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导读《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细看美棠与饶平如的情意,当我们被想念包围,你会发现海并不深,怀念一人比海还深。

认识美棠那一年,饶平如二十六岁,从黄埔军校毕业,在一百军六十三师一八八团迫击炮连二排,打湘西雪峰山外围战,差点丢了性命。身边战友被打中肚腹,肠子流了出来,惨叫之声让他“多年无法忘记”。他被枪弹压得趴在山坡上,手紧紧抓着草茎,抬眼看青山之巅,深蓝天上,白云滚滚而过。

“这就是葬身之地了,也好。”他说,“那时候一个人,不怕,不知道怕,男孩子的心是粗的。” 

战争结束,一九四六年夏天,饶平如的父亲来了一封信,希望他藉着假期回家订亲。

“父亲即带我前往临川周家岭 3 号毛思翔伯父家⋯⋯我们两家是世交。走至第三进厅堂时,我忽见左面正房的窗门正开着,有个年约二十面容娇好的女子正在揽镜自照,涂抹口红—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美棠的印象。”  

“觉得美吗?”我问。
“那时觉得女孩子都是好看的。”老先生老实说。

两个人也没讲什么话,父亲走过去把戒指戴在姑娘手指上,人生大事就这么定了。两个青年都觉得好笑,笑之余,去她房间坐,妹妹们绕着床玩,美棠拿张报纸卷筒,唱歌,还拿相册给他看。

他觉得她大概是喜欢自己的,从相册中抽了几张带走。

回军营路上,他穿军装站在船头,看滚滚长江上的波光,觉得自己的命从此轻慢不得,因为命里多了一个人。

他最喜欢美棠的一张照片,石榴花底下少女鲜明的脸,卷发尖脸细弯眉,放大贴在军营墙上,还把照片分赠给战友—我简直不能明白男生这种心理,问他,他承认“还是有几分得意的”。之前邻居有十四五岁的少女常来,有日,看到照片,问:“你女朋友?”脸色一黯,后来再没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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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之后开始,他不想打,请假回家成婚。

  
图片来源|《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

八十岁时,美棠去世,他今年九十岁,画十几本画册,叫做《我俩的故事》。  

把石榴花下的黑白照片重新冲洗,涂一点唇红,底下写“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一笔一笔,从她童年画起,幼年时如何在课室里羡慕小丫鬟在外打秋千,如何与好朋友卷发旗袍去舞场跳舞⋯⋯都按她当年所讲画来。两人婚礼的照片在文革中烧了,他靠记忆,把当时的建筑、场景、人都画进去。画的时候并没什么用意,只是觉得全景的角度可以把大家都画进去,一个不少。

看的人不免觉得,这个角度像是对两个人的背影隔了岁月的凝视。


图片来源|《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

婚后时局动荡,饶平如带着美棠,在贵州当雇员,为了躲劫匪,将首饰藏在车轮子里头。又在南昌经商,他画下那个年代里的细节,写“开面店生意不佳、上夜校学会计、面试粮食局、投简历给测量队、卖干辣椒搞不清楚秤—美棠嘲笑我根本不像个生意人,我自思也的确如此,至今还未弄明白盘秤要扣除盘重是怎么一回事。”

居然这一段回忆最快乐,他画年轻人无事打“梭哈”—我根本不知这是什么纸牌法,他兴味地向我解释半天,我也不解。只看他画五人,座位都标得清楚,还像小孩子一样标上每个人的身份“老吴”、“定姐”⋯⋯还有“平如”和“美棠”在板凳上紧靠着,相视而笑。

两夫妇住的房子只是一个亭子加了四面板改成的房间。“那个时候真的不觉得苦,好玩,为什么?一到那个下雨,狂风大作,那窗劈里啪啦地响,又打雷,风呼呼吹,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诗意,水泥房子领略不到这种山间的野趣。”

“中国人爱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你为什么觉得有诗意?”我问。“我想跟那个心境有关系。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域,什么人生,有些诗意的人,他看什么都是有诗意的。”

