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工作到分娩前一周的母亲,细看在职女性无法安心生育的困境,用四封信,写下在职女性面对的“不得不”处境!

作者|江门壬/Goodjob 职场透明化运动

这是一位职场母亲从准备怀孕到剖腹生产一周前,写下的职场纪实:

努力工作为养孩子作好准备,却因怀孕被职场逼退;带孕求职时受尽冷眼,觅得派遣职后又担心工作评价而不敢请假安胎;决定产后立即复职,家人朋友批评她“不负责任、不爱小孩”。

然而她仍要告诉家人、社会、与即将出生的孩子,一个妈妈坚持留在职场打拼的理由。

在母亲节前夕,撰写这篇专题对我而言,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因为我即将剖腹诞下一个孩子,成为一位母亲。

前些日子,女模林可彤在脸书上发表“在台湾生儿育女似乎不恰当”,掀起职场母亲的共鸣,上百封留言回应在劳动环境中遇到的无奈,让在职妈妈的处境再度引来媒体关注。一个母亲面对的职场问题过于广泛复杂,包括家庭经济条件是否需要双薪、有没有亲友支援带孩子的工作、是否具备申请公托资格、丈夫是否愿意分担家务等多种面向;在本文中不再细数这些条件,而是专注于女性分娩前、后投入劳动参与的现实写照。

推荐阅读:【性别观察】Janet 怀孕不该去蒙古?为什么所有人都有资格“教育母亲”

我需要剖腹的原因是胎儿成长迟缓,所有医生都建议赶快安胎休息。然而我此时此刻手中却捏着产假申请单,反覆摺叠再张开,就是迟疑不敢递给主管。

事实上,一个在职女性从怀孕至分娩,像这样难以启齿却不得不递出的信笺,实在多不可数。

以我个人经历而言,面对职场风云的首日封,便是怀孕之后,那一封辞职信。

不得不断舍,递给主管的辞职信

我一直很喜欢孩子,有稳定交往对象后,最喜欢跟朋友嚷嚷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子宫在呼唤我,真希望赶快有个孩子。”

由于第一份工作是派遣职,而劳动法令动辄变更,为了结婚生子后有保障,我总是勉励自己,30 岁以后要做到不容易被取代的主管职;月薪要足以支撑孩子教育基金和自己的保险金、退休金;能力必须与时增进,与丈夫一同分担家庭生计、共同成长。

结婚前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常独自在公司加班到天亮,回家快速洗澡梳妆再回到工作冈位上;婚后不久终于被集团挖角担任主管职,一切薪资条件都到位了。当时我满怀期待的是:产假期间的工资能全额给付,不用担心台北房租缴不起;正职人员也比较有保障,终于能安心怀孕了!

就职后第一个礼拜,一位女同事哽咽来拜托我。

原来她将年幼的孩子交付私立育婴中心,老师来电通知孩子突然发高烧,希望她即刻接孩子回家,以免传染给其他孩童。

但她负责的提案会议即将开始,主管要求她找到代理人才能离开,而其他同事已经拒绝她了。

事关一个孩子的健康,我只好答应代替她上场,硬着头皮发表陌生的提案简报。想当然表现很差,被主管狠狠骂了一顿,这时才明白同事不愿意代理这名妈妈的原因。当时我心中开始隐隐不安,因为这种临时状况,未来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啊。

推荐阅读:【职场没有告诉你的事】不敢结婚不能生也升不了职,女性在职两难

怀孕后瘦了 8 公斤:孕吐、责任制、刁难的工作安排

几个月后,我按照计画顺利地怀孕了。一度天真认为不会影响工作,但很快地出现严重孕吐反应,常常猛然地在捷运车厢中呕吐一地;或是开会到中途,突然一阵酸楚从喉头冒出来,只好丢下简报笔立即冲出会议室。

最严重的情况,是没有进食也会吐出胃汁,吞一口白开水也会立刻喷出来;每次吐完,脸上的妆也被眼泪呛到全花了,身体还会抖个不停,但还是要假装镇定回到会议室中,彷佛刚刚那几分钟我从来没离开过。

渐渐地,人事上有了异状,原来的同事被调离至其他部门,本该有 3 个人力的组织,只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部门该负责的业务却指派我处理,虽然频频寻求人资部门协助却不见改善。当时好不容易熬到主管职,又期望能撑到产假,在责任制下只好夜夜加班到 10 点过后,在抽屉里准备几个呕吐袋,以备不时之需。

