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迷专访《花开少女华丽岛》作者杨双子，看她如何透过百合小说，带我们与日本时代的少女对话。
双子姊妹踏上百合文化之道，妹妹开路，姊姊跟上，而后妹妹罹癌，两人返过身，从滋养自己的台湾土地取材。
2014 年，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宣布举办历史小说奖，高额奖金打响了名号。奖金可以纾解医疗费与经济压力，姊妹两人在当年就决定，要写台湾历史百合小说。兵分两路，妹妹查阅历史文献、姊姊双子发想并创作故事。
“前置作业是历史考据，交给妹妹累积历史资料库。我继续赚钱。”
直到 2015 二月底，医生宣布妹妹已是癌症第三期末，生命只剩三到五个月。当天，双子立刻打电话给老板辞掉工作。计画改变。
“三到五个月是不可能写完一本长篇小说的，所以我先写短篇小说，也就是《花开少女华丽岛》里的第一篇〈花开时节〉，抓到语感和大概的风格，再开始依此发展长篇小说，拼全力赶啊，希望在妹妹过世前写完。”然而一只笔再怎么写，也赶不上病魔速度。长篇写到一半，妹妹就离世了。但双子必须振作，因妹妹的遗愿是完成长篇《花开时节》。
长篇《花开时节》写的速度快，刚完成仍是粗胚。双子便把配角抽出来，以写短篇的形式写她们各自故事，集结成《花开少女华丽岛》，其中三篇甚至拿到文学奖。角色立体了，双子再返身修整《花开时节》配角出现的部分。
于是《花开少女华丽岛》在时间上，是《花开时节》的孪生作；在精神上，两本书可以说是彼此的百合延伸，把主角的以外的角色或情节，重新赋予意义。两本书，则同时向日治时代的少女小说接棒。
与日本时代的少女小说对话
《花开时节》与《花开少女华丽岛》都回应台湾真实存在的经典文学作品，如《花开少女华丽岛》辑一〈华丽岛〉三篇，分别同名互文杨千鹤 1941 年的同名作品〈花开时节〉、翁闹的〈天亮前的恋爱故事〉，真杉静枝的〈站长的少妻〉。以这些故事为蓝本，或许可以说，双子写出了进阶版的同人志。
在架构上最明显呼应的，是〈天亮前的恋爱故事〉，双子说，这是作者翁闹以第一人称、私小说的方式，写自己在日本召妓吐了一夜苦水的故事——全篇讲翁闹自己的性意识与人生困顿，“不过，妓女在这篇故事里完全没有声音。”双子笑说，想像妓女的心情，不觉得很靠杯吗？
“妓女应该更难受吧，从殖民地来东京念书的大学生，还可以找妓女抒发感受，她却只能在这里做妓女，所以干脆逆反过来，同样的场景，我以第一人称，让陪侍的女性开口说话。”双子将镜头移到陪侍女性身上，以日本九州作家林芙美子为蓝本，填入血肉。陪侍女角讲的一句话“人生只有食欲和性欲”，即是从林芙美子最有名的《放浪记》直接移植过来。
林芙美子是个奇女子，“作为一个有天分的人，却没人欣赏她的文采，身边的人不肯拉抬帮助她，她无法稳定自己状况，便把自己的各种抱怨连载，写成放浪记出版，没想到大红翻身！”
突然大红，正是因为心境相同的女性非常多。“当时初等教育普及，已有非常多识字女性，这些女性受到启蒙、走进公共领域，也有新的想望，可是通常会遭遇困顿与破灭。”林芙美子，说出女性共通的苦闷心情。
另一篇〈站长的少妻〉也同样是呼应真杉静枝的私小说〈站长的少妻〉。“真杉静枝三岁从大阪来到台湾，在台湾读高等女学校，嫁给一个大自己很多的男人，最后离婚。离婚那年她回到大阪，才 21 岁。〈站长的少妻〉即是真杉静枝在别人鼓励下，写出自己故事。”
真杉静枝写〈站长的少妻〉，主人公作为有志于文学的女性，在那个时代没有追求梦想的可能，“最后会寄望在哪里，就只有婚姻，以及婚姻里唯一可能达到精神满足的爱情，可是也没有，当她发现幻想破灭的时候，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双子自己下一个结论“其实，就是一群很容易幻灭的日本时代的人们。”
然而，幻灭，也是双子写作的基调。“我个人觉得，成长的开始，就是幻灭。因为人要成为自我的主体，势必经过孤单，势必是一个人的。”她停顿一下，补充，“可是人不一定是孤单的，‘我’还是希望可以成为我们。”
除了相爱与互相竞争，女性之间存在更丰富情愫
“我们”，不一定非得是恋人，也不一定是姊妹情谊，有没有可能都是、或者游移在这广大的地带之间？
