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悲歌：“我没了右手，雇主却要我签和解书”

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莘蒂的样子，以及此后的羁绊，乃至我无法像个旁观者一样来书写她的故事。

莘蒂是二○一四年九月来台湾的，在家乡除了父母，还有一个九岁的弟弟。高中毕业后没钱上大学，于是到了婚配年龄，还没尝过恋爱的滋味，便受父母之命结了婚。婚后丈夫也一直在国外工作，两人之间并没什么感情，丈夫也不拿钱回家，为了负担家计，莘蒂在儿子刚满四个月时就只身来台工作。对于二十岁的女孩来说，能出国又能赚钱，世界彷佛真的美好得不像话。

家里东拼西凑才有了十万台币付仲介费，原本要去工资比较高的工厂，不料却被仲介带去做许可外工作，到雇主家帮忙照顾四个孩子，打扫全家卫生，与当初签的契约完全不同。

明明付了比较高的仲介费才得到去工厂的机会的，而且工厂工资高一些，也有工时限制和《劳基法》保护，家务工却几乎是二十四小时待命，全无保障。二十岁初来乍到的莘蒂在异乡语言不通，无亲无故，别无选择下，只好接受。

她向台湾仲介求助，仲介不管，最后向劳工局申诉，才得到转换新工厂的机会。这是一间家庭企业，整个工厂只有四个人，除了她以外，还有两名男工和一个主管。莘蒂的工作是操作冲床机，将长长的金属板放进机台，用脚踩下开关，机器“砰”地压下来，坚硬的金属板便立刻被压制成模具。主管只操作一次给她看，便要求她上工。

虽然操作冲床机很危险，但莘蒂哪有说不的权利？想着小心一点就好，出来工作总是辛苦一点，赚钱改善家计比较重要。因为这样，老板娘让莘蒂加班，莘蒂就加班，她不会，也不敢拒绝。用爸爸的话来说，“一个才二十啷当岁的小女孩，没有工厂经验，对机台还有整个生产，都没有充分了解，整个职前训练都是匮乏的。”

即便加班费有时候算起来不对，莘蒂也不抱怨，继续工作就对了。生产线上的人如同机器，机器不停，人也不能停。加完班疲惫极了，碰到枕头只想睡觉，作为穆斯林一天五次的祷告根本无法完成。不加班时，和家人视讯聊天是莘蒂最大的休闲和安慰，即便印尼网路讯号差，两头总是隔着“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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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老板娘说要赶订单，工作了一整天的莘蒂只好留下来继续加班。

双手把金属板放进机台，脚踏开关。

“砰。”

“第一块完成，可以把家里的债务先还清。”模具拿出来，置入第二块，脚踏开关。

“砰。”

“第二块完成，弟弟上学的费用有了着落。”莘蒂想着，盼望着，好让自己打起点精神。她拿起下一块金属板放进机器，手很酸，甩了一下，用右手把板子扶正。

“第三块，也许可以给儿子寄些台湾的玩具和零食。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也不错，放假时看到橱窗里花花绿绿的时装，和印尼的衣服到底不一样⋯⋯”每块板子都承载着莘蒂不同的希望，二十岁的人生正要逐渐伸展开来。

“砰！”

真主，你是不是怪罪我没有祷告？

“白白的，没有出血，只有几滴血。都是白色，全部没有了。”这是机器抬起来的瞬间，莘蒂看到的，自己的右手。

莘蒂吓傻了，呆呆地站在机器旁，直到同事扶她坐下，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右手被冲床机压碎了。“好痛，感觉整个身体的筋都崩掉了。”她哭了起来，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做起噩梦的人，好像总是一个接着一个，想醒也醒不过来。在医院的十天，莘蒂不知道是怎么过的，也不敢和父母说，心情复杂又难过。老板娘照顾了她两天，仲介来看过她一次，后来便再也没来过。更糟糕的是，仲介和雇主在她还在治疗期间，就递来一纸和解书，逼她签字，并威胁她不签字就要中断她的治疗。

和解书上，白纸黑字赫然写着：“发生意外，产生所有医疗费用由公司支付，并拿出诚意协助申请劳保伤病给付，及口头上已告知主治医师尽量协助我们，通知我们捐赠脚、手指接回手术的手续。雇主拿出十万元慰问金，达成和解，此立和解证明书。”

“外劳专用章”就放在旁边，盖下红手印，就形同一张卖身契，十万块换一只右手。

莘蒂自知签下和解书就意味着放弃一切权利，许多移工在受伤后都会被雇主以各种理由遣送回国，又谈何后续治疗？她当然不愿意。雇主说给她两天时间思考，莘蒂随即向劳工局和 TIWA 寻求协助。