到了一九四九年,饶平如本来要随众去台湾,又想“岳父把他女儿嫁给我,是希望总要有个依靠,我要是走就不负责任。”于是留下来,觉得总有地方容得下寒素的家庭。

一九五八年,他被劳动教养。没人告诉他原委,也没有手续,他被直接从单位带走。单位找上他妻子:“这个人你要画清界线。”

关口上,美棠说的话透出一股脆利劲儿:“他要是搞什么婚外情,我就马上跟他离婚,但是我现在看他第一不是汉奸卖国贼,第二不是贪污腐败,第三不是偷拿卡要,我知道这个人是怎么一个人,我怎么能跟他离婚。”

饶平如去了安徽一个厂子劳动改造,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每年只能回来一次,二十二年,一直如此。

他干的活是独轮车运土修坝。两三百斤的土,拉车还可以两个人一起,轻松些,但他选推车,为的是一个人自由,可以把英语单字放在衣服里,一边默背,知道没什么用,只是不愿意生命都消磨过去了。

这二十多年里,夫妻二人,他写给美棠的信件都没有被保留,美棠写的信他大多留着,全贴在画册里。美棠的来信里几乎没有情感的字样,都是艰辛的生活:怎么搞点吃的,怎么让他弄点鸡蛋回来,怎么让孩子应征工作,怎么能够给他们找一个物件⋯⋯他依日期贴好,信件有日久残缺的地方,他用笔填补好。

十几本画册沉又大,放在桌上,都不好平摊开来。我就趴在床上看,一边摘些字句,看到有的地方失笑—美棠是个小暴脾气,信里有时写“我很气你,我很生气,我越写越气”,笔一扔,后边不写了,要过一两个月才又有新的信。

“你看了是什么感觉?”我问饶先生。
“我同情她。”
我没想到:“同情?”
“她平时对我很好,她说这样的话,一定是心里受了很大的刺激。”

他常念及一个女人带几个孩子,工资不够,需要背二十斤一包的水泥挣点钱,从孩子口中省下糖块寄半包给丈夫,他拿手绢包着放枕头下,吃半个月吃完。

她过世后,他现在每每经过上海自然博物馆,都停下脚步,“这个台阶里面,我不知道哪一块是她抬的水泥,但是我知道,她为了孩子,为了生活,她背啊,她的腰、肾脏受损了,恐怕也就是这样引起的。”每到过年前,他在安徽买了鸡蛋、花生、黄豆、油,一层层,用锯末隔好,租个扁担,拿棉袄垫着肩膀,坐火车挑回上海,就等妻与子开门时这一下热腾腾的欢喜,“一晚上这些小孩子可以吃掉差不多一麻袋。”

我问:“中间二十年,相隔两地,没有怕过感情上出问题吗?”

“想都没想过。那首歌里唱的,白石为凭,日月为证,我心照相许,今后天涯愿长相依,爱心永不移。这个诗说得很好,天涯,这个爱心是永远不能够移的。”这是美棠最喜欢的《魂断蓝桥》里的歌词。青年时代没有那么重的忧烦时,家中如有客,她让他吹口琴,自己唱和。现在她不在了,他九十岁才学弹钢琴,为的就是常常弹这首曲子,是一个缅怀。

“你什么也不会做!”——这是美棠一生对他讲得最多的话,“不管做什么,都被说‘你什么都不会做’,比如炒菜炒得不好,抽屉没有关上,给孙女买的书是错误的等等。”

他嘻嘻笑。

有时子女也觉得母亲苛刻了些,老先生赶紧摆摆手,意思是“人家教育自己老公,跟你们什么相干”。

他说:“她其实一直在埋怨我,一直在笑我。但这个笑当中,不是讥笑,也不是讽刺,就是好像好玩儿:你看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有的男人可能会觉得,这会不会对自己太挑剔了,觉得面子挂不住。”我说。

“根本没这个事儿。什么面子?没有。”

几个年轻姑娘在现场听采访,听到这里都笑了。饶先生也笑,说他小时候,母亲觉得他傻乎乎的,他辩解“我看着傻,心里不傻”,母亲笑,又讲给父亲听,边讲边乐,小孩子也跟着高兴。

这么些年,妻子买菜他都跟着,怕她拎着重。“我拿着篮子,跟在后边培训培训,她教教,带徒弟,‘这个菜怎么样,那个菜怎么样’。我说:‘妳不买妳问他(老板)干什么?’她说:‘你傻,多问几个地方,心里有数,再去买不是有比较了嘛。’她就嫌我脑子太简单。东挑西挑。”

“一般男人都会说‘我不去了,你去买’吧?”
“我从来不欺骗她。我对她不讲什么谎话。”
“你也不发火吗?”

