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汉娜鄂兰遇上海德格：所有哀伤都能承担，只要你把它变成故事

非比寻常，有如魔幻

当鄂兰遇上海德格，一切都变了。海德格是从传奇故事中走出来的人物，天赋异禀，堪称天才，并具诗人气质；既不与学院派思想家为伍，也冷漠对待谄媚的学生；英俊不凡，却穿着简朴的农民服装；不光自己热爱滑雪，也乐于指导别人。鄂兰忆述在他身上看到思考与生命的躁动合而为一，当时的反应岂止是“有点吃惊”而已。

从她祝贺海德格八十大寿的公开讲词中忆述的马堡研讨班景况来看，没有人会想到海德格不光是鄂兰的老师，还是她的恋人。海德格对恋情保持缄默，深藏心底。对于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八年的这段日子，即撰写《存有与时间》和《康德与形上学问题》的时候，他只公开提到那是他“思绪最活跃，最沉着，最多姿多采的时期”。在这段时期结束二十年之后，他向鄂兰坦承，她是他当时的灵感来源，也是他激情思考的动力。但海德格这番表白只限于两人之间的沟通；他们都同意小心保守这个祕密，就像保守一九二五年的恋情那般。尽管他们将往来的情书都保留下来，却不会向别人公开。不过，鄂兰在她那些未出版的文件里，留下了她在马堡那年写给海德格的一篇文章。

图片：《汉娜鄂兰》电影剧照

一九二五年夏天，鄂兰在柯尼斯堡家中写了一篇自传式文章〈阴影〉寄给海德格。这篇文章就像她次年所写的诗，是她对事件的最后声明。鄂兰尝试回避她的初恋，用文字来控制它。她尝试透过讲故事把它安放在过去。“所有的哀伤都是可以承担得来的，只要你将它放进一个故事，或讲一个有关它的故事。”这种解脱之道并不成功。鄂兰最终得讲别人的一个故事，她得写作《蕾儿．范哈根：一位犹太女人的一生》，然后才能让自己从海德格的魔力中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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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兰的这篇自传文章，用了有如戴上防护罩的第三人称单数，里头充斥着抽象语言和海德格式术语；在令人讶异地超脱的同时，又充满苦恼。就像她爱读的浪漫小说，这篇自传“措词用字都是泛指的意义，没有真实事件，所呈现的只有一种心境”（就像她多年后谈到弗里德里希．席列格〔Friedrich Schlegel〕的《卢琴德》〔Lucinde〕）。同一时期的另一首诗〈迷失于自我沉思〉（In sich versunken）也捕捉了同样的心境：

当我认定我的手──
在我身边却陌不相识──
于是我立足一无所有之地，
无所依附：无一物，
无此处此刻。
 

于是我觉得我该鄙视这个世界。
时间要是流逝，就随它去，
只是不要再留下记号。

我眼中的手，
我的手，怪怪的，那么近
却依然是他者。
它是否超乎我的存在，
是否有更高一层意义？

这首诗和自传文章都以同一问题作结：她退隐到老远，以困惑、鄙夷的眼光回望，质疑自己能否超越这种景况。在〈阴影〉中，鄂兰以一种沉重而夸张的口吻估量这种可能性：

也许她的青春会从这种魔咒自行解脱，然后她的灵魂──在不一样的天空下──就能够获得表达的自由和自我的释放，克服疾病和反常状况，学懂忍耐、简朴，达成有机体的成长。但更可能的是，她继续沉迷于漫无目的的探索，在不正当又不受约束的好奇心驱使下虚耗生命，直到一直渴望、一直期待的结局来临，在惊讶中，她所做的这些既无需要又注定无用的一切戛然而止。

鄂兰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事件带来了这种绝望心境。但她对这种她称之为“疏离”或“异化”（Fremdheit）的景况，提供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近在眼前，就是将时间划分开来的事件，其实这首诗也触及了：“在她的青春全面绽放之前，她就碰上了非比寻常，有如魔幻的事。她习惯了把她的生命划分为‘这里和今天’以及‘当年和那里’。”

