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初识她从《父后七日》开始,如今父后已届十二年,刘梓洁带着新作《外面的世界》回来,关于人生,她说:我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眷顾。

刘梓洁的新作《外面的世界》,最末的跋中写着:“相信没有什么是不变的,相信一切都是因缘聚散和合,相信一切坚固的东西终将烟消云散,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眷顾。相信真诚。”

1981 年的冬天,美国作家马歇尔伯曼在纽约的隆冬,一边经历丧子之痛,一边完成了他的经典作品《一切坚固的东西终将烟消云散》(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追溯这句话的诞生,时间必须再往回调转一世纪,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第一次将它宣示众人。从单向的反抗世界到一切可以毁坏再重生的现代,我从未想到 2018 年的此时此地,在刘梓洁的书中与它再次相遇,再见面却已不只是前世今生,而是转世又转世了。

刘梓洁把这“敲碎重来”的意念,带进了作品,于是我读到了《外面的世界》里,那样围城般的末日感,所有的关系与爱都在聚合离散,小说中的人们也是如此。

刘梓洁告诉我:“或许我们是没有足够大故事的一代,但我们不是末世,也当然不漠视。我想把小说中的奇观事件当作一个背景,在天摇地动中,小到一个飞机停飞、大到瘟疫封城,这些都成为了变异,让它们对小说中的人物直接产生变化。”

父后十二年的刘梓洁

许多人初初认识刘梓洁,都从那本开创了台湾新乡土风格的散文集《父后七日》开始。但如今,我翻开《外面的世界》,却已很难找到那时的声腔、那时的眼光。2006 年的林荣三文学奖,刘梓洁以一种新的“乡土书写”散文被注意,但父后已然过去十二年,我看见刘梓洁早已毫不留恋的离开乡土,四处旅行、吃食,写下一篇篇都市与爱情故事、写下更多不只是自己的人物。

对于写作,她自有定见,“因为我一开始就不希望被框在哪里,像是亲情散文、乡土的里面。”于是后来的她提及原乡,也多从食物与气味下手,稀释了“乡愁”的浓度;或像《此时此地》,关注了更多城市面貌与后来的生活别趣。

刘梓洁能写,不只是小说、散文,她的能写更反映在她同时对三种文体的擅长。2010 年《父后七日》的改编剧本,让她拿下了金马奖,但对于这三样不同的文字载体,她一贯的冷静说道:“剧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工作,它得附属在商业影视底下,这让它比较难在纯粹文学的范畴中,所以我认为我不算是全职写作者,因为我一直在写着剧本、上着班。”刘梓洁就是这样的直率坦然,每每听到她的回答,总忍不住会在心中喊上一声帅气!

这样的“帅”,也来自于她还能将自我评析得更加犀利透彻。她坦言,“我有世故与薄情的一面,我很清楚,这也反映在我的写作上,以前有些前辈、媒体合作者,会担心我能不能被改稿、是不是很难搞?对我而言,出身记者的经验也帮助了我,我是可以接受没有自己在里面的写作,我没有问题。”

刘梓洁继续回忆那本让世人将目光投往她的《父后七日》,一切却如阴错阳差,“那时的我,处在一种被动的写作状态,当我看到那些葬礼的奇观,实在太惊吓、太猎奇与有趣了,也许这样说有点冷血。总之后来再回到家乡,偶尔又会有这种感受,但现在的我,更想把它留给小说。”

我清楚的从刘梓洁对自己的期许中感受到,“我是个小说家”的定位,于是她甚至将上一本散文集,刻意压在三本小说之后才推出。面对刚刚才盛赞完她的散文后的我,她也能依然自若的回答:“我希望先捧好小说家的饭碗,散文可能会越来越少,有时我也不希望别人将我的作品称为‘散文’。”比起散文,她觉得杂文、小语、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都好过完成一篇台湾特有的传统“散文”,如今的她也确实不再写那般三、五千字长度的抒情美文了。(推荐阅读:谁是上流儿童?专访吴晓乐:我的幸福,长的跟别人不太一样

可是在她自述为杂文的《爱写》中,我却读到少见于同代女作家的生猛有力,连只是一段夜归山路上听着的 Amy Winehouse,都极其迷人,文字几能穿透纸页:“听着艾美,听着她唱‘你回到她身边,而我回到黑暗’。是的,我的确几次在山路上,听着她低吟重复着 black~,心想,妈的,真黑。”

我不是那种可以不写很久后,再写的作家

在《外面的世界》中,我发现小说里自生自转的宇宙与世界变得更加饱满,而可以从中比对到与作者生命平行的蛛丝马迹却变得更少了。正如刘梓洁面对自己一路走来的写作,所自述的那般:“我已渐渐脱离书写自己的感受,写作是慢慢放手、放胆的历程。我是一本一本发现自己可以走出去的,毕竟一直写自己或身边人的故事,你会害怕。”于是,许多小说作品中总忍不住现身的“小说家”本人和他的企图心,在此变得浓度极低,她和我说道,一路写下去,她希望那些痕迹有一日都会消除。