每到下班时间,其他部门日光灯“啪啪啪”熄灭声响此起彼落,伴随的是我努力压抑的呕吐声。额外增加的工作越来越多,甚至主管会议也刻意安排在晚餐时间,不让我有时间进食或休息;明明按时提出计画,却一再被刁难退件。


图片|hchillary on flickr

怀孕之后,我的体重急速下降 8 公斤,我意识到这个劳动环境对怀孕女性并不友善,于是在就职 7 个月时主动递出了辞职信,等于拒绝了劳动基准法第 50 条“工作 6 个月以上者,产假期间工资照给”的福利条件,一切从零开始。

推荐阅读:图辑|工作幸福吗?12 张图表带你看台湾女性工作现况

当时家人朋友都责备我怎么不继续撑下去,但职场上的排挤,还有生理上的负担,不是用月薪或待遇可以折抵换算的。

提出离职信后,也进入怀孕第 4 个月,我必须在小腹隆起前,找到可以支撑孕期生活费的下一份工作,然而面试时遇到的种种难关,也让我大开了眼界。

不得不说谎,递给面试官的求职信

通常 30 岁左右的女性,累积了几年职场经验,正是职场的上升期。按理说,应该有很多企业愿意抛出橄榄枝,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适逢该年龄层的女性,面试时通常会被询问:“是否准备结婚?何时有生育的打算?”因为若招揽一位甫就职就怀孕生子的女性,人事管理上将产生负担。

举例来说,孕妇不能配合高强度的工作、也不能安排出差或夜间加班,以免遭到劳工局稽查;另外劳基法所保障的 8 周产假,企业除了再雇用一位替代人力,还需要负担员工休假期间的薪资。等到员工复职,也因为幼儿需要分心照顾,可能无法全力投入工作。以企业经营的角度,雇用一名有生育计画的女性员工,无疑增加不少运营成本。

30 岁过后,职场男女遇到的面试问题不一样?

在讨论妈妈求职的课题上,我除了自身体验,也访问过类似经历的女性。欣颖(化名),38 岁,是 2 名孩子的妈妈,她的学经历相当漂亮,在国立台湾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婚前在大集团谋事 2 年。

生产后应丈夫要求辞职陪伴孩子,直到第 2 个孩子也上幼稚园,才决定返回职场。但此时年纪已经来到 37 岁,恰好是尴尬的阶段:几年的空白经历让她不足以争取主管职,但职位再往下探,还有未婚或更年轻的竞争者。

再者,由于幼儿园有送托时间的限制,如果家长迟到必须加付逾时的托育费用;且孩子有发烧现象就必须接回进行居家隔离,以免传染给其他孩童。因此她寻找工作总是先筛选这 4 个条件,可以争取的工作选项自然少了很多。

养育幼儿时,妈妈的工作条件限制

  • 6 点准时下班,不需配合夜间加班,亦不必配合出差
  • 假日需要陪伴小孩,不需支援工作
  • 幼儿园临时通知孩童生病,可以立即请假回家照顾孩子
  • 工作必须离家近,以应付家里各种临时状况

真正压垮她的问题,是面试官这个题目。

“我已经会背了。每当看到我的学经历,面试官一开始都是微笑的,接着就会问我那个地狱题。”


图片|Unsplash

妈妈求职时的地狱题:妳孩子多大了?

孩子多大了,我一开始会老实说 4 岁,对方保持微笑地说:“4 岁啊,还是很可爱的年纪呢!”我就明白了。

可爱背后的意思,即是“四岁还是很需要妈妈的年纪,妳应该要好好陪伴孩子,而不是增加公司人事管理上的负担。”

即使欣颖多次强调担任全职妈妈的岁月里,所累积的时间管理能力和行政效率,绝对可以胜任工作需求,不需要加班也可以完成主管交付的任务,但仍然无法获得录取。最后她决定修改这题目的标准答案,持续在求职路上努力。

“我现在会说孩子要上小学了,接送会有公婆和老公帮忙,至少先取得第二次面试的机会,等进去公司再说!”最后她无奈补充:“目前,也只能这样。”

在投履历时稍微撒个小谎,似乎成为职场妈妈共有的不得不小秘密。然而我求职时,已怀有 4 个月身孕,再过 100 多天就要上分娩台,遇到的困难更加艰钜。虽然“性别工作平等法”规定,民众求职面试时,怀孕并不需要特别告知,如果受雇者因为怀孕而遭到遣散,企业便涉及怀孕歧视,可申诉劳工局开罚 [注1]。

生完孩子后找工作,面试官觉得“妳应该要好好陪孩子,而不是增加公司人事管理上的负担”;怀着身孕找工作,面试官更是一脸“妳怎么好意思还来面试呢?”