莘蒂的个案负责人舒晴说，那时趁雇主不在的期间去医院看望莘蒂，莘蒂整个人还处在受伤的震惊中，和她解释权益的时候也只是点头，或者答“不知道”、“好”或“不好”。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声泪俱下的控诉，安静而沉默。

劳动检查处去现场调查，认定雇主没有在机器上安装安全设备才导致意外发生，而且在操作这么危险的机器前，也没有提供完整的职前训练。夸张的是，竟然是劳动检查处叫雇主快和劳工签和解书。

Susan 知道后非常生气，“这个工人受伤这么严重，医疗都还没终止，才刚开始治疗，你就让她签和解书，这案子怎么可以这么处理？”劳动检查处的人说，我们只是建议啊。

“那如果雇主接受，你不是会害死这个工人吗？！”Susan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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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莘蒂被接到庇护所安置，TIWA 协助莘蒂持续治疗，并与雇主打官司。这些都是冗长又痛苦的过程，庇护所一住就快两年。

莘蒂的手总共经历了五次手术，其间住院时间最长是九天，最短三天。

大概一个月后，她经历第三次分离手术，还要用腰上的皮肤去修复手上的伤口。分离手术后，医生便和莘蒂讨论接下来的手术方向，总共提出了三个方案。

第一个是不做任何处理，维持现状；第二是把脚趾切掉，接在手上；第三是把剩下可动的骨头切开，装上钢钉将其拉长，但这个手术需要持续做下去，同时也是一个漫长又疼痛的过程。莘蒂不想手残脚也残，于是选择了第三个方案，在手上打钢钉，每天都要转动钢钉以帮助骨头生长，并定期回诊，和医生讨论旋转的圈数、方向和频率。

整个手术期间都是舒晴陪着莘蒂，庇护所的大家也都轮流照顾。直到做分离手术之前，莘蒂都沉默寡言，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痛的时候会皱起眉头。那时莘蒂在台湾有个男友，是逃逸外劳，在台南工作。

在莘蒂住院九天的时候，来看过她一次，两人在病房里相依，也许说着一些安慰、鼓励的话，也许计画着一些未来的事。脆弱的时候有爱人相伴，应该比任何止痛药都来得有用。

爱情里的人，彷佛前面有山，就能移山而行；前面有海，便可制船而渡。Susan 还远远拍下一张病房里的他们，“落难小夫妻病房内的小确幸。”

手术之外，就是官司。在法扶律师的协助下，莘蒂同时对雇主提出刑事和民事诉讼，民事关于赔偿，刑事是告工厂里的现场指挥管理不当。现场指挥是老板娘的儿子，现场发号施令和教导如何操作机器都是他的责任。

莘蒂第一次到工厂时，仲介带翻译教了她一次，之后都是现场指挥在教。虽然用的是同个机台，但成品不同，工序便不同。除了冲床器未安装安全措施外，现场主管也有没有尽到训练员工操作的责任。

开庭前和雇主协调很多次，但都因为金额谈不拢而不欢而散。老板娘非常歇斯底里，会自己在网路上查资料，或听信道听涂说，然后在协调会上悉数搬出。若 TIWA 用正确的资料回应，她便暴怒，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帮外劳欺负台湾人，透过法律欺负雇主，赚取安置费用。

这些攻击的言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说得好像台湾的法律都掌控在劳团手上，若真是这样，《劳基法》修恶的仗，劳团也不用打得那么辛苦了，动动嘴皮子就好。“赚取安置费”一说更是天方夜谭，一个被安置的劳工，政府一天补助台币五百元，但每天都有民生用品、食物、交通花费，安置中心也要缴交水、电、网路费用和房租，还要有工作人员从北到南带着劳工开协调会。社工人员的薪资本身就已经很低了，更何况是非营利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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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五次而未果后，双方便只能在法庭短兵相接。老板娘坚称，她儿子，也就是现场指挥，平常都在跑业务，没在工厂工作。这与莘蒂的口供不一样。法院传来工厂内的台湾员工，和老板娘口供一致。

传来工厂内的菲律宾和印尼劳工，与莘蒂的说词基本上一样。后来还传了其他两个已经不在同个工厂的移工，因为他们已经没什么顾忌，也都据实以告。证实莘蒂并没有撒谎，机器没有安全措施，现场指挥工作失职。