“不不,我从来没发过火。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男的也五六十岁了,跟老伴儿吵架了,这个男的说他老婆如何如何不好。她没你文化高,她智力不如你,你的逻辑好,你会分析,她不会分析,她讲不出理由。但是她对你好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你有理,可是你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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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人生总有起伏,有钱了,但可能会没钱,今年他升官了,明年他可能倒楣了,这都不是人生的价值,人应该“不改初衷”。

“有人觉得这个初衷只是你们父母之间的一个约定?”

“那是一个引子,后来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这是最宝贵,人生当中一个最真切的东西。”他说。

一九九二年,美棠肾病加重,饶平如当时还在政协工作,推掉了所有工作,全心照顾妻子。从那以后,他都是五点起床,给她梳头、洗脸、烧饭、做腹部透析,每天四次,消毒、口罩、接管、接倒腹水,还要打胰岛素、做记录。他不放心别人帮。

“您心里有烦躁的时候吗?”
“没有,没有,这个一点都没有,这个是我的希望。”

后来,美棠在病痛中渐渐不再配合,不时动手拔身上的管子。她耳朵不好,看字也不清楚了,他就画画劝她不要拉管子,但画也不管用,只能晚上不睡,一整夜看着她,但毕竟岁数大了,不能每天如此,还是只能绑住她的手。

“她叫‘别绑我’,我听到很难过,怎么办⋯⋯很痛苦。”

美棠犯糊涂越来越严重,有一天称丈夫将自己的孙女藏了起来,不让她见。饶老先生怎么说她都不信,他已经八十多岁,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她看着他哭,像看不见一样。

他说:“唉,不得了,恐怕是不行了。像杨绛写的这句话,‘我们一生坎坷,到了暮年才有一个安定的居所,但是老病相催,我们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

饶先生的孙女说奶奶从那以后很少清醒,“所有人都只当她是说胡话的时候,只有爷爷还一直拿她的话当真。她从来就是挑剔品质的人,她要什么,爷爷还是会骑很远的车去买哪个牌子的糕点哪个店铺的熟食。等他买了回来,她早就忘记自己说过什么,也不会想要吃了。劝不听的。奶奶说她那件并不存在的黑底红花的衣裳到哪里去了,爷爷会荒谬地说要去找裁缝做一件”。

  
图片来源|《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

孙女写道:“想不到老爷子神经那么脆弱,亏他是当过兵放过炮的。恩爱夫妻有很多,但是那些事情在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晚辈都在制止,觉得做了也是徒增自己的伤心,不知道他是特别天真还是特别勇敢。”

我问饶老先生:“晚辈劝你,说做这些事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这样做,我心就不安,理就不得,就这么一句话,明知其不可而为之。做了,我心里没有什么愧疚,不做,倒是一个永远的谴责,那一辈子,就不会好过的,我会拷问自己,人生当中,你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

我听到这儿,有所触动,心里一塌,几乎失去再继续问下去的勇气。

白居易写‘相思始觉海非深’⋯⋯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海并不深,怀念一个人比海还要深。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九号下午,她去世,四点二十三分,我一进去,远远地看见她睡在床上,她已经⋯⋯她的生命已经没有力量了,已经耗尽了,她理智还有一点。她看见我,流了一滴泪,只有这一点力气,看见我了,但是她讲不出,她不能动,她的生命就剩这么一点点。”

“您当时说什么了吗?”