双子说，如果我们观看过去的文本，可以发现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透过男性来呈现。不管是男性视角的描绘，或是以男性为核心开展故事，“掌权的基本上还是男性，在这样的叙事下，女性必须竞争同样的资源，不管是男主角的爱情，还是金钱、权力，总之得获得男主角的青睐。”
另一方面，而女同性恋文学则描绘女性相爱。“同性恋女性的情谊，比起过去，已逐渐有些文本，可以代替我们说出来。”
“然而这会出现一个问题，女性不是相爱、就是竞争关系，中间的感情在哪？女性情谊在相爱与竞争的关系之外，仍有非常广大而复杂的地带，可能是既喜欢又羡慕、嫉妒又欣羡、恋慕又困惑，过去没有人看见这种种的复杂性，百合可以填补这一块。我写《花开少女华丽岛》这样的故事，就是想呈现异性恋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可以是什么模样的。”
女性情谊在相爱与竞争的关系之外，仍有非常广大而复杂的地带。
这也是百合和 GL （Girl's Love）的差异，“女同性恋有没有包含在百合里面，有。可是百合是否等于女同性恋，不是，因为百合包含了女同性恋之外的女性情谊，所以如果单纯把百合与女同性恋结合在一起，我们会错失掉非常多丰富的情感。”
双子举例，《花开少女华丽岛》的故事主角，大多都有异性恋关系，“几乎最后都会结婚，像我写《花开时节》，很小心拿捏女主角们在异性恋的同性情谊范围。”她闪过一点点可惜的表情，“不过没关系，而且我以前玩同人志嘛，如果有人想写同人志，把他们全部上升到恋爱关系，也很好啊。喜闻乐见，哈哈哈哈。”讲一讲，她忍不住坦露自己真正心意。
因为自己是同人创作者，所以也为同人志创作留很多空间，“保留给大家写，好吗？我自己也想写啊！可是没时间。”她一边扼腕，一边热情地向大家发出邀请。
如果小说主角穿越时空，来到现时台湾
那么，如果日本时代的小说主角们来到当代台湾，她们有没有可能实现少女梦？遇上的机会与障碍会是什么？
双子笑说，这问题她其实想很久，“因为我们从日本时代开始，就有很严格的户口制度，所以会遇到没有户口的问题，那就是偷渡来的啊，完蛋了！”她总会考虑到写实的东西，“而且语言不通，因为现在大家都讲北京话。”
然而撇开这一点，双子第一个想到的是，“她们可能会发现，我们与她们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严格说起来，日治时代的城市已经相当现代化，“我们与她们遭遇的问题，其实差不多。包含现代主义里的异化问题，怎么认识自我主体，我们怎么和社会互动、自己在家族、社会、人类里的位置是什么？”
但也会发现不同之处。
“以现在来讲，因为性解放已经走了一百年，所以他们看到我们，可能会有很惊奇的地方。”双子停顿一下，“但他们可能会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嗯，我觉得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想要了解这个世界。”我问此话怎讲？她托腮，“我不确定我这个判断是不是对的。”
“比如说，那时候的国际化程度，比我们想像中的还要高，可能是因为台湾当时很复杂：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既是日本人、也对中国有复杂的情感。”
“如果去问当时大稻埕拣茶女工在意的国际问题，她们会直接聊到隔壁的中华民国，这很厉害。因为拣茶女工通常都是婚前少女，她们居然会在意这些事，是不是很出乎意料？”
“我们已经习于科技日新月异的速度，可是当时是从零开始加速。例如 1908 年盖好纵贯铁路，从此台湾才有‘岛’的概念。在此之前，各地自属、族群分散，没有‘我们是台湾岛’的想法，直到岛链出现，一天就能从基隆到高雄，感受各族群的交流；也因为外侮日本来了，泉漳械斗迅速的消失。 1921 年，蔡培火才会喊出，‘台湾人是台湾人的台湾’这样的话。那时候，已经不讲我们泉州人、漳州人了。然而这一切，距离日本人来台湾，也才 25 年而已，真的很快。”
