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投书迷人来稿，从中国红黄蓝幼稚园事件细看中国社会阶层里的“低端人口”，他们维系着城市的运作，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下，社会与人民该如何共荣？
文｜蔡博艺
北京发生的两起事件让中产和底层一起幻灭，5000人民币一个月的幼儿园“红黄蓝”爆出丑闻长期对园中的儿童喂药、扎针、猥亵、性侵，而这家在美国上市不到两个月的教育品牌，在中国境内共有 1300 多家加盟分校，主打双语、国际化、高品质学龄前教育的幼儿园，也是中国境内最庞大、且首家海外 IPO 的幼教服务商，目前市值将近 8 亿美金。
中国的中产阶级们努力的工作，赚钱，往上爬，以钱为护身符，避免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就像是在天津大爆炸时，房屋被震坏的业主们，此次“红黄蓝”事件中的受害家庭，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享受经济发展的同时追求的是更好的生活，更具体的说，是更好的物质生活。赚钱消费赚钱消费赚钱消费⋯⋯而社会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倒退则不在他们眼中，或者选择看不见，彷佛只要有了钱，就可以避免成为被牺牲的那一个。物质上的丰余让中国的中产家庭以为自己和欧美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只是过一条马路而已。然而当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中产阶级们根本无力回击，真的印证了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而他们遇到的是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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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比中产们更有韧性和忍耐力的是被称为“低端人口”的非京籍打工者，这些从事劳力工作的人们撑起了这个城市的发展。一砖一瓦，一饭一酒，快递外卖，都是经过他们的手，维持着这个庞大都市的运转。
蜗居在城中村和城市边界的他们小心的计算着生活成本，在这个城市里努力的活下去。而这个冬天异常的寒流，一场大火，一纸禁令，像是水到渠成，天赐良机，为了安全，为了城市的发展，呼应限制北京人口增加的政策，这些在北京打拼数年的人们被迫搬离好不容易找到的住处，一夜之间被扫出了这个城市，流离失所。 看到两个朋友的对话，A说“北京把他们赶走了来粉饰太平”B 则说“根本没在粉饰的”是的，一切都是这样赤裸裸的。
以前用政策手段软硬兼施的赶走外地人，凑不齐“五证”（“五证”包括家长的“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的户口簿、在京暂住证、和家长的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孩子不能在北京上学。现在则大剌剌的把人们赶出城市，中国的老百姓们韧性之强世界少有，他们咬着牙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收拾家当，四散离开。而原本就单薄的民间社福体系被官方以软硬兼施的方式禁止为这些人们提供帮助，社会最后可能接住这些弱势族群的网也被收了起来，人们连自力救济都不被允许。在微博上看到一则 po文“同舟家园：因为一些无法预知的原因，同舟家园暂时不能为面临搬迁的北漂们提供寄存和住宿的地方了，在此向大家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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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我们将争取早日获得相关资质，继续发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继续为大家做更多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服务”在这篇 po 下面有一个人回覆说“以前网上港灿说我们是蝗虫，我拼命去对骂，时到今日真被上面的当作蝗虫。”有人回覆他说“你爱国，好像国并不爱你吧？”
不论是微博还是微信上，上面两则事件的相关内容都被快速删除，再次见证了中国速度的治理。在朋友圈转发的有关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文章下面，一个朋友留言说“很多人只在意自己的快递还能不能收到。”没有了这些“低端人口”支撑社区、城市的运作，那些说着“你不懂北京，支持政府清理”的人，请你们明天开始自己去买外卖，拿包裹，处理自己生产的垃圾，打扫自己居住的社区，自己去接孩子上下学。既然不需要你们所谓的“低端人口”，那你们自己来吧，这些小事应该难不倒高端人口们吧。
暑假去北京，走过被整治“开墙打洞”的方家胡同，墙体上被水泥和砖块封住，原本生气十足的巷弄，“大白天清净的像是闹鬼。”一个擦肩而过的大爷这么说。被封住门窗，被清理整治的店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坚韧的寻求生存。有一家酒吧的入口都被封了，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让顾客进入。晚上开始营业后，顾客需要先爬一条梯子从一个窗口进入一家川菜馆，再爬过墙上的一个洞，再爬过一条梯子进入酒吧。
上海的朋友讲起她的离职同事，立志从事幼教工作，希望给孩子们更好的童年。她印象中的这位同事总是充满正能量，给人温暖的感觉。前段时间他们偶尔聊天，那位前同事请她帮忙留意去新加坡、香港留学的资讯，朋友随口讲了一句“香港生活的太压抑了”，对方回答到“只要站的够高，在哪里都不压抑。”她突然觉得这个曾经温暖的人变得陌生。“爬到哪一个世界才能免于恐惧，免于压抑，免于被抛弃呢？”朋友这样问我，我也想知道答案。
想起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对比现实，真是讽刺到无以复加，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方式是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再把穷的都赶走。美好的都市荣景，只属于一部分人，而这“一部分”也是浮动的，就像是在海上的浮冰一样，不知道何时会被融化和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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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湾正经历着民进党政府和民间的撕裂，劳基法的改恶的趋势引发新一轮的抗争，这一波的抗争直接挑明了劳工对于政府的不满。两年前对于民进党政府的期待已不复存在，曾经获得民间大力支持的人换了位置换了脑袋。 昨天跟一个从事劳力工作的朋友聊天，他说他之前在卖场从事上下货架的工作时，老板跟他说，一天上班 14 小时，第二天上 6 小时，这样两天平均之后算一天 10 小时，他打死不从，并警告老板这样是违法的，“但如果劳基法改了之后，我再没有办法这样保护自己了。”
他是少数懂得在职场保护自己的劳动者了，更不用说更多处于经济和知识弱势的劳工，劳资协商本身就存在权力不对等，如何指望结果对劳工有利？ 同样都是弱势族群权益受到迫害，相比之下台湾真的幸运太多，还有相对完整的 NGO 体系和官方民间的社会福利机构、社运团体撑起一张网一张网，试图接住坠落的人们。努力阻止国家机器对于人民居住权、工作权、休息权等等权利的迫害。然而在彼岸，这些网是不存在的，甚至是官方亲手剪破的，为的是防止“低端人口”们聚集、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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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坠落，我一直记得在万华从事游民服务工作的朋友说的一个故事：她认识的一个街友以前是牙医，执业几年之后患病，无法抑制手抖，他丢了医生的工作，去了一家公司当打字员。但是病情持续加重，导致他最后连打字员的工作也丢了。妻子跟他离婚，每个月为了孩子的赡养费，他四处打零工，为了省钱开始露宿街头。
人们总是觉得倒楣的那个人不会是我，我只要够努力就不会被淘汰，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下，谁能保证自己不会是下一个呢？盛世之下，命如蝼蚁。 敢问如何才能有尊严的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