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鄂兰遇上海德格：我爱你，所以学着说你的语言

鄂兰遇上海德格时刚满十八岁，对他的反应就有如〈阴影〉所说，是“对单独一人不变的痴恋”。海德格比她年长十七岁，在天主教教养下成长，已婚，而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虽然他赢得了这个杰出犹太女生热切的爱慕，但他人生中的一切以及他遵循的习俗，都不容许他完全接受这份爱。他曾在书信和诗中表达自己的爱意，也听任恋情发展，却不容许他的人生道路因而改变。到了一九二五年夏天，鄂兰体认到不管他们之间的连系多深，海德格始终是一个陌生人。在一首诗中，她邀请他参加一场盛宴，却问道：

你为什么向我伸出你的手，
那么羞怯，彷佛这是祕密？
你是否来自遥远的国度，
对我们的酒一无所知？

她的写作笔调虽然仍是忧郁，却远比〈阴影〉平静。这首可爱的〈夏日之歌〉呈现了一种预感中不大有希望的可能性：“获得表达的自由和自我的释放，克服疾病和反常状况，学懂忍耐、简朴，达成有机的成长。”她仍然因为不正当、不可能的爱而陷入两难，这绝不可能“令祭司缩手”，但她决意让由此而来的喜悦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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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夏天一切成熟而繁茂，
我会前去，让我的手滑动，
让我痛苦的四肢伸张，往下
迎向那黑暗沉重的土地。

田野弯腰耳语，
深处林中的小径，
寂然无声：
就让我们相恋，尽管饱受煎熬；

让我们的付出与收获，
纵或不令祭司缩手；
在清晰而高贵的静默中
喜悦不会舍我们逝去。

夏日川流满溢，
困倦威吓着要毁了我们。
我们就舍掉生命，
只要我们相爱，只要我们活着。

在马堡待了一年后，鄂兰前去弗莱堡，花了一个学期在海德格的老师胡塞尔门下学习。如今有了更多时间，也隔了一段距离，她可以对“对单独一人不变的痴恋”以更坚定的意志力作出反思。虽然确定自己仍然深陷哀伤，她却不容许自己被压垮，或错失“有机的成长”。这一刻她写了她最好的其中一首诗：

黄昏向我围拢过来，
柔软得像丝绒，沉重得像哀伤。
我不再知道爱的感觉如何，
不再知道田野散发着热力，
一切都要漂走──
就为了给我平静。

我想起了他想起了爱──
彷佛那在遥远的地方；
而“前来与付出”不属于这里：
我几乎不晓得约束我的界限在哪里。

黄昏向我围拢过来，
柔软得像丝绒，沉重得像哀伤。
面向新的喜悦和哀愁，
没有什么起而造反。

而向我召唤的那一段距离，
所有的往日如此清晰而深刻，
对我再也不能诱骗。
我知道有一条又大又怪异的河，
还有一朵没有人命名的花。

如今还有什么能摧毁我呢？
黄昏向我围拢过来，
柔软得像丝绒，沉重得像哀伤。

在这首诗中，鄂兰要触及的天地超越尘世，在德国浪漫派诗人笔下，那里有无以为名的“蓝色花朵”和浩瀚未知的大海。在这种情景下，鄂兰写了几首诗给她的守护女神──暗夜。

那抚慰人心的，轻倚我心上。
你这静默的，给我解除苦痛。
把你的影子，盖在任何太亮的东西上──
就让我精疲力竭，请把眩光蔽住。

给我留下你的寂静，你那令人冷静的松弛，
让我用你的黑暗裹住一切邪恶。
当在光明中呈现的新视野带来痛苦，
给我力量让我继续前行。

在一首没那么格式化而更动人的诗中，她向朋友诉说衷情，希望他们不要误以为，她因为“对单独一人不变的痴恋”而耗尽感情能量，以致对他们冷淡以待，并希望不用明言，他们就能知道她在背后要说的故事。

不要为那轻柔的哀伤哭泣，
当那无家者的模样，
依然羞怯地向你示爱。
体会到那最纯粹的故事，
仍然隐藏着一切。

感受那最轻柔的动作
来自感激和忠贞。
那你就会知道：一如既往，
爱将重生，付予恋人。

像闺密安妮等知道鄂兰对海德格的爱意的那些朋友，很是同情她的遭遇，也尝试理解海德格以责任为重的决定，特别是对妻子和家庭的负责。但是最能深刻理解她的“朋友”，却是鄂兰透过安妮的介绍而认识的范哈根。鄂兰多年后谈到，她在所写的《蕾儿．范哈根》传记完稿时，将传记主人公称为“我最亲密的朋友，尽管她过世已经约有一百年了”。

安妮在翻阅多册的范哈根书信集时，很兴奋地谈到这位犹太女子。这些书信集在偶然的机会下落入安妮之手：一位奥尔什丁的书商在通膨年代陷于破产，把全部库存以几分钱一册的贱价出售。安妮买下所有范哈根的着作。当时鄂兰对安妮这次的收获兴趣缺缺。可是当她快要完成大学学业，正准备撰写有关德国浪漫主义的一部专着时，鄂兰自己接触到范哈根的资料，在她身上发现了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不依循传统的才智，加上她对人的兴趣以及天生的热情”。安妮就将她的范哈根藏书转交给鄂兰。