双子观察，当时女性如果条件足够，看着时代快速前进、各种事情都可能发生，可能是很有野心的。“家里环境好的都市女生，读到台北女子高等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国一到高一，开始选修第二外语。她们想要跟上这个世界、求知若渴的念头，是否可能比我们现在更强烈？来到当代，她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很满意于现状呢？”
事实上，在日治时代，亦已有部分女性开始握有权力，并为其他女性争取权利。
“例如杨逵的妻子叶陶，已走到街头倡议人权、倡议台湾女生该有什么样生活。这些女性权益的倡议者，在社会里扮演要角，也有男性盟友，可是现在我们几乎还是没人知道。”历史的断裂，让我们忘记自己从哪里走来、踏过哪些路。双子也坦白，她写日本时代，是带着明确企图的。
所有书写，都有意识形态
以日治时代为背景，不只为了上承断裂的少女小说历史，还有明确的政治想望，她不怕直说。
“其实所有书写都有意识形态，如果要简单说一句，就是希望有一天，阅读（这两本小说）的过程，就是台湾独立建国的倡议。”小说作者旗帜鲜明地展现作品的政治信念，不是常态，尤其在威权脉络下，华人很喜欢说“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然而所有创作者都是社会的一份子、更通常是敏锐于时代脉动里的敏感者，政治与艺术，又怎有脱开彼此的真空可能。
再看杨双子，确实是一个热情的运动者模样。双子抛出一个提问，“1921 年，蔡培火说，台湾人是台湾人的台湾。这句话当时是对日本人说的。这几年，我们又重新听到台湾人讲这句话，现在不是对日本人说了，甚至连日本人都在说这句话。当台湾人和日本人都在讲‘台湾人是台湾人的台湾’的时候，这句话是对谁讲？我们为何这样说？它的历史脉络是什么？”
这是双子创作试图回答的问题，也是直面台湾历史的宣示。
“我创作的时候，也讲台湾有自己主体的历史，但不会在开头就写‘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她顽皮地笑，“因为懂得小说的魔术嘛。创作本身就是一种魔术，不会立刻掀底牌给别人看，要让大家一步一步掉进陷阱之中，最后吓你一跳，才把我们想要传达的东西传达出去。”
“其实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也知道作者不该对自己的作品说太多。我最近有意识到啦。”双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耸肩、摆摆手。
一个人同时拥有学者与创作者的身份，还自我解释，确实可能互给彼此定锚限制；可是学者的双子、与小说作者的双子，两者的作品不须另一方补述即自为完整，因此，两种角色的自问自答或说对话，更有互相激荡的意味。
但她也担心，这两种身份，对百合文化的发展可能是危险的。“我担心有人以为百合文化是我们说了算。但我无意如此，我一直都觉得是抛砖引玉，”她停顿一下“虽然我不觉得自己抛的东西是砖啦！但我希望有更多声音出来，反驳我，在各种对话中找到共识，才可能建立健全的百合文化，未来才会有好的发展。”
既是读者、研究者、也是创作者的双子，未来她希望可以单纯一点。“希望单纯是创作者和迷妹就好。我对百合文化的论点、怎么看待，只要写小说的时候呈现就好。”
可是我忍不住问，“妳自己的小说，前后都还是有以学者身份现身写的序和跋，那下次还会不会这样做？”她抓抓头，“哎不知道耶。因为我就是有学者性格，无法改变这件事，啊～～但这个对台湾的百合文化不是好事，只有我一个人说不行，真的希望大家一起建立论述啦。”
当然，如罗兰巴特所说，作者已死，文本开放解读，不只开放解读，双子更开放对话、欢迎同人创作。台湾的百合文化，有双子详实的史料搜集与累积，写作《花开时节》与《花开少女华丽岛》，可说是以少女之力，搬开沟盖，看见历史水脉仍然在，上承日治时代断裂的台湾少女小说传统，往下，期待更多怀抱少女心的各位，一起延续百合文化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