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巴士轮暴案，犯人辩护律师：“女人在男人眼中就是性。”

当时是晚上九点，天色已黑。他们试图招拦人力车但司机都以距离太远为由拒绝，招车也徒劳无功。最后他们在一处公车站等待，有一辆巴士停了下来，司机宣称车子会开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因此他们爬上车。当时他们不知道这是一辆没有载客执照的校车，而且巴士上的六个男人都已经喝得烂醉。

接下来发生的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那些男人锁上巴士车门，开始嘲讽、辱骂这对男女。他们质问乔蒂为何夜深了还跟不是丈夫的男人单独在外流连，阿云达插嘴表示这件事与他们无关，然后他们将他剥光毒打一顿；阿云达失去意识之后，他们将他丢到巴士后方。

他们决定给乔蒂尝点教训。当时这辆巴士总共在德里绕行一个半小时，过程中六个男人轮流伤害并强暴乔蒂。她试图反击，咬了这些攻击她的人。他们则用生锈的 L 形铁棒──类似千斤顶的工具──插入她的阴道，其中一名攻击者甚至将手伸进她的体内拉出部分的肠子。她的生殖器官、下腹与肠子都遭受极度严重的伤害。

这帮人的其中一个说：“她死了，她死了。我们必须处理掉她。”巴士停到路边，他们把全裸的乔蒂和阿云达丢下车。此时司机看到乔蒂还在动，试图倒车撞她，所幸阿云达即时将她移开。

巴士驶离后，阿云达疯狂地招拦人力车与汽车停下救援，但没人停车。最终是一位自行车骑士停下来帮助他们，他注视着乔蒂，停顿了一会儿说道：“她看起来像只产后的乳牛，到处都是血。”随后他报了警。警察到场后花费许多宝贵时间询问事件发生的缘由，而当时乔蒂就躺在路旁痛苦地挣扎，血液与意识不断流失。最后他们终于叫了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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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者表示：发生这场凶恶的攻击是乔蒂的错。“被强暴的时候她不应该反抗。她应该保持沉默让强暴进行。这样他们做完就会把她丢掉，只有那个男的会被打。”听候审判期间，其中一名攻击者穆凯许·辛格（Mukesh Singh）在监狱访谈中发表此段令人震撼的言论。他坐在椅凳上，脸上的胡须修剪整齐，身上穿着干净的棉质格纹衫，说话时语带自信，丝毫没有一点悔意。他宣称自己在攻击事件的整段过程都在开车，但这项声明被另一个同伴否决，该名被告表示穆凯许也有参与轮奸。

穆凯许·辛格在访谈中坚持女孩应该被谴责，而现今的印度有太多男人拥有相同的想法。

“在强暴事件中，女人该负的责任远比男人更大。”他说

“正经的女孩不会晚上九点还在外头晃荡。女孩该做的事是掌理家务，而非穿错误的衣服在迪斯可里做错误的事。”那些错误的衣服是一种刺激，男人是遭受荡妇诱惑的受害者。

医生对于乔蒂在遭受攻击之后仍然活着感到相当震惊。第一位替她检查伤势的外科医师说：“我执业已有二十年经验，从未看过这样的案例。我们不知道该从何着手，也不懂为何她还活着。”此案件在印度声名大噪，因此政府介入其中，将乔蒂转往新加坡一家专攻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伊丽莎白医院（Mount Elizabeth Hospital）。

飞往新加坡的过程中乔蒂的心搏曾一度停止，而在十二月廿九日，攻击事件过后的第十三天她死于多重器官衰竭。

当时她的母亲艾夏·黛维（Asha Devi）就在她的身旁。“乔蒂转头对我说：‘妈咪，对不起，我给你制造了这么大的麻烦。’”艾夏·黛维回忆道。“她的呼吸声停止，接着萤幕上的线条便逐渐消失。”直到攻击事件发生前，乔蒂·辛格的人生在印度几乎可说是童话故事。她的名字蕴含“光明”之意，父母对于她的出生充满喜悦。“她的出生对我们而言是一份光明的赠礼。女孩出生时人们通常不会太开心，但我们很开心。我们到处发送糖果，每个人都说：‘你们庆祝得像是生了男孩一样！’”

