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母亲节前夕的性别观察,从国民义务教育里“同理孕妇”的活动,细看到社会里母职面对的多重困境,要做个符合社会期待的母亲,是很让人窒息的事。

我永远记得小学二年级那年的母亲节,班导替我们出了一个作业:拿一颗鸡蛋,用布绑在腰间一周,尝试体验孕妇的辛苦。

从小就爱和老师唱反调的我,收到这作业第一反应就是不耐,回家马上向妈妈抗议,“一颗鸡蛋就能模拟孕妇吗?我还那么小,为什么要放鸡蛋在肚子上!”记得妈妈安慰我,体验孕妇小心翼翼的感觉,也没什么不好,就试试吧。

想当然尔,男同学们的鸡蛋在彼此嘲笑的第一节下课就破得精光(是的,妈妈们要负责清洗这些留着碎蛋壳和蛋黄的制服),在这场只剩女孩的游戏里,我们感到些许尴尬:“男生的鸡蛋都破了,还要继续玩吗?”几个女孩默默把鸡蛋拿下来,只剩某个特有毅力、对周遭氛围比较迟钝的女孩还绑着。一周后,腰间仍绑着鸡蛋的她,接受了老师表扬。

我记得她走上台的时候,台下传来阵阵讪笑,“母鸡要下蛋了!下蛋了!”男孩们起哄着喊,班导严厉制止了那群男同学,“你们都是打娘胎出来的,不准笑!”其他女孩则希望这场令人尴尬的闹剧快结束。

我记得当时自己坐立难安,隐约觉得成为孕妇是件有点尴尬的事。但是这场尴尬至极的活动,竟是 12 年义务教育里头,我唯一一次经历的“同理孕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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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母亲节之前:我们了解母亲的困境吗?

往后每一年母亲节,学校活动不脱以下几种:色纸摺康乃馨、写卡片、画妈妈、举办“我的妈妈”作文比赛。

现在回想起来,收到千篇一律康乃馨与卡片,仍露出笑容的母亲们实在太伟大了。这些罐头式美劳作品,简直是对妈妈们进行情绪勒索。

但能怪孩子们吗?不能,整个社会从没尝试同理做母亲的难,甚至就连作为女人或母亲,也往往以为这些困境是理所当然,“大家都这样过来的啊”。

百工写真在 5 月 8 日释出了一位母亲的职场纪实:一直想生孩子的作者,三十岁前努力打拚做到主管职,求个即使怀孕也难被取代的位置,主管终于当到了,可是怀孕后她开始遭受各种不合理待遇,同事被调离至其他部门,剩她一人独撑,其他部门业务指派她处理,额外工作愈来愈多,主管会议被刻意安排在晚餐时间,不让她进食或休息;按时提出计画,却一再被刁难退件。她发现这里对孕妇极不友善,只好提出辞呈,挺着四个月的身孕,开始寻找下一份工作。几经波澜,她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一份派遣职,重头来过。

写到这里,作者还必须替希望继续工作的自己进行解释,因社会总是质问:都是孕妇了,还工作干什么?她提到学经历亮眼的女性朋友一旦暂时退出职场,重返职场之路如何困难重重:职涯阻断,回到生育前的主管职不可能,只能低就资浅工作,和无家累者在低薪高工时中竞争。照顾子女的责任,还压在女性身上,下班以后还有第二轮班。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 2017 年“妇女婚育与就业调查统计”,女性 30 岁后劳参率明显下滑,约较男性少 14 个百分点以上。25% 的女性生育后离职,再重返职场的复职率仅 55%,等同于这些离职的妈妈们,近半数从此退出职场。

国家与社会要求女性生孩子,除了廉价的母亲节卡片与让座贴纸之外,我们的制度与文化却没提供母亲足够支撑,公共托育少得可怜,必须抽签,私立托育一个月超过三万的费用,女性在职场上的薪水一旦低于私立托育费,往往会被家人“理性规劝”:你就在家照顾孩子吧。潜台词是:都已经是母亲了,还谈什么职涯追求、自我实现什么的。

女儿请原谅我:在母亲的身份之前,我仍是个人

朋友A跟我讲了一个发生在她小时候的事:她妈妈在她小学的时候,曾经离家出走过几次。

A的母亲一直是一个强人,在A和她的妹妹出生之后,母亲也持续在职场工作,同时之间也打理着两个小孩的需求。A说,每次做家长职业调查,母亲那一栏,有 1/2 的同学勾选家庭主妇,她则是帅气填上母亲的公司名称,她心里有骄傲。可是她不知道,她的母亲其实好累。

A说,有一天晚上,她听见妈妈在深夜中下楼的声音,她赶忙跟上去,说要跟着妈妈一起上车,坐在前座,她看着妈妈一直哭,她问妈妈怎么了,妈妈说不出口,只是默默地掉眼泪,说她很疲倦,她问妈妈“我可以怎么帮忙?”妈妈告诉她,妳还小,帮不上忙,但长大以后妳或许会懂的。

