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选书｜读吴尔芙《灯塔行》：当女人内化了父权主义

文｜冯品佳

英国的《卫报》（the Guardian）刊登了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爱特伍（Margaret Atwood）的一篇短文，文中爱特伍回顾她十九岁时第一次阅读《灯塔行》的不解与不耐。她直言看不出到底雷姆塞太太有何迷人之处，也不明白为何大家要容忍雷姆塞先生的专横，更不瞭解莉莉为何一味自我贬抑。

Margaret Atwood｜来源

四十三年之后，当时已年逾耳顺的艾特伍特在自己的度假小屋中重新挑战阅读《灯塔行》，发现小说里一切“完全到位”。爱特伍的结论是有些书必须要等到自己准备好的时候才能读得通。的确，在人生各个阶段对于文学作品的体悟必然有所不同，特别是多层次、有深度的作品，而《灯塔行》即是这样的文本。吴尔芙在四十五岁出版了这本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一直吸引着后世的读者试图探究其中真义。她年逾不惑时所看到的愿景对于现代读者能有什么启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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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行》和在这本小说两年之前出版的《戴洛维夫人》（Mrs. Dalloway , 1925）可谓姊妹之作。《戴洛维夫人》以女主角在伦敦准备晚宴的一天行程为轴心，牵引出戴洛维夫人的生命经验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等等主题，甚至有女女情谊的潜藏文本。《灯塔行》是以度假海岛为背景，时间轴线虽然包含十年的时光，但是小说中主要角色真正的行动时间却是只有两日，一是第一部分〈窗〉中雷姆塞太太与周遭人们互动的一天；另一个部分是第三部分〈灯塔〉中的一天行程，交互呈现雷姆塞先生带着一对儿女登陆灯塔小岛与莉莉试图完成十年前未完成画作。

《Mrs. Dalloway》｜来源

两本小说相似之处，除了都有晚宴场景，都是以女性意识为主，并且透过意识流的书写手法串联起不同角色的内心情境之外，最重要的是无限衍伸与扩展有限的时间框架，透过几个角色的人生经验探索永恒的艺术与精神世界，将浪漫主义诗人布雷克（William Blake）“一沙一世界”的诗句意涵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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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灯塔行》情节看似简单，但是却有层出不穷的诠释可能，例如将灯塔视为人生启蒙与光明的象征，将小说中的雷姆塞先生及夫人当成吴尔芙父母的化身等等。每一种读法都有其依据，这也说明了《灯塔行》丰富的多义性。笔者在三十多年后重读这本小说，最为有感的是雷姆塞夫妇的互动模式以及莉莉的艺术家成长故事，因为这两个面向最具有时代色彩、却也最能反映普遍的社会现象与人类故事，同时具有独特性与普遍性，因此最能表现吴尔芙卓越的文学造诣。

雷氏夫妻在表面上分别代表“男性智力”与母性象征。第三人称的叙事者半带讽刺提到哲学家雷姆塞卓越的心灵已经到达 Q 级，而他衷心渴望此生可以晋升至 R 级。这 Q 与 R 在二十六个字母的排序属于达中后阶段，看似崇高，却又不上不下，恰可说明雷姆塞为何对于自己的声名极其忧心，也因而不断需索同情，也希望从旁人尊崇的眼光中重新换得自信。相对而言，雷姆塞太太即使年已半百，膝下有八个孩子，却对于自己的外貌及吸引力从不怀疑。她与丈夫之间的互动最戏剧化的一幕是雷姆塞因为自己陷在 Q 而无法升级时向妻子寻求同情。在六岁的小儿子詹姆士目击下，雷姆塞太太如同盛开的玫瑰提供了丈夫所需求的能量。

叙事者接着描写在丈夫心满意足地离开之后，雷姆塞太太“好像就立刻将自己包了起来，一片花瓣紧靠着另一片花瓣，而整个组织因疲累倒在它自己上面，以至于她只剩下仅存的力量去移动她的手指，从极度的放纵到疲累，去翻格林童话故事的书页。同时她全身悸动着，因成功的创造所带来的狂喜而悸动，如同一个弹簧的震动已扩张到最大的宽度，渐渐地徐缓停止它的震动”（页五四）。这个玫瑰盛开、瞬间枯竭与共振亢奋的意象应该是他们夫妻之间互动的常态，因此詹姆士的愤恨是有感于父亲一再对于母亲进行精神掠夺，不仅只是一般的依底帕斯情节作祟。