她的父亲巴德里纳·辛格（Badrinath Singh）小时候的志愿是当老师，但因家境贫穷，他在十一岁生日过后就无法继续上学。他发誓要让自己所有的孩子都受教育，包括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们的心中从未出现差别待遇的想法。”他说，“如果只有儿子幸福，女儿却不幸福，我怎么会快乐？我不可能拒绝这样一个喜爱上学的小女孩。”乔蒂的志愿是当医生，辛格变卖家中地产，并在德里机场兼两份装卸工人的工作，只为实现女儿的梦想。

一名大学教师忆及乔蒂的女性主义信念与决心时提到乔蒂曾说：“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人们就认定男女之间有所差异。事实上，女孩可以做到任何事。”为了补贴学费，她晚上八点到清晨四点在客服中心工作，一天只睡三到四个小时，接着起床继续念书──她的梦想是回家乡盖医院。她对于自己即将完成考试，能够开始帮助父母感到相当兴奋。她的母亲表示她曾说：“妈、爸，现在你们不必再担心了。你们的小女孩是个医生，一切都会很好的。”

乔蒂最终的死同时带出印度最好与最坏的面向。

当时警方即刻做出反应，他们藉由监视摄影机的影像找到那辆巴士，藉由阿云达·潘迪绘制的素描，以及躺在医院病床恹恹一息的乔蒂·辛格的证词成功围捕六名强暴杀人犯；五名成年男子与一名十七岁的青少年在犯案廿四小时内遭到逮补。

骇人的攻击细节在社群媒体广泛流传，促使全国各地展开示威活动。第一场抗议发生在德里市长希拉·迪克希特（Sheila Dixit）的官邸门口；这位市长不久前曾对二〇〇八年女记者的谋杀事件发表看法，他说女人晚上还在市区走动是“冒险”的行为──此言论激怒了年轻女性。全印度妇女进步协会（All India Progressive Women’s Association）的祕书长卡薇塔·克里希南（Kavita Krishnan）在示威活动中宣布：“女人有权做任何冒险。我们大胆、我们无惧、我们勇往直前。休想指导我们该穿什么衣服，休想规定我们要在哪些时间、需要多少人陪伴才能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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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数据显示，印度平均每二十分钟就会发生一起强暴事件。强暴已经是见怪不怪的常事，但乔蒂·辛格的案件激发了集体的愤怒，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强暴案件，是一出希腊式的悲剧故事。她的家庭勇于挑战规范，父母对她与兄弟一视同仁，她以最好的学业成果回报他们，并完成一件家乡村落前所未闻的事──继续念大学。

然而，对于攻击她的那些厌女主义、残暴的男人而言，她越界了。她藐视传统，最终为此赔上性命。

残暴的攻击过程、穷困的成长背景、思想进步的父母、她的女性主义与抱负，以及她“冒险”与男性友人在晚上出门看电影这些事实，在在都激发了现今印度女人对于未来的期望。在事件发生的几天内，成千上万名女性聚集到德里国会大厦外的印度门（Ingia Gate）广场，她们大声怒吼“不再容忍强暴”以及“自由”。

同时举起标语：“我们受够了。请用监狱囚禁强暴犯，别用父权制度囚禁女人。”警察以暴力回应。尽管媒体被区隔在示威场所之外，从某些照片中仍然可看见警方以火焰喷射器、高压水炮、催泪瓦斯、长杖和警棍攻击现场的年轻女人以及加入抗议行列的男人。

警戒栅栏被推倒，汽车遭到纵火。总理曼默汉·辛格（Manmohan Singh）出面呼吁群众冷静，他引述甘地所言：“暴力无济于事。”同时承诺国家处理强暴案的方式将会改变。

