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台湾女性影展策展人罗佩嘉,台湾女影迈入 25 周年,谈影展的起心动念,也谈女性主义之于她的意义:女性主义就是,活出标签外的自己。

你还记得你的第一部电影吗?先别急着苦思片名,我想与你一同召唤出的是那观影体验,有一个新世界从大萤幕中诞生,在那里人们得以见到了沙洲魔山、看见了世界彼端。电影就是有一股能攫住心神与其入梦的魔力,就如“台湾国际女性影展 Women Make Waves”的策展人罗佩嘉说的那般:“我相信电影改变了这世界,否则我们不可能了解生命的不同样貌。”

2018 年,也是台湾女影的第 25 年,若说电影如同超连结与任意门,那汇集了许多电影的影展,就像一场宇宙嘉年华、年度最盛大的花火节,而女影的宇宙里却没有着超能英雄,全是如你我一般,平凡而深刻的女孩与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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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再下标题!25 岁的女性影展

罗佩嘉伴随女影走过十年,从选片员、字幕审稿、外宾接待一路成为了今日的策展人,她认为策展人就如同一场展览的双眼,在她走过世界各地的大小影展后,更加能确定每一场影展、每一种风格的呈现,都是对策展人品味的考核时间。

翻阅女影 25 年的历史,每一年都有着不同的主题,从 2007 罗佩嘉初入女影的“行动中的全球女性”、08 年的“玫瑰新浪潮”到去年的“与羁绊/伴共舞 Rave in Peace”。今年,女影 25 岁了,25 岁也正是一个女孩成为女人,开始华丽绽放的年龄。面对即将盛放的女影,罗佩嘉说道:“大概从去年开始,我更加觉得‘取标题’这件事,越来越没有意义。于是在 25 周年时,我希望以一种宣誓、去芜存菁的方式,从这十年的经验中,把我认为没有必要的剔除。于是,我今年第一个决定不要的,就是不要再有影展的副标题。”

一个标题,就如同一个定形冠冕,或者是唱名着的分类帽。但影展中动辄一百多部影片,罗佩嘉坦言实在很难用一句话归类。罗佩嘉从经验发声:“十年间,我跑了很多女性影展,从法国、德国到世界各地,我发现很多的女性影展都没有副标。再来,其实女影的英文标题已经将我们的理念清楚表达了,‘Women Make Waves’,女性制造浪潮,这就是我们 25 年来的目标。”

罗佩嘉能直言,也能笑谈,在台湾办影展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从伦敦修习完电影史与视觉媒体回国的罗佩嘉,更能从不同的文化观点看待台湾自身。我请她谈谈自己喜爱的各处女性影展,它们分别呈现了何种与台湾不同的风情。于是我们一路从欧洲谈回亚洲:“欧洲的女性影展发展得最早,基本上他们已走得很前面、很前卫,所以他们对商业这部分就不那么在意。它们开始不再受限于用影展或游行的方式表达女性思维,而是更多元呈现。美国的女性主义电影发展很快,但女性影展的脚步却相对慢,这缘于美国东、西岸之间的不同调性,加上好莱坞大片的影响。它不像欧洲,有地缘性的便利,每个国家都相邻很近,发展于是相对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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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佩嘉认为,亚洲的女性影展和女性思潮最为复杂,保守却又隐含生机。以摩登现代如未来之城的日本为例,却是个几乎没有女性影展存在的国度,她细数道:“日本的女影规模都较小,大阪虽然有一个银发族女性影展,但它的选片几乎都在谈乐活长照,或是关注一些 60 岁以上还在从事影像工作的导演,很温情。而东京女性影展早在八年前就停办了,因为它的策展人那时已高龄 85 岁,却找不到接班人。”罗佩嘉直言着当代日本显现的问题,女性主义间不只存有断层,旧浪已远,新潮未起,同时更是被父权逼视与压垮的一代。而同样父权高张的韩国,却拥有着罗佩嘉心中亚洲发展得最好的女性影展,即使女人们仍然活在父权的高压之下,但年轻人的自发性却很强,比方说现在正热的“#Metoo”运动,在韩国媒体上有着巨大的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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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她谈起印象最深的一场女性影展,罗佩嘉却给了我不曾意料的回答,她的答案是,2012 年的“印度女性影展”。访谈间,她带我重回那时的所观所见,那是场清一色都是男性观众的影展,原因很简单,因为女人们都在家带孩子。但随着剧情起伏,这群男性却时而激昂、时而对影片中女性所遭遇的不平与暴力感到气愤。罗佩嘉与我有着同样的困惑:“其实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演出来的,但它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女性影展不一定是给女性看的。说不定,男生也是父权阴影下的牺牲者。当有人愿意去告诉他们时,他其实会理解与拥抱所谓的女性主义。”