但是,基于职场伦理道德,我在求职面试时,仍会坦白有身孕的事实。通常面试官的表情会瞬间垮下来,那表情明显说着“妳怎么好意思还来面试呢?”而我也只好用“浪费您的时间很抱歉”这个表情来做委婉回应。

同时,我也尝试争取时薪制的工作,例如门市人员、电话访问、前台工作等,但通常年纪就被打了回票,或是因孕妇不能搬重物、不能长时间站立、容易疲累等原因,始终得不到入场门票,只好拜托过往同事或朋友协助介绍工作。

不得不迂回,递给丈夫的请款信

我们都觉得妳很奇怪,为什么坚持求职和赚到自己的那份生活费。

有位朋友为难地说,他们从来没遇过怀孕还继续找工作的女性。我继续求职很大原因除了“分担家计”外,“经济自主性”、“不想与社会脱节”等也是主要考量。而全职妈妈珊珊的处境,是我重要的前车之鉴。

推荐阅读:【丁菱娟】做个职业孕妇:谁说孩子跟工作要二选一?

33 岁的珊珊(化名),婚前是旅行社职员,每日在公司、机场和银行间奔忙,长久下来累积了妇女病,好不容易怀孕后,丈夫允诺负担所有家庭开销,让她辞职在家休息。于是珊珊扛起全职妈妈的责任,考虑到丈夫独自负担家计,务实的她省吃俭用,不敢再买个人用品,家庭采购也会多方比价。

而丈夫为了养家会自主加班,周末也会到公司支援,工时越来越长,回到家后只想休息、玩手机游戏,一整晚夫妻没对话也是常有的事。

偶尔丈夫回家发现孩子脸上有哭痕、或是碗筷还没洗,会直接责备“在家这么闲,为什么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好”;即使珊珊央求丈夫帮忙带一下孩子,让自己有时间做其他家事或好好吃个饭,丈夫也以自己不擅长或是很疲倦而婉拒。

老公每个月给我 2 万元家用费,我知道对他来说也很吃力。不够的部分,我会偷偷跟娘家拿。朋友约我,我也不敢出门,好像做亏心事。

珊珊整天与小孩相处,不敢拥有社交生活,少有情绪发泄的机会;另一方面,丈夫认为跟上班相比,妻子只需要面对家人和家务,是自己连想都不敢想的美好生活,因此拒绝理解她的压力。

当孩子年岁渐长,开销也日益增多,珊珊却难以启齿跟丈夫要求更多的生活费。有天心生一计,她趁丈夫睡着后,建立一封云端文件把开销和卡费一笔一笔记录下来,再开启共用权限寄到老公工作用的信箱,期待他上班时以为是公务而打开阅读,用这种迂回的方式传递请款的需求。

为节省家计,珊珊整天与小孩相处,不敢拥有社交生活,少有情绪发泄的机会;另一方面,丈夫认为跟上班相比,妻子只需要面对家人和家务,是自己连想都不敢想的美好生活,因此拒绝理解她的压力。/ image: Stacey Rozells on Unsplash

我这样要钱,好像跟老公乞讨,其实心里很没尊严。我也有写些心里的话给他,希望他可以理解我的压力,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但我反而希望他没有看过,因为看过了却故意没有回应,会让我更难过。

经济压力产生的恐慌,以及家人照顾负荷的难以释放,让她开始严重沮丧而失眠、掉发,并且对自己产生一无是处的负面观感。


图片|Unsplash

全职母亲省下家庭、企业开销,却产生巨大的隐形成本

像珊珊这样的状况,在台湾其实相当普遍,然而忧郁病征却不易被家人所发现或是理解。

儿童福利联盟 2013 年研究报告指出,台湾 62% 的母亲感受到高度育儿压力,压力来源 65.5% 来自家庭经济压力,53.3% 为照顾的疲累和压力无法抒解,另外还有与家人观念或意见不一致、缺乏托育资源的管道等。这种令人局促不安的压力课题,有时候更严重者会有自残之行径,例如两年前轰动社会的竹科工程师妻子自缢事件,便是令人无限唏嘘的家庭悲歌。

珊珊在反覆思考后,决定重新求职来分摊家计,也希望从工作上重建成就感。为了安置孩子。她在凌晨 6 点去公立托婴中心门口排队抽签,但名额实在太少只能候补,只好再积极寻觅私立托婴中心或保母。以台北市私立托婴中心来说,注册费约 28,000 至 30,000 元,再加上月费需 17,000 元,各家的延托费(逾时接孩子的费用)、保险费以及杂费(如书包、教材等),每个月费用就将近 3 万元。