人民院（印度的下议院）议员称此为印度之耻。他们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对强暴犯执行绞刑以确保女性的安全，同时承诺改善路灯照明设备，警察也定时进入大众运输加强巡逻。接着法院召开一次司法审查并设立维尔玛委员会（Verma Committee），此委员会一共审查八千份意见书，最终认定政府与警方在多数强暴案件中的不作为行为应受谴责。为了让德里摆脱“印度强暴之都”的恶名，地方法院成立六个专门审理性侵案件的快速法庭。

事发的四个月后，其中一名被告莱姆·辛格（Ram Singh）自缢于监狱牢房中，留下四名成年男人与一名青少年等待受审。二〇一三年八月，该名未成年犯人获判最高刑期，送往少年观护所矫正三年；一个月后，剩余四名涉嫌强暴杀害乔蒂·辛格，以及杀害阿云达·潘迪未遂的成年被告被判有罪。法官尤杰许·卡纳（Yogesh Khana）宣判死刑时表示此案件“震撼了印度的大众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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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过去，尚未有人被吊死──他们仍然持续提请上诉。

在攻击事件过后一年的民意调查中，九〇％的受访女性认为德里街头并未变得比较安全。警方数据显示受害者为女性的犯罪数量不减反增，德里似乎重回往日常态，而乔蒂遭受强暴杀害所引发的怒火与承诺已然被遗忘。在此同时，电影导演莱斯莉·奥德温（Leslee Udwin）以乔蒂·辛格这起残忍的强暴案为主题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预定在二〇一五年三月于印度和英国同时播映。

印度的政治家看到宣传短片后大为恐慌，因为影片内容证实，印度对待女性的过时观念不仅存在低教育程度的醉汉身上──例如本案的被告──许多专业人士也拥有同样的想法。印度的国会事务部部长维凯亚·奈度（Venkaiah Naidu）以“隐含中伤印度的阴谋”为由禁播此部纪录片。不过，影片在英国 BBC 播出后，包含被告穆凯许·辛格以及两名辩护律师在内等几段丑陋的关键访谈迅速传遍社群媒体，再度点燃了印度女人的怒火。

此案的其中一名辩护律师沙玛（M.L. Sharma）以蹩脚的英语说道：“我们的社会不允许女孩子在晚上六点半、七点半或八点半之后与陌生人一起出门。他们（乔蒂·辛格和阿云达·潘迪）背弃了印度文化。他们受到电影文化的不良影响，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你说男人和女人只是朋友，抱歉，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中。女人在男人眼中⋯⋯就是性。印度拥有最棒的文化，在我们的文化中，女人不具地位。”

另一位替六名被告辩护的律师辛格（A.P. Singh）则说出更令人无法接受的评论。谈及乔蒂决定和男性友人外出看电影时，她说女孩可以出门，但“应该和（她的）家族成员一起，例如叔叔、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等等，她不应该在晚上和男朋友外出。假如我的女儿或姊妹做出婚前性行为这种玷污自己的事，并因此而蒙羞、受辱，我保证会把这样的女儿或姊妹带到农场，然后在整个家族面前泼上汽油，点火将她烧死。”

正如被告穆凯许·辛格所言：“在强暴事件中，女人该负的责任远比男人更大。”这两名律师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也都是印度律师委员会的成员，却仍一再重申被强暴是女孩的错。这个国家存在着将强暴视为惯常事件的文化，它一再纠缠着女人，激怒她们，迫使她们在社群媒体上展开激烈的回击。

记者娜迪尼·克里希南（Nandini Krishnan）在部落格中写道：“我不知道，或许他们一再重蹈覆辙并非他们不懂这是错的，而是对从中获得的权威感已然成瘾。而且也因为──这只是我的想法──他们总是能够脱罪，同样的事三番两次不断重演。”