刘梓洁拥有一种小说家的自觉,在我听来,她的写作不单纯只是一种天赋,更像是一种功法、一段旅程,随着时间与练习,才能慢慢生长与伸出枝枒,抵达一个随意自由伸展的地方,不再心心念念的四处留下自己的痕迹,证明曾写过、爱过。

于是,我接着问起她,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小说家?她却先谈起了他人。曾经,她在蒋勋的展览中听过一段谈弘一大师(李叔同)的话:“那时他转述着弘一大师曾说过:‘盖掉名字还能认出来是谁写的,这就是书法。’我认为,小说也是。”于是,我们开始岔题打趣的讨论起来,若把许多喜爱的小说家名字遮起,只援引片段,是否还能认出他们?

访谈的下午,离她的新书讲座还有几小时,而她才刚从上海、越南、泰国回来,但我所看到的刘梓洁却丝毫没有疲态,穿着俐落,字句有神,更有着幽默嬉笑的本事,从写作的最初细细讲起。

“很多人会说《父后七日》是我的成名作,但对我而言,它是一个把我踢回来,叫我要好好面对写作的契机。”从高中开始就有写作意识的刘梓洁回忆,从前她比较随兴懒散,除了因为同时在工作外,更因为始终对自己到底“能不能写”、“有没有才华”,有所质疑。直到《父后七日》,她才告诉自己:“就好好写吧!真的混不下去就回去上班啊、上班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这句话,如今她已对自己说了十年,还没有走到真正的“混不下去”。我想这是因为面对写作的她,从未犹疑与不安。

“我没有设下自己一天该写多少,但我习惯最好在八点起床、九点开始写 到下午两三点,接着出去觅食与散步。若状况好,也可以一直写到傍晚,对我而言最好的写作时间是,九点到下午三点。”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居处不装窗帘,就让天光唤醒,把握一天最好的状态去书写。刘梓洁在写作这条路上,确有着如她形容般的“当兵的灵魂”。

当我们刚好聊到许多曾暂别写作再重返书桌,如王定国、钟晓阳、蒋晓云那般的写作者时,刘梓洁也一贯实诚的剖析自己,“我不是那种可以不写很久后,再写的作家,我需要一本一本写上去。没有经过,就不知道伸展到何方。除非我中间累积了庞大的人生经验,否则空了那么久不写,我很可能还是留在当年的状态,没有前进。”这是她身为一个写作者的自觉,究竟,她想成为什么样的写作者?她虽未明言座标,但我已知晓她想到达的地方,不过就在她心神凝聚之地,在前方,而非远方。

男声女相大叔魂

印象极深,我曾在刘梓洁的散文中,读过一段描写她多年后想起曾与旧情人争执后的文字,她写下:“要好久好久以后,我才会感谢他:‘即使我们吵架了,都还帮我热饭。’”不是追忆或眷悔,在这些文与字间,我读到一股冷硬,或说是洒脱率性的气质。而刘梓洁试图从文学出发来看自己,她想起乐评人陈乐融曾经的短评:“他在阅读《父后七日》时,见到了一种‘女身男相’的铿锵之气。”

这也正是我在刘梓洁作品中看见的作家身影,正如她所说,她的散文也不是传统式的自剖至底、抒情入骨,更多时候我所阅读到的价值观、旅行观、处世之道都透着很高浓度的“汉子底”。她坦然接受任何阅读方式,“我觉得自己骨子里真的比较像一个男生,从一个率性的大男生到现在更像是孤僻的欧吉桑,旅行时尤其像。”

只身在日本旅行时,她经常自己一人光顾居酒屋,点一杯酒、一份烤鱼,吃完即走。而这种别于传统,却提供了另一种更高的共振感,当她在世界某个角落的背包客栈里和各色人种、男女,隔张木板共眠,对看到“TPE”行李条而异长热情打扰她的同胞,暗暗翻了白眼时;当她独自居酒、搬家或忍不住以她内建的脑内 GPS 指导 UBER 司机方向时,我都有种“终于有人写出来”的爽快感。因为现代男女,本就可以自由选择当个少女还是大叔,这般跨越与揉和的性别感,是我读到的刘梓洁,也正是我们的“现代性”。(推荐阅读:专访张曼娟:能写就写,不能写就阅读,让做到的人救赎你

“其实在很多关系中,不只爱情,而是面对所有感情时,用世俗的观点来讲,我都有着比较‘薄情’的一面。”于是相较于传统女作家的抒情缱绻,刘梓洁极少在文章中揭露情感。但从与她相谈对坐的整个下午时光,我却终于读懂一点,她不是不愿写,而是那些情感所呈现的轴线,正是如此,不需回避、无从渲染。