A坐在车上,想着怎么样妈妈可以不那么难过,年纪很小的她还不知道,这不是她可以解决的问题。她也是自此才发现,她的妈妈原来不只是她的妈妈,“妈妈跟我一样,会难过、也会累,原来她是她,不只是我的妈妈。”

后来,母亲开着车载A在深夜外头绕了一圈,还是把车停回家了。

A替母亲守着这个祕密好多年,后来她自己成了母亲和妈妈聊到这段往事,A的妈妈说,那时自己压力太大了:既想做一个很棒的妈妈,同时也想在职场上冲刺,可是她认为自己实际上两种都没做好,两种都做不到,而且没有人能了解她的压力。

A现在也是职场母亲,她说自己并非不能理解母亲那年开着一台车想要离开的冲动从何而来,“做一个社会期待的母亲,是很让人窒息的事”她有时会在深夜里回忆自己和母亲的那段车程,彷佛自己也暂离了一阵子,但最后,她们都选择回家了。

母亲神话的另一面:没生小孩的妳,太自私了

在政治人物口中,少子化是“国安问题”,不过却没拿出匹配“国安问题”的预算,而是将育儿成本压在女性身上。不只在台湾如此,对德国来说也是。

政大政治系博士蔡庆桦曾经为文引介德国作家 Nicole Huber 于 2011 年出版的《无子:或者为什么无后之人并非社会寄生虫》。这本书中提到了德国的一个现象(台湾读者大概也不陌生):“在德国政府或民间都存在一个怪异的矛盾,一方面鼓励女性投入职场,但是那些在职场的无后女性又被认为自私;或者生子后拟重新投入职场的女性被指责为“乌鸦母亲”(Rabenmutter,这是从中世纪以来就存在的概念,用以指责未能善尽照顾小孩责任的恶母)。”

同时,这本书更犀利点出“少子化=劳动力降低”的盲点:增加小孩,一切问题不会迎刃而解,国家需要的不只是有劳动能力的人,还得是投入职场的人(德国仍然存在着许多青壮年无法投入职场)。

在 30 岁上下的人生交通尖峰期,女性同时面临着要发展职涯、还是结婚生子的“兼顾难题”。社会并不期待男性担负育儿责任,于是“兼顾难题”往往落在女人身上。

不只是孕妇,希望在职场上实现自我的女性,在 30 岁左右求职或转职,常得一次次面对侵犯隐私的问题。朋友B从美国名校毕业、曾在美国顶尖事务所工作,结婚后回到亚洲,最近几次面试常常弄得她很气愤,因面试者通常劈头就问:“妳结婚了,那打算什么时候有孩子?”“你老公做什么工作?需要你养家吗?”朋友在电话那端好气,“在美国,这些问题都是违法的啊!而且为什么男性就不需要面对这些问题的拷问?”还有人当着她的面嘲讽,你老公赚得钱够,当个家庭主妇不是很幸福吗?

蔡庆桦也提到,以色列社会学者 Orna Donath 在 2015 年做了一项打破禁忌话题的研究,她访问以色列从 20 岁到 60 岁出头的女性,许多妈妈表示,她们深爱着孩子,但是当母亲后她们失去了自主,倘若能重来一次,以她们所经历过的以及她们现在所知道的,将会有不一样的决定。这个研究后来以《后悔当妈妈》(Regretting motherhood)为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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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母亲,先从了解妈妈的经验开始

正因为母亲的角色被神话化,牺牲、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的母亲价值像是紧箍咒,一旦显露出疲倦、不耐或甚至后悔,女人们就成了“坏母亲”,彷佛母亲只有一种,慈爱的、无私的,像模板一般。

于是,纵使地球一半人口是女性,作为母亲的经验却未曾被好好诉说、看见与听见。幸福家庭的图景已经很多,然而女人在做出婚育抉择之前,并不晓得其后可能面临的职场困境,成为母亲的成本与资讯,向来未被充分揭露。

另一方面,成为母亲必须面对各种挑战,克服这些挑战所做的努力也向来未被可视化,它们不像职场升迁,有一个明确且具体的职称,去标示这个人的战功与彪炳。

写到这里,我才突然想起自己母亲在生下我和弟弟之后,也一直在职场打拚,我从未仔细问她:在孕期工作,妳的身体经历了些什么?同时身为母亲与工作者,妳的经验是怎么样的?妳如何做到这件事?妳曾经疲倦吗?

我偷偷打开了 Line,问了母亲这些我未曾关注的问题。我有点惭愧,今年母亲节,就从了解自己母亲的经验开始吧。

女人迷过去也整理了许多文章,同理母亲,更可以从阅读这些文章开始:

今年母亲节,与其准备卡片蛋糕或者一份大餐,不如告诉妈妈,你读了这些文章,好想知道这些年,她一路走来的努力与足迹,从这里开启对话,也是一份送给自己的母亲节礼物,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