警方的统计资料证实这些罪犯确实很容易全身而退。二〇一二年德里共有七百零六起强暴案的发生纪录，仅仅只有一个案子定罪成功。一名监狱精神科医师形容强暴犯是“带有反社会特质的正常人类⋯⋯只要看到有强暴女人的机会，他们就会去做。监狱中有人犯过两百起强暴案，而这还只是他们记得的数字，实际上可能更多。他们说这是‘男人的权利’，他们不把其他人当人类看待。女人在这个文化中被贬得很低，而这种价值观正是影响此类行为的重要因素。”

为何印度女人会遭受如此诋毁？毕竟印度教“前十大”神明中有四位是女神：拉克希米（Lakshmi）、杜尔迦（Durga）、卡利（Kali）以及萨拉斯瓦蒂（Saraswati），而且不论男女都抱持相当的热情在崇拜这些女神。这个国家也拥有过女性总统与总理，但这些爬到顶峰的女性与百万苍生之间似乎存在着危险的脱节现象；对其他女人而言，印度是地球上最不幸的生存之地。

印度的社会学家与女性主义者正积极寻求解答，他们痛批流传于家族之间的乡村传统对现今印度的多数人民持续带来不良影响──包含留在村落中的人以及搬到都市寻求发展的男人──例如犯下乔蒂·辛格案的罪犯。

现今印度男性的识字率有八二％，而女性只有六五％。此结果丝毫不令人惊讶，因为男孩能帮忙耕作农地，值得投资，但女孩柔弱无用，当金钱有限时，就只有男孩能到学校上学。从拥有最初的记忆开始，男孩就注意到母亲总是优先给他们比姊妹们更多的食物，家人也会因为弟弟的出生而欣喜不已。“我们很多人都抱持着女孩子就是比较不重要的想法长大。”一名杰出的女性政治家说道，“也因为不重要，你想对她们做什么事都可以。”穆凯许·辛格在访谈中详细解释所谓“你想对她们做什么事都可以”的理论。他提到过去某些强暴案受害者的眼珠子被刨出，或者被烧死；更令人心寒的是，他说他和另外三名被告的死刑判决将使女人暴露在更高的风险之中。

“死刑使女孩的处境更加危险。”他说，“现在他们强暴完不会跟我们一样放走女孩，他们会杀死她。以前他们强暴完会说：‘让她走，她不敢跟任何人讲。’现在发生强暴案，尤其是刑事犯罪，他们必然会直接杀掉她，让她死。”

死亡，这个终极的解答被恣意施加在印度女人身上：在强暴案中，它确保受害者无法出庭作证；娑提仪式（sati）──男人死亡时，遗孀将在火葬丧礼上一同烧死──在一九八八年已然禁止，但现今仍有人在实行；“嫁妆谋杀”意味着新娘若是拖欠或无法履行嫁妆协议就会遭到夫家杀害。几世纪以来，这些事在印度随处可见，如今，女孩甚至还在母亲子宫内就有生命危险。

印度一年约有数百万名女孩遭到牺牲，主因为堕胎，也就是发生于子宫内部的胎盘谋杀，以及杀婴──受害者为零到四岁的女孩。失去这些女孩对印度的性别比例造成剧烈影响。自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女婴的出生数量每年持续下降。二〇一一年的普查显示印度每一千名男性只对应九百十四名女性，创下史上最悬殊的纪录；先进的医疗设备与带有歧视的父权社会合力创造了这个灾难性的后果。

政府放任性别选择医疗车在村落与社区之间巡回，而检测费用只需要几百卢比。女人一旦知道自己怀上女孩，可能就会找上当地的医生。“我会把芒果树和玛尔瓦树的树干捣成糊状。”一名在拉贾斯坦邦从事医务工作的男人解释，“接着混合当地的私酿酒等其他原料，我再施以黑魔法，然后叫那些女人在早上起床空腹时立刻喝下去。”