让我们将视线转回台湾,身为台湾最具指标性女性影展的策展人,罗佩嘉一直在为更广阔与更具共鸣的视野努力,从定点去各大影展选片到网路征件,女影更深入校园与各地举办讲座、巡回放映,罗佩嘉说得用力:“虽然影展大多播放的是非主流的影片,但它却遵循一种极商业的模式,比如走红毯、名人与商业合作等等。这些初衷都还是希望被更多人看到,所以影展配套的论坛、展览,甚至还有人办过啤酒日,全是为了打出同温层。”正如同,访问当日她与我分享为了宣传今年影展,他们不只在网路努力,更决定回归传统,从公车广告切入,为了女影,拼了!

从世界到台湾,我们所拥有的女性影展,在恍然间似乎已长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从微小成长为一个中型以上的影展,确立了自我的风格,正如罗佩嘉所说:“其实没有一个成语或字词,可以去代表影展的核心了。”她更表示,或许在她能继续担任策展人的未来里,都会停止呼口号这件事。我相信这是她作为策展人,试图让我们透过她双眼见到的影展自信,带有一点女子的初熟风情。

学会与质疑共处,清楚知道自己想要的,妳就是女性主义者

2014 年时,台湾女影增设了一个为本土女导演设立的竞赛奖项目,不只是拍摄出在地女性电影,更要由“女性”执导才行。去年的金奖得主黄惠侦,以自我经历拍摄出同志母亲生命曲面的作品《日常对话》,更在台湾社会与国际上得到极大关注,罗佩嘉欣喜之余却也坦言:“我们当然会开心一个如黄惠侦般的女导演出现,比起过往,我们也有越来越多年轻的女导演现身。但不能回避的困境依然存在,就像原罪一般,不只是导演这职业,更是女性必须背负的原罪。”

她举例,虽然台湾不断有新锐女导演投入影片拍摄,但当一个女性年纪到了,进入婚姻、生子或得对人生进行成就收支衡量时,拍电影这件事,还能被延续下去吗?不是没有人才,罗佩嘉提出的问题更加深沉,“我们曾经做过统计,一个女导演平均要花上七年的时间,才能拍出她的第二部片。而三分之一的女性导演会因为结婚或怀孕放弃,剩下的三分之一再因为其他现实考量离开。”

困境在于永续性。

回顾刚投身女性影展的前几年,不到 30 岁的罗佩嘉在心中坚信着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即使面对质疑、不解或是挑战都无惧。于是我忍不住问起她,如今她心中的女性主义者又是什么样貌呢?但十年后的她,却以一种和缓到接近沉静的方式重新审视自己:“来到 40 岁,我会觉得我真的够格说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吗?好像有很多方面,都没有跨越,很多我心中觉得应该做到的、先锋者做过的事,我都做不到。于是我开始去思考,我应该是一个‘想成为女性主义者的人’。”那么她所展望及欲抵达的前方又是什么模样?她的回答,有着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自在,再简单不过:“我想像的女性主义者,要能自在坦然的生活,充满自信。”

她以自身举例,如今未婚的她,必须得面对社会往她身上贴的:“剩女”、“败犬”、“快生不出来小孩”、“鲁蛇”等等标签。这些也是许多女导演消失、女性退下职场第一线竞争的巨大推手,但如今的她仍然可以与男友自在交往,不考虑婚姻,并且与标签共生,和推手打起太极。她坦言:“如果我内心没有一个很强壮的女性主义意识,可能很快就被击垮了,跑去生小孩结婚。但现在的我有男友、有支持我自由的家人,即使有天旁人跟我说结婚就给我五百万!我应该也能无动于衷。”当我正为着那五百万思考自己答案的同时,罗佩嘉却打破我的惶然,如告如诫的和我说着:“真正的女性主义状态应该是,明白清楚地知道什么东西是你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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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想要的,与别人想要你有的,是一个值得思考消化的过程。罗佩嘉观察到现代台湾女性背负的越来越多,以前对女性的社会期待简单粗暴,多半是:“女孩子念什么书,赶快结婚生子”就好。现在的女性期待则摇滚升级:“既要受良好教育,又要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同时还要去结婚生子。”罗佩嘉老实的说,以前的她可能会为了女性期待或是女性主义者的定义,与他人直面碰撞。

走过女影十年,在举办影展和策展人的经验中,她学会与质疑共处:“我办影展,就是希望更多人来看电影,现在的我不太会去跟人家争辩彼此的不同。因为策展人应该是要很后退的,而且我能意识到在影展与同温层外的世界,还是属于父权的世界。”面对世界的质疑,她选择不多加浪费自己的生命与他们解释,而是起身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