然而,若分析珊珊求职的机会,因这几年缺乏工作资历,加上妈妈的身分,愿意提供职缺的公司多数为时薪制,可以谈到的薪资条件约 2 万多。因此丈夫、婆家以及娘家都认为重返职场是相当不智的,留在家里带孩子才是节省开销的根本之计。

只要她再提起求职的事,家人就会指责她,是个自私、坚持离开孩子的失格母亲。

撰写这篇文章的同时,珊珊致电告诉我,她又怀孕了,这次没有对新生命的期待,而是严重的恐慌。她非常希望能吞下几颗安眠药帮助入眠,但为了肚内的新生命无法这么做,最后无奈表示:“目前也只能这样”。


图片|Unsplash

不得不离开,递给孩子的告解信

在几经波折后,我终于在怀孕后期,获得一份派遣工作。当年为了摆脱不稳定的处境,努力这么多年,却因为怀孕又回到派遣状态,这些际遇说是台湾劳动女性的黑色喜剧也不为过。由于先前职场上遇到的诸多困难,我总是以“奇迹”来形容得到这新的工作机会,即使孕吐状况没有减缓,在职场上仍然不敢松懈,期待产假结束后可以顺利复职。

育如(化名),是我产检时认识的孕妇朋友。她产下第一胎后,依《性别工作平等法》规定,办理育婴留职停薪,直到孩子满 3 岁时复职。然而回到公司报到后,却无法恢复原本的职位。

我好奇询问原因,因为依据法条,受雇者在育婴留职停薪期满时是以回复原有工作为原则。原来育如申请停薪时,曾被公司要求签下一份协议书,内容为考量业务的专业需求,可接受“不保证停薪前的相同职务与所任职部门”。

在这个合法协议下,她的确不能拒绝新的工作安排,然而新的职务内容却让她原有专长无法发挥,且部门常将客户会议安排在 6 点过后,恰好是她必须去幼儿园接孩子的时间,只好多次缺席会议,绩效考核总是排最低分。怀上第二胎之后,她提出第二次留职停薪。她无奈地说:“目前也只能这样”。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 2017 年“妇女婚育与就业调查统计”,有 25% 的女性生育后离职,再重返职场的复职率仅 55%,等同于这些离职的妈妈们,近半数从此退出职场。育如的处境让我更感到不安,亲友们都认为我期待这孩子如此久,会选择育婴留职停薪,争取时间与孩子相处;相反的,我却决定 8 周产假过后,立即复职回到工作岗位,期望这能够换取更好的劳动条件。


图片|Unsplash

我想留给女儿的是,关于“女性自我成长”的一切可能

怀孕后期,因为孩子成长迟缓,我多次独自在产房中接受胎儿生理评估,在装上胎儿心跳及子宫收缩监测器后,整个房间仅有孩子急促的心跳声环绕,我必须仔细感受她的胎动,一次又一次按下纪录。

推荐阅读:只有女人才懂的怀孕告白:成为母亲是我最荣誉的徽章

也许因为职场是个风云变幻的战场,怀孕以来我很少静下心来,与她好好对话。

在这个奇幻而密闭的空间里,我彷佛沉浸于子宫中,与孩子面对面诉说。

尚未怀孕前,我内心向往的母亲形象,是传统贤妻良母的典范,全心投入相夫教子的生活,成为无条件等待家人归航的港湾。但在经历职场现实,以及接触多位职场妈妈的无奈,同时确认怀的是女儿后,我顿时惊醒:

我想追求的,不只是实践“妻子”和“母亲”两种角色的功能,而是留给女儿关于“女性自我成长”的一切可能性。

我期待女儿懂事之后所认知的母亲,是一个运用学识和经验、独立思考与不断进修,在职场上赚取自己应得报酬,且在生活与经济方面不需要依赖任何人的形象;

与男性在家庭或工作上,没有差异地共同负担责任,甚至未来能够创立自己的专案或团队,不再担心于雇主的心思变卦,或是受困于劳资制度的黑洞,或是畏缩于等待丈夫的回应,最后无奈地说出“目前也只能这样”的自嘲。

就像是递给孩子的告解信,关于产后立即重返职场的决定,关于无法在她襁褓时期全天候的守护。在母亲节前夕,我也即将成为一个母亲,这篇长文不只是递给我腹中的孩子,也期望递给台湾职场上所有女性。

女性在分娩时独自承受的苦痛与意志力,都将成为下一代孩子的人生观照,期待这不得不的 4 封信,能够成为这个不得不时代的现实文本,逐渐消失于台湾劳动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