其他村落的产婆则表示她们会将树枝和玻璃插入阴道杀死胎儿，无怪乎印度每年有数千名女性死于堕胎手术。数百年来，女婴时常刚出生就被淹死，或者因刻意的忽视而死──饿死或者因喂食过多盐巴而死。同样的，现代科学在此也派上用场，近来农药愈来愈常被用以杀害初生没几日的女婴。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晚期，印度乡村地区的诊所几乎都配有超音波设备，家长知道胎儿性别后可以决定要不要当场执行堕胎手术。一九七一年法律限制大幅放宽，包括强暴、危及母体或胎儿健康，以及避孕措施失效等情况都得以合法堕胎，而条件符合与否交由执行手术的医务人员自行判断。目前在子宫内遭到杀害的女婴数量已经超越传统的杀婴行为。

女婴对比男婴的出生比例自一九九一年开始下降。一九九四年，孕前及产前诊断技术法案通过，医生若以性别做为堕胎依据将构成刑事犯罪。然而，基于印度对于人口成长的偏见，堕胎从未被有效取缔，卫生局也极少调查附设超音波设备的诊所，因此杀戮持续发生。这条法律在印度多数的邦省中从未发生作用，有两个邦曾执行过几件小额罚款，罚金介于三百到四千卢比之间，仅仅只有一次出现判处两年徒刑的案件。当警察、医生与家庭的心态一致时，法律没有贯彻执行一点都不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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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诗丽缇·亚达夫（Sriti Yadav）发表于女性杂志《女性启发》（Feminspire）中的文章所言：

“事实上，养育女儿等于投资一场失败的生意，而养育男孩则是获得保证中奖的彩票。有哪个头脑清楚的人愿意生下女孩呢？”而且，女孩身上永远存在着风险，我们已经遇过诸多类似的状况，女孩的唯一价值就是贞节。亚达夫指出“只要稍稍偏离那些严厉的规范，女孩便失去许配给体面男生的资格──也就是无法结婚，而没结婚的女孩对家族而言是一种诅咒。当女孩背负如此严厉的社会条件，她就成了累赘；多数父母会选择逃避此项责任，解决方法就是：家中不再有任何女孩。”

杀害女婴的现象并非只发生在识字率不高的农村聚落，印度性别比例最失衡的地区包含哈亚里纳邦与旁遮普邦。若以国民平均所得做为评断标准，这两个邦算是印度最富裕的地区。出身加尔各答的学者安瑞塔·古哈（Amrita Guha）谴责道：正是富裕使现代的医疗科技与坚守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产生了结合，“我的观点是，虽然生活变得相对富裕，看待女性的态度却没有随之进步，反而加剧印度中产阶级堕掉女胎的状况。”

为何家境富裕的家长会倾向拥有男孩呢？大多情况下，女儿结婚后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就会中断。因此原生家庭对于花钱扶养和教育女孩非常反感，毕竟女孩子的生命在婚后便隶属于丈夫和夫家。女孩在原生家庭失去了身分，而对于她的新家人而言，她最大的责任就是生儿子让血脉得以延续。假如一个家庭意图在现今这个消费导向的印度社会获得成功，他们不会想要生很多小孩，首选就是一个男孩。

阿蜜塔生活在德里的中产阶级社区，她使我想起一部得奖的印度电影《美味情书》（The Lunchbox）的主角──妮姆拉·卡尔（Nimrat Kaur）饰演一位守本分的寂寞妻子，每天为丈夫准备铁盒便当时都无比惆怅而且悲伤。阿蜜塔天亮时起床，用她那窄小厨房中的两座媒气炉开始煮饭。风扇在头上呼呼地转，她小心翼翼地擀制抓饼，同时确认香饭的辣度，她准备了四个便当：一个给丈夫，两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各一个，十九岁的儿子一个，他们三人都是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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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仍悲伤于自己曾经失去两个女儿，她说，在目前这两个女儿和儿子之间她曾两度怀孕，超音波证实她们都是女孩，而夫家两次都逼她堕胎。回想起首次堕胎的情景，她悲痛地哭出眼泪。“那个孩子已经六个月大了，我想念她。”阿蜜塔说超音波检测出她又怀上女孩时，家人再度强迫她堕胎。“我说女孩和男孩一样拥有诞生的权利，但我的婆婆说我很傻。”

