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诗人崔舜华：没有光的地方

洁白衣裙的崔舜华在镜头前自在的摆放身体，这不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却仍不可抗拒，吸引着我和一旁编辑的视线。与其说是肢体的放松，她所释放的是一种整体的魅力，气与神、人与魂，与她的诗一样浓烈，却不带一丝浑浊。

从 2013 第一本诗集《波丽露》、14 年《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废墟》到去年才出版的《婀薄神》，她的诗总带着一种不透明的质地，即使书写着爱情、神性种种光明轻巧的主题，都仍蕴藏着直指世间丑恶或是暴烈的力量，读之心颤。探问诗人，她的回答直揭核心：“在这世界上，对某些人来说生存就是一场永无止尽的战争。每天每天的生活都是非常艰难，你必须不断和自己战斗、拉锯。”我相信比起散文与小说，诗更是生活与人的全息投影，即使是我们年少时，在国文课本中读过那般抒情唯美的现代诗，也始终是经浓缩后还原的真切面貌。而崔舜华择他路而行，她背弃更适宜女诗人生长的抒情传统路线，写出一路所见的废墟风景。

生活是凌晨孤身，一颗牙疼着

“但我能理解为什么人们总会喜欢温柔抒情的诗，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太多的伤害，如果你还一直去踩踏伤害的核心，去重启伤害时刻的话，日子真的会更加难过。于是，如果有人能够疗愈你，有人能够用非常简单的话代你说出你内心的希望与祈求，像是‘变成更好的人’、‘希望这世界变成更好的样子’，你确实会被那个部分吸引，就像是某种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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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生活比为一个充满着冰风暴、时有海啸的世界，在她的诗中也不难瞥见这末日一般的景象，但先别急着说诗人悲观，生命本就不只一解。

费兹杰罗早早就告诉了我们：“所有生命都是一个崩溃的过程。”这是一个众声喧哗，而众生都能说话的年代。面对我所读到的暴烈核心，崔舜华说：“所谓的暴烈、暴力，对我来说是一种情绪的暴烈。我觉得即使没有什么坏事发生，‘活着’就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所以每天都得面对情绪的冰风暴，去对抗不被它袭卷、掩没，就像站在一个非常靠近海啸的边界上，你不知道海啸何时会把你吞没。”

正如她在《婀薄神》里写道的：“没有甚么比现在的幸福／更加不幸了／遭遇宠爱，或旋即分开／生活是凌晨孤身／一颗牙疼着。”

若温柔是一条路径，那么暴烈就是另一条不绕弯回避的直路，笔直穿越所有障碍与缱绻安慰，抵达的却是同一个终点，以崔舜华的话来说，终点即“圣殿”。“如果说，诗里面抒情传统那块是用良善的语言，让这世界更趋近于自己盼望的样子。那我会比较希望我自己的东西能够透过某种翻转、颠覆，去接近我所信仰的，就是我们为何从事纯文学这件事的核心，我们有很多路径可以抵达我们想去的地方，但我们可能都只能选择其中一道门、一道阶梯，去抵达我们心中的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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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高风险的职业，无论你想与不想，有一天都得与曾经的生命缺口、伤害直球对决，因为伤害，往往是开始写作的动机。崔舜华更把写诗比为“降灵”的过程，当她回头检视创作的最初，浮现的第一组名字是“夏宇”，夏宇的诗、张爱玲的文，好像成了我们这一代不可回避的山头，祖师奶奶与通灵女子，她这样说起夏宇：“我觉得现在现代诗的写作者，绝大部分都是夏宇的遗绪、夏宇的后裔，受她的华丽词藻、非常意识流的独白、马戏团式的意象堆砌深深影响，所以在一开始，我认为降灵写作好像才是现代诗的生产方式。”直到后来，崔舜华才从其他的方法论和尝试中，脱灵而出。若夏宇的诗是神灵穿行的场域，那么崔舜华的诗是没有神的所在，俗世恶境里，人味杂陈。

诗人与作家，其实蛮没用的

在诗人的身份之外，崔舜华也有过许多其他头衔，编辑、记者、研究生、人妻⋯⋯大多时候，都必须维持着不同形式的文字产出。如果文字能区分为幕前幕后，那么她都一一走过。我们一起游戏般的细数，具备这双重身分的作家名单，从 50 年代开始，副刊传统的痖弦、高信疆、杨泽、陈义芝、孙梓评、王盛弘、宇文正，华丽的全明星赛般，他们都高能的像是能以右手写文、左手编辑。

但崔舜华说她待的杂志系统，就没有那么稳定了。“杂志、出版社因为流动率太高，很难形成这样的传统。写作者更常会面临自己心中的矛盾，因为编辑始终是服务业，可是写作是一条生产线，你要怎么很好的去服务别人，同时也不放弃为自己生产这件事。”她回顾为杂志编辑的两年半里，努力的把自己稳定在某个位置、或两个位置，当这两个位置是冲突矛盾时，极其困难。于是。“我在当编辑时，真的很难写自己的东西，因为等于你在为别人的文字服务，你自己的那部分就要盘让出来给作者。”