图片｜来源

虽说这一幕可以说是对于雷姆塞太太的一种礼敬，以玫瑰形容她旺盛芬芳的生命力，滋润着周遭环绕她的人们。另一个方面，雷姆塞太太的反应更值得我们深思。虽然丈夫阴晴不定的脾气与强烈的需求让她感到疲倦，但是她也因为对于丈夫的贡献而得到满足。吴尔芙并且更深一层的呈现雷姆塞太太内心的想法，让读者了解她是如何内化了维多利亚式的父权主义。她心中的不满不是因为自己能量的耗损，而是意识到丈夫对自己的依赖，不愿意周遭的人怀疑丈夫绝对的权威，更不愿意看到她自己视为完美的男人有任何瑕疵。

对于雷姆塞太太而言丈夫最为重要，即使周边之人都将她奉为完美的化身，她却甘愿自我贬抑，认为自己能给予这个世界的相形微不足道。即使家中的食指繁浩，花费日益难以负担，还有那些“小孩子都看得到的琐事”、乃至于丈夫学术着作的品质下降，在在都是她不能与丈夫分享的烦恼。透过雷氏夫妇的互动，吴尔芙精准地呈现了二十世纪初期英国中上阶层社会的男女关系，这其实是复制千百年以来父权社会的模式，即使是如雷姆塞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未能免俗，甚至是以爱智之名更理直气壮地予取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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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姆塞与人的互动模式在太太去世之后并未改变，在〈灯塔〉中丧妻的他以鳏夫之态向莉莉索求同情。但是莉莉无法像一般女性对于雷姆塞的自怜表演给予适当反应，只能完全静默地站着，最后尴尬地转而称赞雷姆塞的靴子。莉莉虽然自觉自己的缺乏反应对她的性别来说“是莫大耻辱”（页一七九），透过这个未婚的艺术家角色，吴尔芙似乎提供了超脱僵化的社会规范的一个途径。雷姆塞太太时时刻刻都想要替她寻找归宿；而雷姆塞的的弟子谭斯理更当着她宣称“女人不能画，女人不能写⋯⋯”（页六四），反覆打击莉莉的画家梦。吴尔芙甚至刻意丑化莉莉，描写她的小眼睛“像中国人一样”（页三○）。以当时的文化脉络而言这是极为负面的描写。

吴尔芙不惜使用种族主义的方式营造莉莉的边缘性，刻意强化莉莉在小说中的特殊社会地位。吴尔芙也着意描写莉莉对自己的艺术生涯也缺乏自信，总是认为自己的作品最终命运就是遭人束诸高阁。她以紫色的三角形来捕捉雷姆塞太太为詹姆士读童话书的情景（页六八），并且努力试着向雷姆塞的科学家朋友班克斯解释不同色块形体之间的关系，这幅画是她对于雷姆塞太太的献礼，但是苦于始终无法找到平衡画面的方法。种种不利的外在条件，让莉莉在小说中几乎沦为失败的艺术家。

但是她的独立精神战胜了一切阻碍。十年后再访海岛的度假小屋，莉莉一面目击雷姆塞跟一对儿女在风浪中登陆灯塔小岛，一方面终于找到解决色块关系的方法，小说最后她在画布“中间画了一条线”，完成了画作（页二三五）。这一条线可以是灯塔的变形，为多年来航向灯塔的旅程做一注脚。这一条线也可以是打破形式僵局的创举，让艺术文学得到解放，走向现代主义。许多批评家认为莉莉这一笔石破天惊，她所看到的景象象征了新艺术与新文学的愿景。最重要的是画作的完成证明了谭斯理性别主义论述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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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女人可以画，女人也能写，吴尔芙的传世之作就是最佳例证。而莉莉的画作和灯塔行都是受到雷姆塞太太的启发，完全展现了女性的自觉心与主体性。所以即使在小说结尾莉莉看似向雷姆塞屈服，给予他所需求的情感。然而，与其说雷姆塞得到了他想要的同情，莉莉付出的更像是共同完成创举的革命情感。十年之后雷姆塞家人终于完成了航向灯塔之旅，即使人事全非，依然提供莉莉足够的力量完成她的艺术家之梦。

爱特伍的短文以〈永恒的女性〉（The Indelible Woman）为题讨论重读《灯塔行》的经验。这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可以是众星拱月的雷姆塞太太，也可以是心心念念只为艺术创作的莉莉，更可以是创造出这些角色的吴尔芙。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岁月不断流逝，吴尔芙与她笔下的主角们永远存活在文学的世界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身影，等待着我们一再重新造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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