鄂兰和海德格的关系，突如其来而又令人震惊地把她的青春岁月和天真心态划上句点。第二，鄂兰把她的怪异性情（Absonderlichkeit）归结到一种维持已久、已成习惯的性格特征：“她将即使是最理所当然、最平常的事，都看成别有干坤。即使是生活中最简单、最普通的事，都对她有深刻影响。她从来不会在思想或感觉上认定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是平常的，尽管任何人都会认为那是毫不特别，理所当然，不值一提。”

她后来表示，她在成长期间并未察觉这第二种习惯，因为她一直以来都太过“沉默寡言而且专注于自我”。在她年轻时，自我沉溺就妨碍了她的理解力。她“透过经验和警觉心能懂得很多，可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都沉淀到灵魂底处，停留在那里宛如被封存。她的紧张情绪和隐密个性只容许她在郁闷的痛楚或梦幻迷醉的孤独景况中处理事情”。鄂兰不会忘记她曾经验或观察的事，但事情“从视野中下沉；有些完全消失，有些模糊呈现，没有秩序和规律”。

鄂兰认为，这种惯性的迷惑“可能就是来自于一个无助、被出卖的年轻人”。它“透过这种‘对自己的压抑’，堵住了通往自己的通道，遮蔽了望向自己的视线”。透过这种试探性而复杂的方式，鄂兰承认自己受到伤害。虽然她没有说出来，可能她在想着父亲的早逝和丧父后的不愉快日子；她回首以往，感慨自己受到的伤害埋得多深，就像她母亲在那些“艰困哀伤岁月”里一样。她声称，由于这些压抑和迷惑，她年纪稍长后变得“更极端、孤立和盲目”。

跟母亲的看法一样，鄂兰也认为她童年早期是快乐的，觉得自己是个“阳光孩子”。她也谈到她青少初时“羞涩而朴拙，还不用面对那些令她感到不自在的事，像令人心软的感觉、社交应对，或是表达内心的最深层感受”。然后“现实的一面在她的梦想中浮现；那是既令人困扰又令人开心的梦想，不管是甜是苦，总是注满了‘生命的喜乐’”。可是她指出，这段时间终究走到终点，她将年轻时的梦想砸得粉碎，“自己身上出现一种暴虐、毁灭性的专横行为”。以往总伴随着她的敏锐触觉和脆弱心灵，现在变得“近乎怪诞”。“对现实的恐惧压垮了毫无自卫能力的个体，在这种无意识、无端而来的空洞恐惧之下，一切看来尽是虚无，这种情况代表了疯狂、郁结、灾难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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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这种恐惧，用海德格的语言称为“对整个此有的忧惧”（Angst vor dem Dasein überhaupt），在那种“暴虐、毁灭性的专横行为”出现之前她就曾体会过了，就像她曾体会过很多沉淀到灵魂底处的事，但她现在觉得自己成为了“它的阶下囚”。她的恐惧成了一头“野兽”，令她瘫痪、无法保护自己，只能坐以待毙，“几乎理所当然地期待着某种暴戾来临”。她觉得那种“绝望的诱惑”太强了，任何艺术、文学或文化活动，抑或品味的培养，都不能平衡或改善它；那是生而为人的一种绝望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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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所发生的是，她让自己重新感觉到儿时对生命之爱，感受到那个“她觉得自在的色彩缤纷奇幻的天地”。她让自己感受内心的渴望和欲望，“可是恐惧向她围拢过来，折磨着她”。她总是往极端探索的倾向以及她的疏离态度，曾帮助她熬过最坏的处境，“如今却变得不一样了，除非她试着以温顺而虔诚的态度紧紧依附着它，否则每样事物都会分解溃散，一切都会苍白无华，像浮动的阴影隐藏着一种怪异感觉”。

在这黑暗的一刻，她转而估量未来的可能性，质问她究竟能否摆脱“这个魔咒”。渴望和恐惧自青年时期之初就一直伴随着她，恐惧以前也曾压倒过她，但她现在被囚禁在恐惧中，直接的起因就是她那“非比寻常，有如魔幻”的遭遇。她郁闷地察觉到，她的恋情和被唤醒的性爱感觉，可能遭其他人误解，别人会认为她变得“更难看更平庸，甚至令人讨厌，流于放纵”。因此她带着抗拒情绪宣称自己有权“冷漠面对这种判断和论辩”。可是她不确定海德格这个非比寻常而具魔力的人物，也就是她写作并献上〈阴影〉一文的这个对象，是否了解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