在范哈根的书信和日记中，鄂兰发现这个人多愁善感且心灵脆弱，跟她十分相似。她同情范哈根对非犹太人芬肯斯坦伯爵的爱，而她的爱最终更慢慢地、痛苦地遭到对方的拒绝。芬肯斯坦为了家庭的安全及所谓的个人状况而离开范哈根的社交圈。当范哈根面对这次失落时，她就变成了像鄂兰觉得的、一个“具体的人”。恋情结束后，范哈根不再是白纸一张，不再徒具命运的轮廓：“她体认到，她经历了人生，所谓一般的人生。……经验取代了不实的存在；她如今晓得：人生就是这样。”鄂兰在范哈根身上体会到，对这样一个人来说，普遍真理从经验的灰烬中浮现，即使最平庸的东西也有突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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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阴影〉中，鄂兰把对自身经验的领悟，以她独特的概括而坚定的口吻表达出来：“所有的好事总有个坏的结局；所有的坏事总有个好的下场。很难说哪种情况最令人难以接受。事实上确切来说这该是最难受的：如果你的思绪被无限恐惧所笼罩，节制力被摧毁，并感到惴惴不安，你就会惊讶地有所领悟。你从痛苦中学会了；透过全面的觉察和批判意识，你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懂得了，即使遭遇最坏的痛苦也要心存感谢；事实上，这样的苦难蕴含着一切的真谛和奖赏。”鄂兰总结，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能带来智慧的苦难。她和范哈根都获得十分相似的结论：“我在做什么？什么都没做。就让生命如雨一般落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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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兰从这段无法实现的恋情中获得了具普遍意义的结论，体验到苦难蕴含着一切的真谛和奖赏。她觉得自己对世界的那种“羞怯的温柔”已被摧毁，她已被褫夺了安稳感。她就像写给朋友的诗所说，是个“无家者”。这正是她在范哈根的日记中察觉到的：当范哈根对芬肯斯坦的爱以失败告终时，她起先尝试从世界寻求安稳的努力便被摧毁。但她却从失败中另有收获：她年轻时面对世界的方式原是鄂兰所说的内省，现在被一种新的理解取代了。

鄂兰所描述的范哈根早期的内省方式，跟她在〈阴影〉中对自己年轻时自我沉溺的描述十分相近：“她堵住了通向自己的通道，遮蔽了望向自己的视线”。在范哈根传记中，描述更为繁复，言辞没那么花俏，但本质是一样的：

如果思考从自己身上反弹，在灵魂中找到了它的孤独对象──也就是说，如果它变成了内省──显然它产生的（只要它一直维持理性思考），就是看似无穷的力量。正因为它与世界隔绝，它不再对世界感兴趣，它在感兴趣的一个对象前建起一座堡垒：这个对象就是内心的自我。由于内省造成的隔绝，思考变得无限，因为它不再被任何外界事物干扰；因为不再有任何行动的要求，而要求行动的后果必然带来局限，即使对最自由的心灵也是如此。……世间现实再不能提供任何新的内容，期望早已期望了一切事情。你甚至可以透过遁入自我而逃避命运的打击，只要你在逃跑之前，把每种不幸一般化地认定为无可避免地随着糟糕的外在世界而来，这样在每一刻受到打击时，就没有理由感到震惊了。

当范哈根失去了芬肯斯坦，她就丧失了逃避震惊的能力，她在内心自我面前建立的堡垒被摧毁了。但她慢慢放弃了内省的应对方式。鄂兰写到范哈根，就像在评论〈阴影〉的绝望结局。面对这个结局，她迅速地终结了生命中“既不需要又注定无用的一切”，她“没有向疯狂或死亡屈服，她也不能且不愿完全复元，因为她不要自己忘记”。范哈根没有忘记，她收割了“绝望的丰盛收获”，向前迈进，接受了不愉快的遭遇，变得更坚强，但对世界更开放，准备好了“把真相说出来”。“她知道她的个别经验可以概括，而不致被歪曲。”

鄂兰自童年以来就善于概括表述。但以往概括的内容，都是脱离现实世界的、禁闭的、防堵外界冲击的。她让经验“沉淀到灵魂底处”，不让它对自己造成伤害。她在七岁丧父时曾跟母亲说：“我们不应该想太多那些令人忧伤的事”。就像范哈根，她开始学习在概括的同时不歪曲事实，也就是对于她无法处理的经验以两种方式面对：“郁闷的痛楚”或“梦幻迷醉的孤独景况”。然而学习说出真相，或克服内省的主观倾向，却不是容易的事。范哈根有她的导师，那就是歌德；从歌德那里她学习到“诗的概括力量”。范哈根需要诗人的指导，因为在她经历失落之后，她不能把个人故事背后的故事说出来。别人被她的人格和具独创性的智性思维所吸引，可是“范哈根看来不希望别人只是拜倒于她的这些奇特天赋之下，反倒希望有人问她面对着怎样的景况”。没有人这样问，她也没说什么。“一切势必重复，因为没有理解。”范哈根真的重复了不可能的爱恋，再次堕入无法实现的爱；然后她才学懂了，怎样在歌德的人格与处事态度的指导下，把她的故事说出来。

鄂兰在范哈根传记中提到故事主人公学懂了，诗“可以把它描述的个别事物转化为概括的概念，因为诗不光用语言传达特定内容，更将语言还原成它原本的实质”。语言的作用在于保存：“语言所包含的内容，就是要把它存留下来；为生命短暂的人类，把一切存留得更久。”但这番话完全是海德格思维，它概括了海德格对诗人和诗的正面观点，这是鄂兰此后从没放弃的观点。她没有直接遇上一个歌德，“给她提供她能说的一种语言”。她继续在说海德格的语言，后来还用这种语言写了一本书，就是她的博士论文《圣奥思定的爱的概念》，然后她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语言。她像范哈根一样，重复了过往的经验，再次堕入爱河，而且重复了两次，接着才能用自己的语言撰写范哈根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