与老板娘反覆协调的过程中，最过分的一次，莘蒂一进入调解室，老板娘就开始歇斯底里，不愿意接受要求赔偿的金额，暴跳如雷。骂着骂着，竟一个箭步冲到她面前，掀开她的衣服吼道：“你是不是怀孕了？你在台湾怀孕不合法你知道吗？！把你遣返！”莘蒂怔住了，没有推开也没有反抗，好在有舒晴制止。

仲介在这整个案子里完全处于隐形的状态，这么麻烦的案子，最好不要找上自家门。反正莘蒂有 TIWA 帮忙，雇主气势强悍，事不关己，仲介赶紧高高挂起。不只莘蒂的案子是这样，很多发生工伤的案子，仲介通常都会建议雇主赶紧把劳工送回家，人走了，一了百了。

仲介服务费是每个月从劳工身上扣的，绝对不会短斤缺两也不会拖延，而服务却是给雇主的。在莘蒂被安置期间，仲介甚至还未经本人允许，就从莘蒂的户头扣掉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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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莘蒂已经被安置了，仲介为什么要扣钱？又为什么，仲介可以不经允许就从劳工的户头扣钱？

其实工人来台湾时，很多仲介会帮工人刻印章，接着就可以带着存摺去领他们的钱，根本不需要工人本人同意。劳工在仲介、雇主，乃至整个移工制度中，到底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时代是不是倒退了，我们回到了奴隶世纪吗？

官司的拉扯也把时间的跨度拉长，庇护之家的关爱让莘蒂慢慢开朗起来，起初那个惊弓之鸟一般的女孩，渐渐变得活泼起来，除了去法院的时候，还是会很退缩。

莘蒂很喜欢参加各类课程，中文课、绘画、各类手工，庇护所举办的各类培力课程如画画、手工艺，莘蒂也都很爱参加，努力用左手画出在印尼的家：棕榈树之间有一条黄泥路，通往瓦片盖成的家；院子里有椰子树，爸爸会爬上去摘椰子给她和弟弟。

举办出游活动时更不能落下她，中正纪念堂、淡水、动物园、台中 TIWA 办公室开幕，她喜欢城市里的现代和繁荣。但每当要拍照时，也总不忘把右手别到身后。

即便以最饱满的心接受当下的生活，但长时间的疗程、与雇主冗长的官司，都在反覆提醒莘蒂失去的右手。更难的，是与家乡的断裂。

与三岁的儿子视讯时，儿子不愿意和她说话，也不肯叫她妈妈。离散在外，缺席的母亲。莘蒂更是不敢告诉父母受伤的事，每次视讯都要强装笑颜着报平安。职灾期间的薪水，雇主都会少给，或甚至分两、三次给，最后几个月雇主就干脆不付薪水了。

无法汇钱回家的莘蒂只好撒谎说自己生病了，但失去右手的事，还是只字未提。有时候庇护所的其他女生看她没钱可怜，就让她帮忙买东西，再给她一百块当跑路费。

庇护所的日常工作莘蒂也都坚持要做，她不想自己当废人，爸爸心疼，总是分配给她一些简单的活。莘蒂知道爸爸体恤，也都开心地去完成。在庇护所两年的日子里，来去了不少人，莘蒂也因此认识了不少朋友，周日其他移工放假的日子，莘蒂便穿戴整齐去北车和朋友见面。

总是开开心心的样子，又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茫然的神色；眼睛明亮而有穿透力，可当你把目光停留在她受伤的手，她会面无表情地看你一眼。这是她不容冒犯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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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中文课莘蒂没来上课，上到一半她才由舒晴陪着回来，进屋就躲进庇护所的管理室关上门。隔了没几分钟有个快递员冲进来送包裹，一下就推开了管理室的门，我从门缝里看到莘蒂下意识地用左手遮住右手，手上没缠纱布，她瞪圆了眼睛，又惊恐又倔强的样子。受伤的手黑黑的，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吸走了她本该有的青春快乐。

每次拆开绷带看到自己的右手，受伤的经历就在眼前重演一次，那些寄予的希望也就再破灭一次。转铁架的疼是剜骨的疼，用机械把骨头连皮带肉拉长，好让其长出一点什么。这什么也是莘蒂钻心的疼，是失去了重要东西的疼，是对未来不知所措的疼。是还来不及张开手拥抱，青春就被打散了一半的疼。

虽然平常一副酷酷的样子，短发、鸭舌帽、牛仔裤，但莘蒂心里其实住着一只凯蒂猫。粉色系的小猫戴着漂亮的蝴蝶结，许人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她有凯蒂猫的T恤、卡套、零钱包、手机套、玩偶、笔记本，还幻想有一个满满凯蒂猫的粉红色房间。