“没有说什么,她已经不能讲话,我摸摸她的手,还有一点点温。后来我意识到真的是冰凉了,我就拿剪刀把她的一缕头发剪下来,用红丝线扎一扎,放在家里⋯⋯这是她唯一剩下的东西,那就作个纪念。一个戒指,很小的戒指,她平常戴的。我平常不戴,我今天戴着来了。”

他小指上戴着细细一圈的金戒指。当年父亲赠给新人的那个,因为后来家境贫寒,美棠已经变卖了,晚年他买了另一只送妻子。

“这是她的戒指。我说我到北京来,我都带着她来,让她也来,让她也来经历一番。我不离开手的这个戒指,我今天带来了⋯⋯”采访的灯,罩了层柔光纸,打在老先生脸上。老人穿着白衬衣,外面是深色格子外衣。

白发细密如缕,戒指一点微微的金光,四周都是黑暗。

“⋯⋯反正是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今天戴来了,让她也看看。我的故事,就是这一段。人人都要经过这一番风雨,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白居易写‘相思始觉海非深’⋯⋯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海并不深,怀念一个人比海还要深。”

美棠去世后有半年的时间,他无以排遣,每日睡前醒后,都是难过,只好去他俩曾经去过的地方、结婚的地方,到处坐坐看看,聊以安慰。她的骨灰就放在他卧室里,要等到他离世后,两人再一起安葬。

“我不愿意把她单独摆下去。把她放在房间里,没有离开过。我每天早上晚上,上一炷香,祝愿她,天上也好,地上也好,反正是⋯⋯那种安息。”

他决定画下他俩的故事,觉得死是没有办法的事,画下来的时候,人还能存在。他没学过画,这本画册里不少画是他喜爱丰子恺,临摹来的。他喜爱苏轼、林语堂、杨绛、章诒和的句子,就抄下来。谁的印刻得好,自己也学着刻一方印上。诗、口琴、画,老人说,都是少年时代受惠于母亲和学校的那一点记忆,描摹仿写,也许谈不上技艺,是情动于中,无可奈何而已。

他说:“古人有一种说法,‘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情重的人头发容易白,所以我头发白了这么多。”

“您已经九十岁了。难道这么长时间,没有把这个东西磨平了,磨淡了?”

“磨平?怎么讲能磨得平呢?爱这个世界可以是很久的,这个是永远的事情。”

他现在与一只普通家猫一起生活。猫陪伴他与美棠十年,因为肝中毒被宠物医院诊断没救了,他花了四千多块钱,在家吊针救活了。猫爱出去玩,他在阳台门上贴“don't be out”;写字台下面压着他写给自己的提醒,一个字,“慢”。每年春节他自制春联,孙女说看到每个门洞都没有漏贴一个小小的“春”字,觉得有点可爱,“让人感觉他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东西从来不曾被日常生活磨蚀掉,好像现实再不济也未敢玩世不恭。”

我问他:“家人觉得你怎么能够一直这么特别天真?”

他说:“外国有这么一句话,《圣经》里有,说只有儿童的心才会上天堂。”

“你原来是一个当过兵、经历过炮火的人,人们可能说你怎么会这么脆弱?”

“善与恶之间,我有一个判断力,我要坚持做善的,我不做恶的,我有这个坚强的信心。我是这样想,一个人要有力控制自己,你可以不危害于人,你可以有这个力量,这不是他的心脆弱,这是他道义的坚强。”

采访中有段话,没有编辑进片子里,但我一直记得。饶先生说上个月有天在院中看到一个二十公分长的黑色的东西,是有人丢的骨头,几百只蚂蚁围住啃。他说:“像我从前,扫掉倒了就算了,这次觉得,我的力量比它大,我要扫就扫,不扫就不扫,它对我也没妨碍,何必?我不去动它,我进屋,不动它。”

我当时听,不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

“第二天,我再到院子一看,这个骨头变成白色的了。原来蚂蚁把它外面的这些肉隙都吃得干干净净,就剩下骨头,蚂蚁也没有了,这个是我想不到的。”

我问他:“这给你一个什么感受?”

“它是生命,我也是生命。为什么我有能力,我有权,我要它死?我一踩,它就死了,但又何必呢?它对我没有影响。它也是生命,它也要生活。”这个采访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我记得这些话,但没细想过,有天看书看到黄永玉说,“美比好看好,但好,比美好”。

我看到这儿,想起那根赤白干净的骨头,这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