于是,刘梓洁与她的文字、笔下的角色和真实的旅行,都似乎带着她独有的幽微与优雅,穿行俗世。我好奇着她第一次自己旅行的经验,那是某年的大学暑假,她自己前往定居上海的姑姑家住了一个月。没有智慧型手机的时代,她坐着公车到火车站买了本“火车时刻表”回家翻读,每天看着那些过去只出现在地理课本上的名词,和姑姑说着:“啊,明天我要去乌鲁木齐”,第二天又喊着“我决定改去齐齐哈尔了”,虽然最后她只是自己跳上了火车去到杭州,拿着纸本地图走过另一个城市,但她回忆“那是第一次,有真正独自闯荡的感觉。”后来的她,走过许多繁华与沉静的山海、都市,一直闯荡到现在。

当我问起,“旅行对妳而言是什么?”从尼泊尔走过巴黎、从川端康成经常光顾的“小满ち”猪排饭一路吃到了向田邦子的法式甜店爱店“柏水堂”后的刘梓洁只一沉吟,便说:“我认为现在的旅行,最接近我生存的状态。不是为了写作、为了取材、放松享乐,旅行更像是我要去到最终目的地之前的每个过站,不期盼在某处定下的状态。”我眼前似乎又见到了,那个藏于她心中优雅来去的绅士。于是,我无法单纯的以“女作家”定义她,因她不只是在写作的女性,更是旅者与作家。

不只外面的世界

刘梓洁和我说道,“所有的旅行,一定都有两面,一个往外、一个往内。”往外追寻时,你可能会遇见想要写下、记下的厉害角色或风景;当你往内,则是挖掘人与人与一地的情感和内心。”

不在外面的世界时,现在的刘梓洁定居台中,在此之前,她在台北生活了十七年。面对许多人总顾虑的,台北以外地区艺文活动的不足,她却颇能自得,“回台中后我不去想、也不去比较这些。若有时间,我会趁着上台北,一天看完三部电影再搭末班高铁回台中。”但没时间也无妨,等到 DVD 出来也行,她潇洒以对:“你无法要求一个地方它没有的东西,台中给人的是另外一种‘生活感’。”现在的她,已不再那么需要多样多量的艺文生活去圆满自己,在哪里写作,重要的都是写作本身,要面对的也都是那部电脑。

出身彰化,台中女中毕业的刘梓洁,也以“回乡”形容自己的迁居。“我是彰化乡下的小孩,年少时也有着要去都市的欲望与梦,但在台北十七年后,我知道我不再需要那个梦了,不管它是达成了,还是醒了都好。”所以她回到了台中,这个比起家乡至少多了些书店、影城的城市。十多年后的归乡,一切如梦之梦,城市有着熟悉的轮廓,却又全盘的不同。她回忆初返台中时,“我看到了女中周边,它从辉煌到没落,直到这几年城中区才又渐渐复苏。”而刘梓洁现在定居的精明商圈,更曾经热闹一时,彼时露天泡沫红茶店、商店街如不夜,现在人潮消减,却变得适宜庶民生活。

她认为台中的生活,就像住在新与旧的中间,触目皆有趣。经过七期那如未来之城般耸立的高楼群,还有她形容像是“换展”般变换餐厅的公益路时,她所感受到的是:“这城市自有节奏与幽默感,性格明确。”

刘梓洁相信,城市的性格会渐渐渗透进写作者的作品里,就像在阅读《外面的世界》时,很难去忽视那首齐秦与莫文蔚都曾高唱过的《外面的世界》,主题曲一般。而刘梓洁笑谈着的台中日常,令我难忘的是她提起每逢要出国、出差赶往高铁时,她总爱请司机刻意绕行公益路的小小趣味。这时,我彷佛见到一台亮黄的计程车,滑过白日宽广而建物各异的公益路上,她优雅淡定的在车上,嘴角有似笑非笑的痕迹,而那首莫文蔚翻唱的《外面的世界》,一次次播放。

信仰,有一个神存在

刘梓洁在《外面的世界》文末,写下现在的她所相信的事物,她诚恳的说着:“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眷顾,相信真诚。”我好奇,她所说的神,是如何的存在?她却果断答道,“这不是宗教的神,它可以是写作之神、寿司之神或旅行之神,我希望人们去相信这个神会眷顾着我们。”她以自身为例,或许写作中的好运与灵感,就像是一个存在云端的公共财,而她则是被云端的神授权拥有一个管道,将它下载下来的人之一。“我认为这是非常幸运的事”,她这样和我说道。她也不讳言,文学奖或许就是一种下载方式,就像那年她以《父后七日》,得到林荣三文学奖首奖也可能是神的眷顾。当然,之后的一切还是得看每个人的续航力。

将“父后七日”做为一个事件、一本着作、一部电影甚至一个 Icon 都好,十二年后,我看到由它诞生同时也孕育了它的刘梓洁,毫不恋栈的早早往前了。她在外面的世界里尽情写作、恣意旅行,好的不得了,也帅的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