二○一六年十二月中，我在电视上看到圆山花博公园的争艳馆在办凯蒂猫展览，立刻拍下来告诉莘蒂。后来去庇护所的时候问她，去看展览了没？她说晚上去看了，但关门了，只和展览门口围墙上的凯蒂猫合了影。

我说那你记得隔天早点去看。第二天我又问她，去看展览了吗？里面好玩吗？莘蒂说：“早上又在展览馆附近转了一圈，拍了照，但没进去看展览。”我问为什么没进去呀？莘蒂迟疑了一下，说：“太贵了，没有钱。”

我上网查了，才知有那么多种票价，莘蒂一定看不懂。语言不通又不便多问工作人员，最顶端写着五百台币的亲子票就足以让她却步了，全票也要三百，对于没有收入的莘蒂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决定出钱带莘蒂去，但两人六百的价格也让囊中羞涩的我狠不下心，接着我注意到一百五的特惠票，老人或身障者可以使用，而且陪同者还能免费进入。

我心动了，但，我要让莘蒂出示她缺失的手吗？

还是想带莘蒂去看凯蒂猫展览。我和莘蒂约好了时间，一早就去庇护所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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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她一样很酷地穿一身黑，还戴了条闪亮的五芒项炼。我注意到她特别带了件黑外套，包住缠绕着纱布的右手，剩下的衣料垂下来，显得轻松又不刻意，好像只是随手带了件备用的外套。

一到花博公园，就闻到空气里棉花糖的香气，搅拌着清晨的雾气。惺忪的睡眼还在寻找这糖香气的出处，就立刻被凯蒂猫展览的巨幅广告板给吸引住了。板子旁有稀稀落落的人走过，大人驮着孩子，闺密挽着友伴，少女牵着情人，兴高采烈地迎向那粉红色的梦幻资本世界。我和莘蒂也走在那行列里，看不出莘蒂的心情，但我知道自己十分心虚。

到了展览馆门口，我让莘蒂先随着等待的人群排队，然后独自去到售票处。我和工作人员说，那个女孩是我们庇护所的职灾移工，非常喜欢凯蒂猫，我想买特惠票，可我不想让她出示受伤的右手，也不想让她知道我买身障票，但如果不行的话，那我就买两张全票。

工作人员问我她在哪里，我说，那边用外套挡着手的女孩。工作人员想了一下，同意了，说会知会检票的人，让我们进去。我松了口气，检票完立刻把写着一百五的门票塞进口袋。终于如愿带莘蒂来看凯蒂猫展，但我心里还是发慌，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什么错事。

一进门就是巨大的旋转木马，载着穿不同衣服的凯蒂猫。看旁边的莘蒂，没有我想像中欢欣喜悦的样子，但也不是不喜欢，是一种，小孩子踏进童话世界的惊讶无措感。像哈利波特来到霍格华兹，像四个孩子从衣橱掉进纳尼亚王国。当然，这也可能只是我自以为是的想像。

在穿越一个个展览馆后，莘蒂慢慢变得兴奋起来，凯蒂猫公车、娃娃机、雕塑、摩天轮，还有互动游戏机，不过玩一次要一百五，我们还是逛展览就好。帮莘蒂拍照，看她摆各种鬼脸，我说：“你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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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蒂又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用手捂住脸，害羞地笑，“我没有可爱啦。”玩归玩，离开庇护所这个舒适圈的莘蒂总还是有一些戒备和沉默，不像在庇护所里那样，和朋友叽叽喳喳，或一脸可爱地和爸爸撒娇。

展区并不大，半个小时足已逛完，我们又逛了第二次才离开。出去便是纪念品店，整排的凯蒂猫大公仔让莘蒂摸了又摸，但每只都是天价。莘蒂看了又看，最后她挑了双一百块的粉色凯蒂猫袜子，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回家的路上我问她，莘蒂你想妈妈吗？她抬起鼻子坏坏地说：“不想妈妈，想小孩。看到路上的小孩，都会想到自己的小孩。”再问她，以前工厂的老板对你坏不坏？莘蒂说：“以前不凶，现在很凶。”

后来，莘蒂离开台湾前，我又问了她几次同样的问题：你觉得老板坏不坏？她从没说过老板很坏、很可恶，总是淡淡地回答，“还好，但是很伤心。”问她在伤心什么，她说因为以前比较少被老板娘骂，不像其他同事，一直被骂。没想到发生事情后，却变脸变成那样。

如此简单的理由。没有憎恨。但会伤心。

回家后，我从口袋里摸出那张藏起来的票根，上面附赠的游戏券当时竟然没发现。好可惜，怪自己当时太心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