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性别暴力的路上即便布满荆棘,现代妇女基金会不仅想成为迷惘者的灯塔,更期待从教育领域倡导性别新观念,告诉大家“only YES means YES 没有同意,就是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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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检讨受害者,反正行为人无罪推定

性别暴力尤其棘手。过往大众焦点仍在检讨受害者,是不是你裙子穿太短?是不是你没有拒绝?是不是你太晚出门?老是回到受害者要懂得保护自己的温馨喊话。

二十年前,台湾也如印度,有要性侵受害者嫁给加害者的糟糕解方,“因为这样就没有问题要处理了。”姿莹摇摇头。“为什么我们假设婚姻关系里的性行为就一定合意?”

而且发现了吗,我们发话的对象都是受害者。我们问,你有没有拒绝?你怎么拒绝?是踢他骂他打他,还是怎么坚决说不?很奇怪啊。我们为什么假设一个人若是沈默,就代表他愿意接受各式性行为?

事件讨论里,行为人总是隐身。我们从没问过行为人,你为什么认为对方同意?对方的哪些反应让你觉得你可以这么做?

“自保已经喊了三十年,不是自保没有用,自我保护也有极限。但我们为什么不沟通?每个人都要懂得尊重他人的身体权益”

于是,现代妇女基金会于今年提出 only YES means YES 口号倡议,主张性的同意权,也积极邀请女生参与性行为的讨论,性行为不是你拿我给,也不是只有男生射精就结束,而是双方享受的过程。


​ 现代妇女基金会 公益行销部主任吴姿莹

Yes yes and no 没有谁的性行为是 bingo 到底

性同意权是新概念,有人调侃,那是不是每次做爱都要签同意书?是不是要问“可以爱抚你吗?”体现整体社会对亲密关系的想像单薄。

性行为不是闯关,不要期待性行为是一组是非题,性同意权本来就是连续的过程。“我们要谈的是‘取得同意’的重要性,不要预设对方一定愿意。性同意权,当然不只能用问的,问答只是一种模式,不同情境与不同伴侣,都该去摸索自己的同意模式。”

比方说,点个蜡烛,暗示想要,或安排亲密的暗号,性行为是双方参与,讨论当然也是。

“没有谁的性行为是 bingo 到底,我可能是 yes yes yes and no,因为你弄得我不舒服了,或是我不想要怀孕,我要打住,我要能够拒绝。”

only YES means YES 的根本意义,在于主张双方意识清楚下的积极同意权,主动的一方,要承担更多责任,意识到沈默不等于同意。

我们也要训练主动的一方去询问,去感受意愿,另一方去表达自己要与不要,透过言语,透过肢体,透过暗号。

女生的性语言很少,连说爽都很困难,怎么说被侵害

我们鼓励受害者说出口,事实上连怎么说都是问题。

只要回想生命经验,就会发现,女生的性语言很少。我们很难开口去谈自己的欲望,去谈自己哪里舒服,去谈自己其实不要,谈性有很深耻感。

姿佳举例,她到男校演讲时,问在场男生,今天一个女生跟你说,“我超想跟你做爱”,你觉得怎么样?现场男孩支支吾吾,好 Open 啊,然后有声音说,这女生一定很轻浮、很放荡。

女生说不要,人说妳根本其实是要;女生主动说要,人说你放荡;很多女生连阴茎、阴道、做爱、性交都很难说出口,要怎么去谈性侵害?性对女生来说,多半是关起门来谈的事。

“我们要鼓励女生与自己身体的距离拉近,去探索,去知道自己想要与不想要,以及想要怎么做?”

姿莹分享,先前现代妇女基金会做过性同意权的调查,题目很简单:女生可不可以开口说要?有六成的人说女生不可以说,其中有五成多的男生,七成多的女生,连女生都觉得自己怎么可以讲这种事情?

社会给女性集体规训与制约:我们既无法主动说想要,也不明白怎么拒绝,不舒服了也难以说出口,现在该是时候改变了。

女性常有集体性压抑现象,应从教育下手

数据显示,家暴通报,从过去零星数千,再到去年通报案件是十三万件,逐年成长;相较之下,性侵害案件 20 年如一日,每年举报最多就是一万件,存在许多黑数。

性侵案件里,我们一直检讨受害者,反正行为人无罪推定。举证责任都在受害者,可想而知压力,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受害者不愿意举报,走司法途径。

我们用贞洁教育告诫女性,强调身体的重要,相对来说,身体配套的权益却很少。姿莹举个情境,“今天你有一笔钱被偷被抢,无论你是睡着,或你没有大声说不要,对方都犯罪,警察都会帮你追回来。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性侵议题,你就会发现,我们身体的位阶比钱包还低,总有人纠结你怎么拒绝。”

刑事案件的无罪推定有其道理,但性侵的犯案重点在于违反意愿,那我们是否能去谈一谈“意愿”?我们能否问行为人,怎么去设想对方意愿?为什么认为他同意,进而去看见其中的差异。行为人不应该消失。

姿莹提到了真正的重点,在于尊重受害者意愿。受害者若感觉自己被强迫,那我们要给他相应的资源。看看性侵害通报的黑数,实在没这么多人甘愿“踩上受害者位置”,连说出感觉都很困难了。

追本溯源,男孩经常被鼓励性冒险,女孩则被教育保护自己,对于性观念,有根本差异。姿佳大叫,“等等,在异性恋关系之下,男孩要性冒险的话,也要有人一起冒险啊。”总不能男孩冒险好棒棒,女孩冒险好肮脏。

从教育下手,姿佳主张,对症下药,男女方的版本设计要有差异。经常被暗示冒险的男性,该学习尊重,训练自己的感知能力,对方是要与不要?他如果拒绝我该怎么优雅撒手?

女性常有集体性压抑,则该被鼓励与自己的身体多加对话与摸索,去寻找自己的性语言——我要怎么说要,我要怎么说不要。

舆论之下,人人都可能是加害者

发生在台湾的案例从来不少。姿莹说,最让她痛心的,是 2013 的牙医案。加害者是牙医,用药迷昏被害者,再用按摩器插入,因施力激烈导致棒身断裂于其体内,女方下体大出血。

身体受伤害,加害者更在网路放话,说了许多女孩的性特征,让她很容易被群众辨识。当时法律,仅约束媒体不能披露被害人讯息,尚未规范其他人,舆论如洪水,女生身心受创,走上跳楼自杀一途。

“舆论之下,我们都是加害者。于是 2015 年,我们修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约束任何人不得透过媒体,披露关于被害人的讯息。”

法规通过,要回头检视,去看法律的不足,去更积极地接住曾被漏接的人。“其实我们在做的是一个循环,透过制度更好的修正,避免未来更多受害者的受伤。”

现代妇女基金会这三十年怎么走过的?不够好的就去改,没有共识的就倡议,运动比气长,谁行得远,谁坚持得够久,就可以松动改变,看见版图扩张。

如姿莹与姿佳这样的性别运动者渐渐多了,她们说,倡议过程总有挫折,困难许多,但是如果不怕失败的坚持,真的会看见愿景就在不远将来。

我多麽期待,终有一日,我们能看见,性别暴力消弭、性别正义遍地开花。