政府订定此一法案是为了阻止诊所挑选性别执行堕胎手术，然而直到二〇〇六年，法案通过的十一年后才迎来首次有罪判决──该名医生被判处两年徒刑。“我们最主要的焦虑在于现行政策无法发挥作用。”在德里执业，致力对抗性别选择堕胎的妇产科医生普尼特·贝迪（Puneet Bedi）如此说道。

他认为问题出在医生受到金钱利诱，而女人受到家族与社会压力的胁迫，因此关起门来事情依然持续发生；医务人员无意涉入他人的家事，卫生局的随机视察也鲜少执行──这些状况都极为稀松平常。

另外，堕胎也造成了其他社会问题，并为乔蒂·辛格事件提供另一面向的解释。印度的某些地区女性变得非常稀少，却有大量失业未婚的男人，显然这就是强暴事件不断增加的原因。安瑞塔·古哈表明：“女人被男人视为弱势族群，当他们发现女人正在减少，自己结婚的可能性因而降低之时，轮奸事件必然增多。”印度北部有句俗谚说道：“女人之主是男人，男人之主是生计。”一个没有女人也没有工作的男人等同见弃于社会之外，沮丧与愤怒可能促使他变成危险分子──但只要有钱，就算无法在社群里寻得伴侣，他们也可以用买的。

哈里亚纳邦是印度相对富裕的地区，性别比率却最为失衡，当地每一千名男孩只对应着八百六十四名女孩。哈里亚纳邦境内有个繁荣的农业地区名叫金德县，这里的年轻男人为此感到惶恐。二〇〇九年，领导人帕万·库玛（Pawan Kumar）成立“未婚青年组织”；二〇一四年印度举行大选时，他们打着“新娘换选票”的口号，要求政治人物替他们寻找新娘，以此做为换取选票的保证。国民大会党（Congress Party）的候选人漠视这项要求，“为什么人们在堕掉女胎时不考虑一下新娘的问题？新娘并不是做点安排就能从市场上获得的商品，没有人会接受这种荒谬、不合理的要求。”

对政治人物的期待落空后，哈里亚纳邦的年轻男人联络人口贩子替他们找新娘。“他们被迫要买新娘。”哈亚纳邦的一名村长桑尼尔·加格劳（Sunil Jaglau）说道。“在这一带已经成了一门大生意，处处都有仲介和经纪人。”这些新娘来自印度最为贫困的地区，包括奥里萨邦（Orissa）、阿萨姆邦（Assam）、孟加拉地区（Bengal）以及比哈尔邦（Bihar）；我们听说这些地区有些农夫会因为缴不出肥料费用、负担不起庞大的家族开销或债务而自杀，贩售一、两个女儿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十到十八岁的女孩目前行情价约为五百到一千卢比（六到十二英镑）。

当她们旅行几千英里，横跨印度抵达哈里亚纳邦时，卖出价格提升到四千到三万卢比之间（四十到三百英镑）──非常值得人口贩子费心经营的一门生意。这些不幸的女孩称做“帕罗斯”（paros），她们来到一个语言不通、文化背景不同的地区，当地大家族中的女人不愿意接纳她们，同时因为没有嫁妆或家人，通常不会举办合法的传统婚礼，因此她们的婚姻状态相当暧昧不明。

她们也不准与家乡亲人联络，甚至被交付最辛苦的工作。哈里亚纳邦的村落盛传着各种虐待或比虐待更加严重的谣言，例如，他们说有个女人因为拒绝与主人的兄弟上床而被斩首。

据闻生活在哈里亚纳邦各村庄中的“帕罗斯”有上万之多。一名地方行政首长表示，他们只要获悉有女孩遭受不当对待的消息就会立刻展开行动，同时也持续加强反堕胎的宣导。“我们正努力教育大众以及解决性别失衡的问题，我们希望让大家好好珍惜、爱护社群内的所有女孩。”哈里亚纳邦的主要街道现在挂满“救救我们的女孩”的旗帜，至少已经取代了过去由堕胎诊所插上的那些“现在付钱，以后省钱”的旗子。