但回顾那段像是与文学史共同生活的编辑时光，仍有无数光点留下，某一次的“现代文学专辑”里，她与尉天聪、白先勇相对，她回忆：“如果我的黄金时代是在政大念书那段时间，那么尉老就位居我最核心的记忆点，我非常希望能多听他说话，当台湾现代文学的大老纷纷离开，我们所剩不多。”总要留下什么，我想作为编辑的她是这样期许的。“要像留声机一样，替他们录下他们想留下的话，从时代观到文学价值，我希望那期的杂志将变成某种史料，当日后喜欢台湾文学的人，翻开这期的一些文章，能对做研究的人有所帮助，这是我的希望。”文字作为一种载体，可以柔软至底，也可以坚硬如铁，我看到编辑与诗人间的崔舜华，有不同身影幢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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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锋一转，崔舜华回到写作者的本体：“我觉得诗人还是作家，其实蛮没用的，像寄生虫一样依赖在文字、文化产业，去生存攀附。”话声铿铿，我心内有小人捣鼓似的点头。她接着回忆另一种写作的经验，回到 2008 前后：“我在写硕论时，同时写了《波丽露》，它成为我第一本出版的诗集。写论文，是不一样的思考回路，非常方法论，你必须要每天生产两三千字。我写论文的过程其实蛮顺利的，而且我喜欢自己每天有产出的感觉，不会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不会觉得自己跟这世界毫无关联，好像还有一点用处。”离开学院后的崔舜华，后来也曾想过再回去，我问她，“回去”，或是说“留在学院”是为了什么？

她的目光有些迟疑，手指轻微敲击桌面，隐隐露出一种持菸的姿态，维持着这姿势的她接着说：“学院里有很多出彩的人，香港的董启章和他太太或谭以诺，都在学院待得很好，他们懂得于安定后冲刺自己的创作，我认识的香港人都很会资源整合这件事。但我们这一代的台湾创作者，如果想要跨足学院和非学院，却常会落得疲于奔命。”当许多人知晓她想回去学院的时候，却都告诉她：“若妳能写作的话，就不要去那么疲惫的地方。”

若能写作、为了写作⋯⋯“写作”二字，不知何时如紧箍咒般挥之不去，于是多少年轻诗人、作家，为了写作低身、为了写作筹谋，为了写下去，即使无从得知将要花上多少力气，即使得孤身前去奇幻未知之境，仍一往无前。

“可是，一旦走入了漂亮的学院拱门，就好像你势必要放弃掉原来的身份、原来喜欢的事物，才能勉强走进去。路会越走越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能否在业界待的稳，我们这一代宿命中的流浪成分都很重，于是我们总在不安心与焦虑。即使你出过一本、两本书，也不代表就有下一本。”也许诗人与作家，真如她所说的无用，但这无用背面，所有的攀附与疲惫，都是一场以物易物的过程，只为若我付出真心，而你予我写作。

“可能，我们写作者以后也不会有稳定的家庭、稳定的住址，这件事情想起来实在累人，所以就不如不去想了。”这一个回合，崔舜华决定淡然笑答。

我不想做第二流的人

回顾创作轨迹，崔舜华以“搬家”来形容她一路发表寄居的平台转移史，从批兔个版、无名、扑浪到新闻台，她认为：“这就像是一种搬家的感觉，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每次都要很努力地带走很多东西，但每次都有一些东西在你不注意时候丢失掉了，这是没办法的事。”而她也确实是搬家的老手，政大毕业后，她搬家了数次，她回忆：“我其实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地方住超过两年，目前在中和住到第三年。这是我觉得比较舒服的区域，那些弯弯曲曲的街道、毫无道理的红绿灯、乱窜的机车、横越马路的行人，跳接的路名牌号，很混乱，但是亲切，混乱也给我一种保护色。”相对于大安区、中正区或是东区，干净明亮的所在总令她感觉无所遁形。

我却不明白，她想隐匿哪部分的自己。回想访谈中，谈到关于身体、打扮，她最在意哪点时？她的回答是“手”。“我觉得自己的手不够好看，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它，所以我都会涂指甲油，虽然我也很讨厌它斑驳的样子。”就像她的诗里，也偶尔会有诗人不在场之处，就像被覆盖了一层甲油，隐身于文字之后。

但反观她近两年才开始创作的散文，却是相对的诚实贴身。她自述对于写作散文的方法，摸索了很久，即使许多人认为散文与诗是最靠近的文体，但用另一种型式创作，还是得找出另一种全新的口吻。写散文的崔舜华，是这样的：“我去学某几个特定的作家，关于童年回忆我参考萧红、而自己的近代生活史则看张爱玲，这刚好是两种女性散文书写的典型，萧红的文字非常质朴，情绪却很饱满。张爱玲的词藻世故华丽，但内在的情绪却是非常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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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语言是像营养一样会流失的，你必须不断补充。”访谈中，她随意丢出的话，我却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许正是如此，崔舜华才会说出在三本诗集后，写诗开始有些瓶颈，于是想用其他的东西穿过它。但为何不是小说呢？她认为小说家那颗需要强大耐性的异质之心，她暂时没有，而读者只需要第一流的作品，况且，她也不想要当二流的人。

从写诗到散文，我认为她依然走在一条搬家的路上。那些经得起恒长书写的事物，就像会被优先挑选打包的行李，而文字的搬运过程是一种丢弃与更新。访谈间，听她提起了二月即将到来的另一次搬家，生活果然是一场接一场的战斗。看着面前从红伟特抽到骆驼，菸不浓不欢的女诗人，像是望进一片废墟，却是极美。

我想起，许多年前初读到她的诗集《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废墟》，里头的几段诗句：

让心凝结琥珀，你是我睡前睫梢蒸散的露烟。
……
无数飘雨的冬日清晨，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废墟。

黏稠但是柔软。当我说起她的诗如在无神之境，那是因为人间烟火才更深刻。当我说起读她的文字如人在废墟，那是因为在一片无光之境里，你才能看到世间最微弱却也最明亮的，诗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