛格等效益主义派人士自认理性，但当他们诉求“要降低动物不必要的痛苦”时，还是得去“感受”它们的痛苦，否则如何理解动物受苦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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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慧表示：“我觉得‘善感’这件事已经有点被污名化了。虽然运动的理性走向有其苦衷，但为何要这么怕‘爱’这种情感？为何一定要觉得‘纯粹的理性’需要靠打压感性来捍卫？理性与感性同样是美好特质，我们甚至忽略了理性经常也可以是残酷的，例如城市更新或山林开发造成动物的迫迁或原生动物的伤害，这时理性的论述就可能变成将自私合理化的工具。”

相对于动物保护者会与感性划清界线，反过来说，有些女性主义者也不想与动物有所连结。因为许多轻薄女性的形容词，例如母猪是损人、金丝猫是性感，彷佛女性与动物摆在一起，就会一起变成被歧视与边陲化的弱者。

黄宗慧认为，女性主义和动物保护运动两方“阵营”，都各有主张要划清界线的人。“但因为害怕被贴标签，就往另一个极端跑，跟文中盲目的女孩又有什么两样呢？”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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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感性其实可以彼此渗透

回到〈男孩与女孩〉，黄宗慧说：“我喜欢讲这个故事，是因为跟我的生命经验非常类似。我觉得自己跟文中的女孩一样，都是比较男孩气的人，也认同社会理性的价值，讨厌用柔弱吸引男生注意、看到狗就尖叫的女生。为了反叛自己明明也有属于比较社会定义的女性面，会刻意凸显自己数理很好、甚至可以比男生更优秀。但反抗的结果却也跟女孩一样，走到另一个极端，掉入社会二分的预设里──我一直以为我是女性主义者，却从未发觉自己长期就是个认同父权价值的人。”确实有些女性主义者，以“有为者亦若是”的一套标准来要求其他女性时，也可能是重蹈了父权主义非常专制的、操控全局的覆辙。

黄宗慧说，父权是整个社会传统的延续，因为被整个教育内化了父权思想，许多女性甚至比男性还捍卫父权（例如故事中的祖母）。女孩一直不想符合传统定义，觉得“女孩不是跟男孩一样吗？”它应该是一个不带贬抑或称赞、像“小孩”这样的中性词，但大人总是加强语气说“女孩应该／不应该怎样”，让她感觉“不安全”，才会极力想摆脱这个标签，向另一端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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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可以有很多面向，以做动保这件事情来说，我们一方面可以去爱，因为那可能是跟动物互动的动力来源，另方面照常可以理性思考、论述，两者一点都不互相妨碍，不需要害怕与隐藏感性面。”

“我们的社会二元对立好严重，女性主义和动物保护运动两方，也都预设了两者间有对立跟冲突。不只是人与动物关系，政治议题上也是，我们在非常多面向都鼓励二元对立，所有立场几乎都会二分，然而明明很多对立都有协商空间，二元也有非常多可以彼此渗透的部分，为何要坚持有一种完全纯粹的理性？这个坚持本身不也非常‘非理性’吗？”

“我在《以动物为镜》书里，一直心心念念想传达，理性不是把感受通通关起来，我们适时地去感受，可以促动你愿意去做（像小女孩的行动一样）；反过来说，人与动物关系的理性论述也很必要，从道理上说服别人，弱势的处境就有可能被改变，否则无法突破同温层。”

“动物议题就是这样，‘安知鱼乐’，或许穷究也得不到答案，可是只要理性、感性不失衡，我会选择像小女孩一样，相信我看到的动物在受苦，而不会先去与别人争论。对他者苦难的察觉跟怜悯，不是男生或女生这样单一性别的事，而是因为我们‘在意’。希望大家用更开阔的眼光去看待，无须被二元对立把我们给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