印度在一九六一年即立法禁止嫁妆制度，但正如其他诸多设计来保护女性的法律一样，此禁令几乎为人民所忽视。传统上，印度乡村地区的嫁妆必须包含衣物、珠宝、适量的金钱以及一小块地产；而在现代消费取向的印度社会中，女方必须满足新郎更多野心──彩色电视机、音响系统、厨房设备、机车以及汽车。

此制度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女孩的父亲因为嫁妆而破产。在绝望之下他们只得请求分期付款，时而要到婚礼结束好一段时间才能付清嫁妆。在这个制度下，只要嫁妆没能准时送达，新娘就会遭到夫家的人毒打、监禁在家，或者杀害。印度国家犯罪纪录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二〇一二年共发生八千两百三十三起嫁妆谋杀的死亡案例。最常见的方法是“焚妻”，夫家成员会让女方穿上易燃的尼龙纱丽，而此“意外”必然发生在厨房。印度医院的女性烧伤病房总是充斥着这些被医生称为“厨房谋杀”的受害者。一九八〇年代，政府警觉到因此类骇人谋杀而死的受害者不断增多，因而修订嫁妆法：新婚七年以内发生的所有烧伤致死案件都被判定为嫁妆谋杀。

法律确实摆在那里，但印度法庭对受虐女性毫无同理心的恶名众所皆知。

二〇一四年，一名最高法院的法官宣称嫁妆法被“心怀不满的妻子当作武器。她们轻松地利用此条法规让丈夫与亲戚遭到逮补。”近来，警察受命以更严格的标准调查类似案件，女人的处境因此更加严峻，直到垂死于病床之前，可能没人会在意她们。二〇一二年，印度有近二十万名涉及嫁妆谋杀的嫌疑犯遭到逮捕，只有一五％被定罪。

在印度，平均每小时就有一名女性死于“嫁妆谋杀”，每十二秒就有一名女婴因堕胎而死。在这个自夸为全世界第十富有的国家，谋杀女人的事件已经泛滥到相当严重的程度。G20 国际高峰会──印度也是成员国──宣布印度是地球上女人最不幸的诞生之地，甚至比沙乌地阿拉伯还糟。几年之前，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也表示印度是女孩最危险的出生地，女孩在五岁之前的死亡率几乎是男孩的两倍。

跟其他许多的国家一样，保护女孩并非印度的第一要务。他们花费六十亿英镑将太空船送入火星轨道，女孩却身处危机重重的环境而且无法接受教育。专门纪录女性受害事件的 NGO 营运者薛米儿·帕汀杰瑞迪（Shemeer Padinzjharedil）表示：“一个女人能存活在印度就是奇迹。出生之前，因为家人盼望的是儿子，她必须承受被堕胎的风险。

童年的她则必须面对虐待、强暴和童婚，既便结婚之后，她仍可能因嫁妆而死。即便这些事都熬过来了，身为一名寡妇的她会遭受歧视，而且无法获得家产的继承权。”印度首席女性小说家安妮塔·德萨伊（Anita Desai）因为撰写印度女性孤苦无依、无力掌握自我人生的故事而受到批评。

“但我所做的，”她说，“与每位作家试图完成的事都一样，寻求真理，写出事实。”在她的小说作品《城市之声》（Voices in the City）中，出身加尔各答的主角莫妮莎如此说道：我想起几个世代以来的孟加拉女人，她们栖身于装有铁杆的窗口之后，半暗的小室之中，花上数个世纪洗涤衣物、揉捏面团，在覆满烟垢的微灯下喃喃地念起《薄伽梵歌》。

她们花费生命等待空无，等待傲娇自私的男人的冷漠、饥饿，以及对于她们的诸多要求与批判。

等待死亡，在误解之中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